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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

狙击黑暗的猫头鹰是大自然的益鸟,由于环境日趋恶劣,它们的数量越发稀少,其价值因而加倍的珍贵,更需要列入“珍稀动物”的保护之列。我们中国过去幸好曾有鲁迅和顾准,在今天道德沦丧的功利主义时代,又出现了这样一位荷戟奋战的刘晓波。这些以批判为职志、说出真实暴露谎言的理想主义者,是我们社会的不可或缺的财富。
日前北京的朋友来信告知,为了庆祝中共的十六大,哪些人被抄家,哪些人被铐走,就是一些可怜无辜的六四伤残者,也被请进了中国政府指定的宾馆软禁,呼天不应。这些日子,我正在阅读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的英文小说《北京来信》,惊讶地发现,中共红色政权虽然换了不少“领袖”,但其制造的红色恐怖,却是五十年一贯制,没有改变多少,这些在美国作家赛珍珠的笔下早就有生动的描述。
对于车臣问题,本着北欧的人权原则,各国都有一定的共识:在反对恐怖主义的同时,要求俄国尊重少数民族,以政治手段处理车臣问题,而不是把车臣人都当做恐怖分子实行剿灭。
文革一结束,中国政府号召我们“向前看”,我们便欣然回应,不愿再去回顾和追究那些可怕的事件。因此,而后发生的六四大屠杀,到今天的虐杀法轮功,令我们这些没有心理准备的乐观者目瞪口呆,痛心疾首:原来造成文革大屠杀的社会、人性基础并没有改变,中国并没有建立起禁绝屠杀的人权制度,众多的事件在本质上一脉相承,大屠杀因此是一个永远无法打上句号的题目。
走访了多位伊拉克人,使我更多地了解了这个古老而苦难的民族,也了解了他们在美国攻打伊拉克问题上的两难处境。我只有和他们一起祈祷:让萨达姆早点下台,不要让战争的灾难落在百姓头上。
旅居自由美国、却忠于中囯共产党政权的一些华人,其“爱国热情”一点儿也不比伊拉克执政党差。他们热热闹闹开动宣传机器,升旗帜发广告,乐此不疲。但他们不是像伊拉克人那样被逼着为统治者效劳,而是自觉自愿地参与欢迎江泽民的造势活动,其精神更是可圈可点,最能体现中国人趋炎附势的国民性。
卡特是第一个把人权标准引入国际关系的美国总统,自他之后的美国多任总统,都把人权列为与经济和安全并重的三大外交政策目标之一。这固然是美国理想主义外交传统的延续,是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的成果,但早年从事核潜艇技术研究,对世界政治具有人道关怀的卡特,其个人的努力也是有目共睹的。
达瓦坚信:失败者应该书写自己的历史。如果失败者沉默,胜利者墨写的谎言就会彻底掩盖血腥的真相。西藏的历史绝不只属于过去,它与现在的西藏的处境有直接而复杂的关系。追寻历史、直面历史不是为了抚摸伤口哀吟,而是一种顽强的现实抗争。只有失败者不肯遗忘,那麽,胜利者永远不可以说:他们征服了一个民族,他们获得的真正的胜利。
无论我们汉人对“分裂祖国”的行径反感到什么程度,作为一个强大民族的成员,我们有必要克制自己的民族感情,去倾听弱小民族的抱怨,问一问自己:人家为什么不愿意和我们一起过?首先反对本民族暴力的人,才有资格指责他民族。
从1996年起,我在欧洲以及联合国等各种人权活动中,遇见海外新疆维吾尔族异议人士。我从未听说他们公开宣传暴力,相反,在我接触的维族人士中,不少人具有现代民主人权理念,才能相当优秀。
负责任的和平主义者,其任务是去倡导普遍人权价值观,而不是在政治上偏袒某一方面。从这一点看,国际作家议会代表团是很失职的。他们想要继承欧洲高贵的左拉传统,运用自己的名望,给弱者以道义支援,但由于他们自身的诸多局限,反战之行惨告失败。尽管如此,对于他们关注世界的责任感,笔者仍然深怀敬意,并希望他们克服自身弱点,更真诚更宽阔地去呼吁和平。
在整个中国的人权状况都继续恶化的形势下,西藏问题有可能一枝独秀、获得真正的解决吗?笔者认为:西藏问题不可能是一个孤岛,它必然与整个中国的命运相连。……数民族的自治权利不能靠人施舍,西藏人其实并没有太多的选择,他们只有和中国人民一起争取民主和人权。整个中国的民主制度建立起来之际,才是西藏真正自治之时。
不少大陆朋友在国内只见识过以赚钱为宗旨的台商,洪哲胜是他们接触的第一个具有理想主义使命感的台湾知识份子,这令他们对陌生的台湾产生好感。从五十年代雷震的《自由中国》、七十年代的《美丽岛》到今天,台湾一脉相承的民主精神,通过洪哲胜这么一个人和他的论坛得以体现,给予普通大陆人感性兼理性的认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官方的好几个国际笔会中国分会,例如像王蒙一类的中国分会副会长,他们把国际笔会成员的荣誉头衔写在自己的名片上招摇,实际上却依附强权,对国内成百上千因写作入狱的作家和记者装聋作哑,从未履行自己作为国际笔会成员的义务。
在二十世纪末的俄罗斯消失了的“克格勃”,其罪恶遗产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却获得高度的继承,并且无限制地在网上膨胀发展。毫无疑问,最需要这个臭名昭著机构的,首先是中国的专制者,他们需要克格勃作为其实施专制的基础,依靠其超常的能力,去控制和镇压自己最诚实最勇敢的公民。
目前湖南大部分地区还处在抗汛期,笔者写出湖南历年水灾中的种种问题,是为了促使中国政府改过自新。
最近,有人在网上发出“广泛开展‘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的提议,痛斥中国政府当局破坏古都风貌、侵害被坼迁居民的权益,的罪行。指责爱唱民族主义高调的当局,无视中华民族的珍贵遗产,他们不但在北京老城大量“克隆”西式的高楼大厦,而且施行“房扒光、树砍光、人赶光”的“三光政策”。笔者希望北京市民能够借鉴瑞典人民抗争的经验,充分认识到这一点:蛮不讲理的强权,是由于人民...
在世界民主化进展减缓的今天,土耳其的改革算得上一次民主的胜利。这些胜利,与国际社会长期关注和施加压力有关,也是土耳其人民自己的长期抗争得来的。
面临孤立的穆加贝因此转向东方寻求支援,他正在加强与其最老的同盟者-—中共的关系。当全世界都在谴责穆加贝的所作所为时,只有对异议人士同样心狠手毒的中国政府会理解他,仍然会为津巴布韦在“各方面取得的可喜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
对于印度邻国的中国公民来说,这样行使自己的权利还是一件遥远的事情。我期望有一天,中国的知识阶层也能与下层人民联合,为了一个保护环境、保护河流,保护人民家园的崇高目标,对政府和大水库说“不”。
在中国,所谓的“人民政府”,只是在一党专权的领导之下的傀儡,党的领导人从毛泽东到江泽民,无不把国家财产视为一党私产,把政府视为自家衙门。他们别说党务旅行,就是个人吃的喝的,无一不是由国家实报实销。
政府有“暴君意识”,受了欺压无处诉说的老百姓就会产生“暴民意识”,这是专制社会一条必然规律。中国老百姓在被欺负之后,首先希望的是去寻找“清官”。但即使磕头如倒蒜,“清官”也遍寻不见,无人主持公道,这条路绝了,不免就有“砸”的冲动。
在流亡藏人中,嘉乐顿珠被认为是温和派,他力求以和平的方式,为西藏争取真正的自治。但是,在没有胡耀邦的今天,中国政府越发赤裸裸地以强压弱。笔者希望,嘉乐顿珠的奔走努力,不要“都丢到雅鲁藏布江去”。
王怡、赵达功们为研究工运理论做出了一个好的开头。令人悲哀的是,由于中国工人阶级从来没有过现代独立的工人运动,因此,中国也从来没有独立于共产党意识形态之外的工运理论。今天,工人们的痛苦呼唤着更多的民间知识份子,去为他们做出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研究。
江泽民参观了地方有五台山、洛阳白马寺、河北柏林禅寺等千年名寺。通过与僧人交流,他认识到:“佛教毕竟是我们中国人最能接受的信仰啊!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虽然明白了一点佛教道理,但江泽民似乎并不真的准备“回头是岸”,对国内各种宗教以及法轮功的压制与迫害,至今仍不见放松。那麽,我们只能把江泽民每年的“宗教之旅”看成做秀,甚至视为对宗教的利用。
庞梅青同意我把他的话写下来,我就如实地做了电话纪录,写成此文。我在此文后附上庞梅青的地址,请海内外关注六四受害者的朋友去支援他。
现已70岁的梅克芭(Miriam Makeba),于1932年出生在南非,当她年轻的时候,亲眼看到南非黑人怎样被剥夺基本人权。在以惊人的歌喉轰动世界之后,她在联合国作证,谴责南非当局残忍压迫人民的罪行,呼吁世界关注南非黑人。1963年,她因此被南非当局取消国籍,被禁止回国。从此她流亡他乡,先是在美国生活了几年,后定居几内亚。1967年,她的一首叫做“Pata...
自称代表工人阶级的中囯共产党政府,早在1950年就颁布了《工会法》,明确规定:工会是劳动者利益的代表者、维护者。但在实际上,中国工会只是做了共产党政府(雇主方)领导下的变相代理。七十年代的中国宪法里规定了“公民拥有罢工权”,尽管只是一纸空文,1982年的宪法还是予以删除。前几年,中国全国人大在批准中国加入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时,对其中关于组织自...
南韩工人运动的成就深受国际社会瞩目,这与南韩各界的支援以及大学生的参与有关。多年来,南韩天主教会最突出的贡献,是致力于教育工人争取权益。他们与教会外劳工团体建立合作关系,开设社会行动和劳工课程,培育劳工领袖。
北京屠夫李鹏就正在经受这种煎熬。“六四”过去十三年了,从表面上看,李鹏作恶后不但逍遥法外,而且照样大权在握。但实际上,杀人罪孽在身,如死灰下的闷火,烧得他心里一刻也没有安宁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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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关税战对中国外贸制造业企业造成巨大冲击。广东东莞一家有18年历史的老牌出口制造企业近日发出通知,表示由于美国加征关税等外部经济环境变化,生产订单暂停,工厂自4月11日起放假一个月。多方报导显示,美中贸易目前已处于事实停摆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