前面談到，鄧小平以及胡耀邦、趙紫陽啟動了八十年代經濟体制改革，由于突破了共產意識形態的牢籠，其政治后果是難以避免的。
其實，鄧小平作為文革的受害者，他對中國的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并非毫無認知。事實上，在一九八零年他曾強調過中國走民主法制道路的必要性。
但是，波蘭團結工會事件极大地震撼了中南海，共產党對失去權力的恐懼導致北京在政治上向后退縮。
鄧的兩難在于，他必須用背离共產主義的市場經濟方式才能挽救党，而公開聲稱拋棄共產主義又必定摧毀共產党。因此，非毛化和非共產化只能做，不能說；而且只能在經濟領域做。
有鑒于此，整個八十年代，鄧的方針是所謂“兩個基本點”：「改革開放，四個堅持」，即“經濟放開，政治收緊”。這導致中共“逢雙反左，逢單反右”，左右搖擺，出爾反爾。路向矛盾的方針正如兩匹南轅北轍的奔馬，在撕裂中國的政治結构。
除方針的矛盾外，造成政局左右劇烈振蕩另一原因，是八十年代中共高層權力結构的隱患。即：“名實不符，權責不一”。名義上的最高權力者是胡，實際上最高權力者為鄧，而政治責任卻歸胡、趙擔當。這种結构性困難一旦遇到危机時刻，就會產生結构崩塌的效應。
但是，由經濟改革而釋放出的政治能量卻是當局無法完全駕馭的，它對中共統治的正當性產生了巨大的衝擊，同時也導致官方与民間一張一弛的周期性互動。我們只要瀏覽一下八十年代的政治韻律即可清楚看到這一點。
1978年，鄧小平在党內輿論以及民主牆時期的党外民主思潮的气氛中上台。
1979年，鄧的權力鞏固后，立即逮捕异議人士。
1983年，鄧小平指責中國的理論界文藝界“存在著相當嚴重的混亂，特別是存在著精神污染現象。”他把知識界中流行的人道主義和异化論等作為“精神污染”，從而開展了所謂“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不過這一運動在胡耀邦干預下，只持續了28天就夭折了。
1984年，“清污”結束后，中國出現了一段政治上相對活躍的時期，在中國作家協會代表會議上胡啟立提出“創作自由”。
1986年，重新發表鄧在八零年有關政治改革的講話，頑固派鄧力群失去中宣部長職位，新任中宣部長朱厚澤提出“寬松、寬容、寬厚”的三寬政策。年底，從安徽合肥、上海到北京，爆發了學生運動。
1987年，中共党內的左翼頑固派借處理學運之机發動“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點名批判方勵之、劉賓雁和王若望三位知識分子，組織處理了蘇紹智、王若水，并把矛頭指向了党內開明派領袖胡耀邦，攻擊改革“新政”，鄧亦隱感胡“功高震主”，因此也就順水推舟，放開閘門，胡(為鄧路線的后果)承擔責任黯然下台。
1988年，趙紫陽通過中共十三大扭轉了“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方向后，中國出現1949年以來最為活躍自由的社會气氛。
1989年，胡耀邦去世，學運爆發，中共“六四”屠城，政治高壓緊隨其后(見59講)。
由此可見，跌宕起伏的波瀾，是中國政治在八十年代的基本景觀。
－－原載《自由亞洲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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