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文學批評家王宁，衝破官方口徑，剖析高行健作品，認為這是漢語在世界文學中一次強有力的發聲，改變中國文學的國際命運。
高行健以漢語作品獲諾貝爾文學獎，對中國文學評論界帶來衝擊。中國研究諾貝爾文學獎的學者王宁對高行健獲獎多所肯定，与中國作協的官方口徑不同。這是中國大陸學者罕見深入的剖析高行健得獎。王宁一九八五年曾主編《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家談創作》譯文集，一九八七、九六年兩度訪問諾貝爾文學獎委員會主席埃斯普馬克（KjellEspmark），并多次撰文討論諾貝爾文學獎与中國文學的關系。最近，
他參加在埃及開羅舉行的第二屆文學理論批評研討會，取道香港回國，在香港岭南大學、中文大學、科技大學演講，并接受亞洲周刊專訪。
一九五五年七月生于南京的王宁，八九年在北京大學獲博士學位，九零至九一年在荷蘭烏德勒支大學從事博士后研究，九二年八月至九七年二月任北京大學教授。現任北京語言文化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所長、歐洲研究所所長、比較文學与世界文學專業博士生導師，并兼任國際文學理論學會秘書長、中國比較文學學會常務理事、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理事等。著有《比較文學与中國當代文學》、《中國文學對歐洲的影響》、《多元共生的時代》等。以下是亞洲周刊專訪的摘要：
問：一九八七年諾貝爾文學獎委員會委員埃斯普馬克在北京大學演講，當時是你負責接待工作？
答：是。一九八七年五月八日，埃斯普馬克在我的導師楊周翰教授和我的陪同下，來到北大臨湖軒發表演講，題為《諾貝爾文學獎及其評選標准的演變》。對諾貝爾文學獎評選，他主要提出三個原則：（一）授給文學上的先驅者和創新者；（二）授給不太知名但确有成績的优秀作家，通過授獎使他成名；（三）授給名气很大同時也頗有成就的大作家。
問：高行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中文网出現批評，指諾貝爾文學獎委員會違背了諾貝爾獎精神，違反了其評選原則。你怎么看？
答：我認為，諾貝爾文學獎的評選是十分嚴肅認真的，一些批評非常不公正。首先，按照獎金創始人諾貝爾的遺愿，諾貝爾文學獎應授給寫出「具有理想傾向的优秀作品」，高行健獲獎也是當之無愧，他一直堅持文學的自由獨立精神，作品《靈山》和《一個人的圣經》都能体現這一點。
其次，從埃斯普馬克指出的「先驅者和創新者」來說，高行健獲獎也适當。一九七九年，當中國作家還在討論要不要現代派時，他就創作了具有現代主義特徵的戲劇，他的關于現代主義的小冊子，至今被封為中國的現代主義宣言。他的作品和言論，對中國當代文學現代主義的新生起了重要推動作用。他准确、敏銳地把握了現代主義的美學精神實質，并將其創造性地應用于文學創作中，從而使中國當代文學越來越与國際潮流接近。
問：你在《諾貝爾文學獎、中國文學和文學的未來》中說，八七年北大學生曾問埃斯普馬克：中國這文學大國至今無一人獲獎，是否与政治有關？而這次高行健以漢語作品獲獎，中國作協的發言，仍然指向政治因素。你有何看法？
答：我認為，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委都是一些注重文學質量的研究者，從与他們的談話了解，他們常常是辛勤多年，但未必能如愿以償，比如馬悅然這么多年推荐中國作家。我曾在《諾貝爾文學獎与中國文學》一文中指出：三、四十年代，諾貝爾文學獎評獎委員，曾注意到中國新文學走向成熟的現象，也曾考慮過提名魯迅、聞一多、艾青等為候選人，但當時中國當局卻迫害這批作家。而五十年代以后，中國政治局面改變，文學精英卻仍被打入地獄、關入「牛棚」。應該說是中國本身的政治因素，影響了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歷程。
對諾貝爾文學獎評選結果，非議其政治因素，可用埃斯普馬克的話來回答。他曾舉例說：「有時一些沒有政治動机的決定，倒反而會引起不必要的政治結果。例如一九六四年，薩特被授獎，但薩特由于肖洛霍夫未獲獎，憤而拒絕一切來自西方世界的榮譽。其實薩特不了解內情，當時肖洛霍夫也被提名，并進入前三名，于第二年獲獎。結果薩特試圖重新領取獎金，為時已晚」。
問：是否不僅中國人有「諾貝爾情結」，諾貝爾委員會也有心理壓力？网上有人認為，高行健沾了中國人的光，你覺得呢？
答：我不認為高行健獲獎，僅因為他曾是中國人，現在加入了法國籍。一九九四年，斯德哥爾摩大學東亞系編輯的刊物《斯德哥爾摩東亞研究》，勇推「大江健三郎專輯」，對大江該年度獲獎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九五年該刊又推出「高行健專輯」，我想，瑞典漢學界一直在為高的獲獎作各种輿論、學術及文學上的准備。而且他們依据的是高的作品。所以高獲獎我并不吃惊。應該說這是中國文學的驕傲。對于我這樣一個從事翻譯、比較文學工作的研究者來說，這個獲獎時刻是我們期待的。
曾經在一次上海會議上，馬悅然斷然宣稱「中國作家至今未得諾貝爾文學獎，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缺乏好的西文翻譯」。當時我感到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問：有人認為「諾貝爾情結」恰体現「弱勢文化希望得到強勢文化認同的訴求」。你怎樣看？
答：在上海會議上，馬悅然的話确實激怒了不少中國作家，當時他們憤然問道：「究竟是在評翻譯獎還是在評文學獎」？當然，對語言的強調，可以說是西方中心主義作祟，但它是一個由西方人來評的獎。我認為人們對這個獎的向往不足為怪，在當今世界上各种名目繁多的文學獎中，諾貝爾文學獎是首屈一指的，無論是「但丁獎」還是「塞万提斯獎」，都難与之相比。
哥倫比亞魔幻現實主義作家馬奎斯，稱諾貝爾文學獎「決定著我們文學界的命運」。實際上，諾貝爾文學獎間接地反映了二十世紀优秀作家不朽的創作成就；同時，通過評獎者鑒賞趣味的變化和發展，也可以折射出本世紀的文學觀念和美學標准的嬗變。
問：你認為這次獲獎事件，會為漢語文學与世界其他語种的文學交流帶來怎樣的前景？
答：高行健的作品，具有較高的漢語審美情趣和審美修養；并且將理論与創作實踐相結合；加上諾貝爾獎頒獎的第二項原則，使得他無論曾經是知名還是不太知名，而今都已成名，勢必使其作品對廣大讀者產生极大的藝術感染力和吸引力。甚至可以將這次獲獎事件，看成漢語在世界文學中，一次強有力的發聲。前段時期，在中國理論界曾有一种悲觀的說法，認為面對西方話語，中國已「失語」，我認為，漢語文學需要的不是悲觀，而是努力去探尋漢語文學的潛力。
七月在北京我主持的會議議題就全由中國學者提出，這是中國人文社科史上的第一次。漢語學者應力求在与西方對話中建构自己，在全球語境中去探尋理解与溝通。我相信在世界文學競技場，漢語的發聲將會越來越重要，我透露一條最新消息：二零零三年，又一次國際性的文學盛會──第十七屆國際比較文學大會將在香港岭南大學舉行，屆時將有七十多個國家好几百位比較文學學者會聚香港。
(轉自亞洲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