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80年代以來，在世界上許多地方，包括美國、俄國、西歐和東歐，一些學
者在討論一個問題：什么是“知識分子”？
問題的提出并非偶然。1789年法國大革命后的200 年，世界歷史突飛猛進地
發展，在其中發揮了巨大作用的，甚至具有決定意義的，是一种新的社會力量—
—世俗的（即非宗教的）知識分子。從18世紀起，知識分子在經濟上取得了相對
的獨立，不再需要依賴恩主的蔭庇和供養，在思想上擺脫了神權的束縛，開始意
識到自身存在的力量，他們以強烈的使命感探討人類的各种問題，為人類的未來
設計了种种藍圖。他們的理想有的實現了，有的沒有實現，但即使沒有實現，也
成為一种精神的財富。
毫無疑問，沒有現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就沒有現代社會；可奇怪的是，我
們看到知識分子的貢獻常常被人忽視，社會對知識分子的總体評价，似乎并不很
高，而對知識分子的調侃和諷刺，無論在中國還是在外國，都可以收集到一大堆
妙言警句。在二次大戰中任盟軍總司令、后來又當上第34屆美國總統的艾森豪威
爾就說過：“我听到過一個關于知識分子的非常有趣的定義：一個人用比必要的
詞語更多的詞語，來說出比他知道的東西更多的東西。”這位五星上將盡管說他
是“借用”別人的話，對“文人”的鄙薄也不加掩飾。這也難怪，在一些西文中
，“知識分子”一詞本來就有“夸夸其談的人”、“空談家”這樣的含義。至少
在英語國家，不會有什么人作自我介紹的時候，說自己是一位“知識分子”的；
而那些貶低知識分子的人，從他們的經歷和職業來看，許多也正是屬于知識分子
的范圍，看來他們不愿意同知識分子“同流合污”。
在關于知識分子的討論中，有人說，知識分子正在退化，知識不再是他們探
索真理的武器，而是買賣的資本，他們失去了使命感，變成了追名逐利的庸人。
有人說，知識分子的天職是保持獨立的人格，做社會的良心和監督者，而現實中
知識分子為了個人的利益，大都投靠于政治集團或者商業集團，對既定的社會秩
序喪失了批判的鋒芒。
在這場討論中，一位英國作家對知識分子作出了更消极的評价：人們越來越
相信，作為導師，或是作為榜樣，知識分子并不比古代的巫醫或牧師更聰明、更
值得尊重。我也具有這种怀疑。在街上隨便找十來個人，他們對道德和政治問題
所提出的觀點，很可能同一個層面的知識分子至少一樣合乎情理。但我還要再進
一步說，在我們這個悲劇的世紀，千百万無辜的生命犧牲于改善全部人性的那些
計划——最主要的教訓之一是提防知識分子，不但要把他們同權力杠杆隔离開來
，而且當他們試圖集体提供勸告時，他們應當成為特別怀疑的對象。
對知識分子提出如此尖銳批評的是保羅‧約翰遜（1928—）。約翰遜畢業于
牛津大學麥格德林學院，此后一直擔任《新政治家》的編輯（至少在我們中國人
看來，他是一個典型的知識分子）。他著作极丰，有20余种，大都是政治和歷史
作品，諸如《猶太人史》、《當代》（此書江蘇人民出版社將在2000年出版）、
《英國人民史》等，其中最著名、爭議也最多的就是他的《知識分子》一書。
《知識分子》涉及的人物中多數是中國讀者十分熟悉、并深深尊敬的西方思
想家和作家，一些影響了歷史進程的人物，如盧梭、雪萊、易卜生、托爾斯泰、
海明威、布萊希特、羅素、薩特等人；其余的几位，一般中國讀者不一定熟悉，
但也是西方世界有影響的人物，比如英國出版家維克多‧高蘭茨，美國作家埃德
蒙‧威爾遜、劇作家莉蓮‧赫爾曼等。
這是一部很獨特的作品，很難說它是哲學著作，還是歷史著作或傳記著作，
實際上這些成分都兼而有之，約翰遜在追尋這批知識分子的足跡，不過他不是要
記述他們的生平，或是評述他們的業績、表彰他們的功勛，不，他有著另一种完
全不同的目的。他清掃歷史的塵埃，找來各式各樣的參考資料，他全神貫注、小
心翼翼地搜索每一個角落，不放過任何一個疑點，他充滿怀疑的眼光把這些大人
物重新檢視一遍，特別是他們的私生活，看看他們是否配得上他們頭上的光環。
有人稱約翰遜是一位“道德偵探”，确實如此。他的辛勞使他得到了他所需要的
東西，他重新發現了這些知識分子個性中的弱點和他們所犯過的錯誤，他們生活
中种种可惡、可恥、可笑、可悲的方面，他把這些已經被人們遺忘或淡忘的東西
組合在一起，毫不留情地抖落給讀者。
約翰遜認為，這些知識分子中的領袖人物通常宣稱他們熱愛人類，或許真的
是如此，但是他們愛的是抽象的人，而不是現實生活中具体的人，他們可以為人
類設想出种种美妙的圖景，但在實際生活中，在同家人或朋友相處時，他們大都
是极端的個人主義和自我中心主義者。約翰遜所要証明的，正像我們中國人的一
句老話：“文人無行”。
盧梭是這些知識分子中的第一個。他自稱生來是為了愛的，他是“人類的朋
友”，可是他又最忘恩負義，他的養母兼情婦華倫夫人至少援救過他四次，他也
一再表示對她的感激，但是到了華倫夫人落魄時，盧梭對她的求助卻置之不理，
听任她貧病而死；他自稱“沒有一個父親會比我更加慈愛”，但他又把五個自己
的親生孩子送進育嬰堂，此后就不再過問。雪萊道德純洁的說法，是他的第二個
妻子瑪麗編造出來的，實際上并非如此。他對寵愛他的父母十分粗暴，甚至可以
誣蔑自己的母親同妹妹的未婚夫通奸，還說母親同意妹妹的這門婚事就是為了掩
蓋自己的丑行。布萊希特除了自己的名聲，其他什么也不關心，他說：“人們餓
死關你什么事，一個人應該有所成就，應該使自己出名。”他兩面三刀，周旋在
兩大敵對的陣營之間，終于從各個方面得到了他所需要的東西：奧地利的護照、
東德的支持、西德的出版商、瑞士的銀行戶頭。
托爾斯泰所以信奉“博愛”，是因為這可以在公眾舞台上表演得更加喧囂，
更富戲劇性和轟動效果。其實，他是個“罕見的利己主義者”，他的日記充分而
生動地反映出他的自私，他以為別人都是為他而存在的。他沒有愛過一個具体的
人，包括他的親人。對自己的私生子，他從來沒有承認過，也沒有給予絲毫的關
心。對臨死的兄弟，他都不愿意去看一眼。他同自己的夫人索尼婭之間的爭吵，
“充塞著猜疑、怨恨、報复、狡詐、背叛、脾气暴躁、歇斯底里以及褊狹卑劣的
行徑。”他自認為是上帝，甚至是上帝的兄長，他希望創立一种新宗教來改造世
界，“但無論從道德方面還是從智力方面來看，他都沒有完成這些任務的資格”
，結果是拖著他自己和他的家庭走進一片混亂的荒野。
這些知識分子在兩性關系上大多談不上任何道德，通常是把婦女當做滿足自
己性欲的工具，他們看中的婦女就不擇手段地勾引，什么時候對她們厭倦了，就
一腳踢開，無論這可能給對方帶來多少痛苦，他們都毫不在乎。雪萊不斷找一些
年輕的婦女圍著他，“總是以為對于性行為的通常准則，自己永遠有一种豁免權
”，實際上同他有關系的婦女，總是因他而落入災難。薩特“一心成為他所仰慕
的女子芬芳的閨房里的中心人物”，在他的伴侶西蒙‧德‧波伏瓦的幫助下，他
勾引了好些十六七歲的女學生，他如同東方的君王，她們組成了他的“后宮”。
以坦率誠實自命的羅素“不顧他的高齡，仍在追逐他遇到的每一個穿裙子的人”
，而且什么手段都使得出來。布萊希特和海明威也都是利用他們名作家的地位，
引誘眾多的女性。
他們當中一些人愛慕虛榮，一些人對金錢特別貪婪，也有些人兩者兼備。羅
素把他的一筆筆收入都記載在一個小本子上，放在貼身口袋里，心緒不佳時就掏
出來仔細翻閱，稱之為最有益的消遣。賺錢和存錢是易卜生生活中一股強大的驅
動力，他是個十足的市儈，他逢迎權貴，他最喜愛的是各种各樣的獎章和勛章，
一有机會就挂在身上，炫耀一番，并且樂此不疲。他回到挪威時，當年出身微賤
的酒友去碼頭迎接他，他卻躲在船艙，不肯相見。他把自己青年時代的不幸歸咎
于父母，同他們以及弟弟妹妹斷絕了一切聯系，當他十分富有以后，也不肯給他
們任何幫助，他用五個克郎就打發掉他的私生子，還說：“這對你來說是足夠了
。”
他們言行不一，嘴上說得很好，卻不肯去實行，他們制定的原則是要別人去
做的，對他們自己并不适用。他們特別善于說謊、偽裝和欺騙，薩特、德‧波伏
瓦、羅素、海明威、高蘭茨是突出的典型，他們的回憶錄是完全不可信的。但是
這些知識分子的自我美化中最危險的地方，是它們用似乎是惊人的坦率和承認有
罪來麻痹讀者，比如托爾斯泰的日記，雖然好像是誠實的，但實際上它們隱瞞的
比披露的要多得多。盧梭的《忏悔錄》，正如狄德羅和其他認識他的人當時就已
經察覺的，是精心設計的欺騙實驗，一塊坦率的裝飾板掩蓋了謊話連篇的泥坑。
海明威也是說謊成性，他厚顏無恥地偽造自己在大戰中的經歷，無中生有地編造
自己的性愛故事。布萊希特過著优裕的生活，但在一個號稱無產階級領導的國家
里，他穿著工人的服裝，每天花几個小時把灰塵弄到指甲里，以裝成工人的樣子
。
這些知識分子還有一种對暴力的迷信。這是個十分矛盾的現象，一般來說，
知識分子信奉理性，但是在一定的條件下，知識分子又最迷信暴力，他們理論上
反對權力机關施行的有組織的暴力，但他們在實踐中又不反對、甚至支持個人使
用暴力。羅素是個著名的和平主義者，但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他就主張赶在
蘇聯造出原子彈之前發動一場“預防性戰爭”來消滅它。薩特也迷戀暴力，他是
“60年代末起扰亂社會的恐怖活動的理論教父”，波爾布特和“紅色高棉”的其
他頭目就是接受了薩特“必要的暴力”理論，結果是造成了柬埔寨几百万人的死
亡。
約翰遜對知識分子領袖人物的攻擊非常集中和尖銳。1988年，《知識分子》
在倫敦問世，此后立即在大西洋兩岸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在英國和美國一版再版
，始終暢銷不衰，各种媒体也紛紛予以評介。《倫敦書評》發表文章稱它是“一
本有說服力、也有趣的書；即使那些不喜歡它的人，也會從中得到樂趣”。《紐
約郵報》則認為“任何人一拿起這本書就難以再放下”。《紐約時報書評》則俏
皮地說：“約翰遜先生在那些偉大的思想家們所干的一切坏事中洋洋得意，書中
洋洋得意的部分讀來十分有趣。”
盡管《知識分子》寫得很生動，一些材料是一般讀者難得見到或不予注意的
，但本書的缺點也是顯而易見，個別資料方面的錯誤姑且不論，約翰遜評价人物
的方法卻是難以令人信服的，雖然他沒有捏造事實，但是他只列舉符合他需要的
事實，并按照自己的目的解釋這些事實，對書中的許多人物，特別是雪萊、托爾
斯泰等最重要的人物，我們也可以舉出同他的例証完全相反的東西。
約翰遜列舉的主要是這些知識分子私人生活中所犯的錯誤和他們的弱點，卻
很少談到他們對社會的貢獻，他們是一些思想家、作家、詩人，約翰遜對他們在
思想史和文學史上的地位卻很少涉及，這未免有舍本逐末之嫌。評价盧梭、薩特
和羅素，不研究他們的著作和他們所創造的新概念、新理論在哲學史上的意義，
說到雪萊、托爾斯泰、海明威、布萊希特，又無視他們是自己時代文學史中最杰
出的代表，這就讓人感覺到如同在討論《哈姆雷特》的時候，撇開了那位丹麥王
子。這些知識分子的作品都很多，經歷一般都非常丰富，性格也常常相當复雜，
對他們必須進行深入、細致的研究，才能作出全面的評价，約翰遜所作的結論顯
然是過于簡單化了，這些人物涉及的領域是如此廣泛，恐怕他也不具備進行深入
研究的各种專門知識。
而且，從18世紀以來，對現代社會產生重大影響的西方知識分子還有很多，
比如大詩人歌德、主張進化論的達爾文、提出相對論原理的愛因斯坦、提出無意
識理論的弗洛伊德等等，都是第一流的、具有世界意義的人物。此外，200 多年
來，歐美還有一大批知識分子，比如俄國的陀斯妥耶夫斯基、德國的尼采、法國
的柏格森、英國的T．S．艾略特、美國的福克納等等，他們的影響未見得就比約
翰遜所評述的那些人小，約翰遜卻沒有論析他們，他僅僅根据不足20個人物的經
歷和性格，就得出關于知識分子的總的結論，否定知識分子對社會進步的特殊貢
獻，就更不公平、不科學，難以使人信服。
不過，約翰遜的這本書也有其价值。《知識分子》的廣大的讀者，并不都是
出于獵奇的目的，通過閱讀本書，還是可以從中得到某些教益，約翰遜為我們認
識和評价知識分子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
不能不承認，約翰遜擊中了知識分子致命的一种弱點：脫离實際。羅素喜歡
喝茶而不會煮茶，妻子外出時，把煮茶的程序一條條寫在紙上，放在廚房里，讓
他依照著操作，可是這位大哲學家，還是把一切搞得一團糟。這類事情在知識分
子中是司空見慣的，大人物有這樣的小故事也無傷大雅，人們听了感到好笑，并
不以為奇。約翰遜對此卻有更深一層的思考，他發現，某些大知識分子不光是在
日常小事上，而且在重大的社會問題上，也可能脫离實際，但又不容易被人們發
覺，他們是思想領域的探索者，他們的思維方式常常以自我為中心，把自己的思
想成果絕對化，自以為是真理的發現者而一意孤行，而且他們是公眾的精神領袖
，他們的弱點會影響到社會，被人們所盲從，這將帶來嚴重的后果，甚至是空前
的災難。因此約翰遜在《知識分子》一書中發出了“警惕烏托邦”的呼吁。
歷史正是如此。因為人類總是不滿于現實，知識分子的那种如彩虹一般絢麗
迷目的幻想常常可以得到大批信徒，眾多的追隨者心甘情愿地為之獻出一切。早
在希腊時代，哲學家柏拉圖就寫了一部《理想國》，柏拉圖對自己不中意的人物
，比如詩人，就要把他們驅逐走，不過他還准許詩人們作出答辯；此后，基督教
的早期博士們在《圣經》的基礎上又吸收了柏拉圖的某些思想，建立了基督教的
烏托邦——“天堂”。掌握了世俗權力的基督教會為了實現這种烏托邦（當然也
包含了各种實際的政治和經濟利益），所采取的手段遠遠超出了柏拉圖，他們使
用了鐵与火，雙手帶上了濃烈的血腥味，其中包括對异端的殘酷迫害和十字軍的
七次遠征。天堂离人們畢竟過于遙遠，15世紀，英國哲學家托馬斯‧莫爾在他的
《烏托邦》中設計了一個塵世的理想國，此后各种此岸世界的烏托邦就接踵而來
，層出不窮，這些都是知識分子的杰作。他們以為自己的信仰是人類惟一正确的
選擇，誰不接受，誰就是傻瓜或反動派；目標既然如此偉大，當然也就可以采取
一切手段，至于所付出的代价，那只不過是無足輕重、必不可少的犧牲。
比如，高蘭茨和赫爾曼，就是為了一种烏托邦的理想，不惜故意歪曲事實，
拼命掩蓋30年代蘇聯發生的恐怖主義的大清洗。烏托邦主義一旦与權力相結合，
會讓人類付出更慘重的代价。約翰遜舉出斯大林在蘇聯強制推行的集体化運動和
波爾布特在柬埔寨實施的“社會工程”為例，當然，我們中國讀者對此同樣有切
膚之痛，在1958年和1966年，中國不也是為一种烏托邦而瘋狂嗎？它帶來的災難
又何嘗小于在蘇聯和柬埔寨所發生的悲劇。我們應當思考約翰遜在《知識分子》
一書中的最后的結論：“任何時候我們必須首先記住知識分子慣常忘記的東西：
人比概念更重要，人必須處于第一位，一切專制主義中最坏的就是殘酷的思想專
制。”
對歷史人物的評价歷來是個難題，中國歷來有所謂“公德”和“私德”、“
大節”和“小節”之說，許多人看重的是“公德”和“大節”，對大人物就更是
如此，“私德”和“小節”對他們似乎并不重要，約翰遜所揭露的大体都屬于“
私德”之類，其實在許多地方兩者是很難區分的。約翰遜認為：“知識分子領袖
人物的私人生活同他們的公開形象是不能分開的，一個可以幫助解釋另一個。私
人的罪惡或弱點几乎總是反映到他在世界舞台上的行為中。”約翰遜的這一觀點
已為無數事實所証明。世界上固然沒有完人，但私德极糟的人真的會有什么“公
德”、會“大節無虧”嗎？在這個全世界都在呼吁重建道德的時代里，我們的道
德標准應當是兩者的統一。《知識分子》的一位美國讀者說得好：“我們有著太
多的道德相對主義，這是20世紀的真正宗教，它導致了在各种各樣的烏托邦中尸
積如山。”一個人如果真的是在為國家、為民族，以至為人類著想，就應當多考
慮一些實際的、具体的問題，我們最好也听其言、觀其行，首先看看他是否愛他
周圍的人，對朋友、對家人是否誠實和忠誠。
英雄崇拜是人類的一种本能。英雄固然可以為人們樹立榜樣，給人們以鼓舞
和激勵；但是盲目的英雄崇拜卻會給人類帶來災難。希特勒曾被德國人奉為民族
的英雄和救星，但他被德國人捧上台以后，卻給德意志民族，也給全世界帶來空
前的禍害，類似的例子我們還可以舉出許多。誰又能保証人們現在或將來崇拜的
人物當中，沒有當年的希特勒？當然，英雄身上有著崇拜者的投景，偶像是自我
的一种寄托、一种希望，所以偶像的幻滅總是一件令人痛苦的事，有時人們宁愿
閉起眼睛，無視事實，也不愿讓泥足的巨人坍塌。這就是約翰遜所說的：“正如
意大利南方的農民，他們所喜愛的圣徒被揭露只是虛构的人物，并沒有存在過，
但過了很久，他們還是繼續去貢獻祭品和進行祈禱。”約翰遜認為，人類有一种
“拒絕接受他所不愿承認的証据的嗜好”；果真如此，揭露并不存在的圣徒，或
是還人物以本來的面目，匡正一种未必有益的嗜好，也是人類的進步所需要的，
從這一點看，約翰遜的《知識分子》也有其价值。
《知識分子》譯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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