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是共和國歷史上的一個盲點。那一年發生了什么，那一年之后出生的中國人已經很模糊。最近出版的《思憶文叢——記憶中的反右運動》是迄今為止對這段歷史的最全面、最直接的呈現。文叢分三卷：《六月雪》、《荊棘路》、《原上草》。這三個意味深長的意象讓人浮想聯翩，讓人想起白居易的詩、想起含冤的竇娥、想起逐日的夸父、想起魯迅筆下的過客。文叢匯集了大大小小的右派們的文字，而不加任何評點和闡釋——呈現本身即有其价值，對事實客觀的呈現体現了人類成熟的歷史理性精神，呈現事實能夠使后人深思：悲劇是如何誕生的？
右派們的悲劇就在于對“說，還是不說”的判斷。他們終究還是選擇了“說”，結果為“說”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或者是數十年的牢獄之災，或者是妻离子散，許多人甚至被剝奪了生命。例如，當時中共中央統戰部邀集民主人士參加座談會，著名學者張奚若在5月15日的會議上指出執政党存在的四點偏差： 第一，好大喜功；第二，急功近利；第二，鄙視既往；第四，迷信將來。本來，這是正常的提意見，沒有料到卻招致毛澤東強烈而尖銳的駁斥：“我好社會主義之大，喜社會主義之功；急無產階級之急，近勞動人民之利。難道你要我好小喜過，急錯近弊？”這就不是討論問題的態度了。這种說話的方式明明就是不讓對方說話。几乎所有的右派都是忍不住要說話、在思考問題的人。他們的觀點不一定正确，他們的。思路不一定周全，他們的批評可能有偏差，他們的言辭可能過于激烈，但他們絕對沒有顛覆政權的意思。然而，對他們的懲罰卻是按照對待顛覆者的標准來實施的。
“說”的自由，即言論的自由，是現代人權理念的重要組成部分。言論自由的程度与一個國家民主化的程度成正比。公民都擁有了七嘴八舌發表意見的自由，那么民主就有了第一層保障。言論自由是憲法賦予公民的基本權利之一。今天重讀當年右派們塵封已久的文字，讓人感到歷史的奇詭——對自由的爭取，卻使自己喪失了起碼的自由。
《思憶文叢》編輯出版的過程，我一直在密切關注著。錢理群教授是其中的靈魂人物，他不僅提供了充足的原始資料，而且几乎參与到編輯出版的每個環節之中。好几次別的學術活動，他都匆匆來去，說是要赶回家与鄧九平先生面談這套書的編輯事宜。錢理群先生十分珍視這筆“不可抹煞的思想遺產”，而對于更加年輕的一代中國人來說，珍惜這筆思想遺產，也就意味著珍惜自身的自由与權利。
轉自《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