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后，托洛茨基有一次針對布爾什維克党內粗話連篇的現象說：“你常常遇到這樣的人：他是既正直又忠誠的共產党人，但婦女在他的眼中至多不過是‘一幫臭娘儿們’（多麼可怕的字眼！）。有時，一個杰出的布爾什維克會突然吐出一串使得你簡直無法再呆在那個屋子里的臟話。”
這种滿口粗話的革命家在代表最先進的生產力和最高尚的人類道德的無產階級先鋒隊中是如此普遍，使得托洛茨基覺得有必要去挖掘一下深刻的歷史根源。他說：“罵粗話是從奴隸制和壓迫制度那里繼承下來的，它是對人的尊嚴的蔑視……我們要請教語文學家、語言學家和民俗研究家，是否世界上其他國家也有如此丰富、如此赤裸而肮臟的、令人作嘔的粗話資源？就我所知，到現在為止，沒有－－或几乎沒有－－任何國家可以和我們相比。當俄國人罵粗話時，從最下層的到最上層的階級，所表達的其實是一种被壓抑的絕望和痛苦，而最主要的是一种無望的被奴役的感覺。但是同樣的粗話，當它們是從高貴者傾泄向低賤者的時候，例如，出自一個貴族或警察局長的嘴，那就是階級优越感和奴隸主尊嚴的体現，象征著成為這個社會基礎的那些東西。”
那麼為什麼這种剝削制度的精神產物會在据說和“舊的一切徹底決裂”的共產党人中間如此普遍呢？托洛茨基的解釋是“人類意識的不同領域并沒有得到均衡的和共時的改造和重塑”，也就是說共產党人精神世界的改造還不平衡。很多人政治上是合格的党員，但精神上還帶有舊世界的痕跡。托洛茨基對改造人十分重視，他把党員罵粗話的惡習提得很高：“‘修整’”精神領域－－即用馬克思主義原則去重塑意識的全部領域－－是教育和自我訓練的普遍原則，特別是在我們党內，要從領袖開始。……反對臟話的戰爭是為了語言的純洁、干淨和美麗的斗爭的一部分。語言是思想的工具，准确和正确的表達是准确和正确的思想的前提。”
托氏是布爾什維克党內的雅士，在西方生活過多年，顯然對那里虛偽的資產階級禮儀有一定印象。他對罵粗話這一現象作如此深入的歷史性分析（這里引用的僅是其中一段），并要党的領袖帶頭來進行一場反臟話的戰爭，顯然是對布爾什維克党內從上到下一片“媽媽的奶奶的”到了難以忍受的地步。
我們知道列宁在辱罵知識分子時，很多用詞雖然不堪入耳，例如糞便、臭虫和妓女之類，但大致上－－就公諸文字的而言－－并不算下流。斯大林大概可以算是既罵得葷又罵得巧的，而且他誰都敢罵。列宁晚年時，身為党總書記的斯大林以照顧列宁的健康為由對他封鎖那些對自己不利的消息。當他得知列宁夫人克魯普斯卡婭把這些消息捅給列宁時，在給克魯普斯卡婭的電話中對她破口大罵，并說：你以為你和列宁誰在一張床上就可以有特權嗎？
克魯普斯卡婭不敢告訴列宁，但又咽不下這份羞憤，便向另一位領導人加米涅夫哭訴，后者婉轉地告訴了列宁。列宁立即寫下一紙便條，要斯大林要麼向自己老婆道歉，要麼和自己斷絕同志關系。斯大林當然擔當不起和列宁斷交的后果，于是只得向克魯普斯卡婭道歉。
不久，列宁在他后來被當作臨終囑咐的一份文件中，以大家長的輩份和教主的地位對党的几位領導人和繼承人逐一評點。斯大林的第一個缺點就是“粗魯”。這個評語顯然和那個罵粗話的故事不無關聯。但有意思的是：列宁說這种粗魯“雖然在我們共產党人同志之間交往時是可以容忍的，但作為党的總書記是不能接受的。”
這好象是說：除了党的總書記，其他人在私下場合滿口臟話、行事粗暴并無大礙。或者用中國人的話來說叫做“生活小節”。連列宁都覺得只有總書記才不能罵娘，難怪托洛茨基會把反臟話的斗爭看得如此艱巨了。
斯大林如此下流地辱罵了列宁的終生伴侶和蘇維埃國母，但卻照樣擊敗了党內對手，坐穩了列宁繼承人的寶座。這不由得使筆者忽發奇想：在那樣一個党內，政治對手之間較量的結果，恐怕和會不會罵粗話有一定的關系吧？會罵粗話的領袖，在“媽媽的奶奶的”党內就有群眾基礎，反之就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清高和虛偽，就是脫离群眾。
不過，使得托洛茨基听不下去的俄國粗話和斯大林對克魯普斯卡婭的辱罵，如果放到中國的背景下，恐怕還真算不了什麼。因為它們畢竟都還是私下的發泄，不能和延安整風時解放日報上大號鉛字登出的“脫褲子割尾巴”的社論標題相比，也不能和有人在高級干部大會發言中指責別人因為被錯整而“這里罵，那里罵，操他娘X你媽”相比。而1959年廬山會議上發生于毛澤東的別墅“美廬”里的一幕，恐怕斯大林在場也會象托洛茨基所說的那樣無法在那個房間里呆下去的。
那是中共中央常委對彭德怀上万言書的批斗會。被斗得走投無路的彭德怀對著毛澤東罵道：“在華北會議上操了我40天娘，我操你20天的娘不行？”毛澤東的回應是：“盡你操，滿足你操娘的愿望。”
套用托洛茨基的理論，彭德怀的罵所表達的正是“一种被壓抑的絕望和痛苦，而最主要的是一种無望的被奴役的感覺。”而毛的回罵則充分体現出其領袖优越感和大家長的尊嚴。竊以為如果托洛茨基在世，他一定會把自己對罵粗話的那段社會學分析稍作修改，斷言這段對罵正“象征著成為這個政党的基礎的那些東西”。
－－轉自《中國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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