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茉莉
前几天,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邀请我和中国大陆的一位学者,讨论一个有关“中国高收入阶层最钦佩的人”的议题。我这人一贯大大咧咧,心里怎么想口里就怎么说。没想到,那位和我对谈的邱先生忍受不了我的言论,在讨论中途扔下电话就走了,把我和女记者晾在线上。女记者说:“哇,这种情况我可是头一次碰到。”

在不少灾难幸存者眼中,哈娜迪是一个恶魔的化身,她的心灵完全被黑暗蒙住了。把这个女人作为艺术品浪漫化,既是赞扬残酷的“伊斯兰圣战”,严重伤害了以色列人的感情,妨碍以巴和谈,也是对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的一个侮辱。

在瑞典,我经常碰到库德族流亡者。这些库德人来自土耳其、伊拉克和伊朗,几乎每个人都有一段曲折辛酸的流亡史,都梦想库德人能够有自己的国家。他们中有人曾是在伊拉克北部山区和萨达姆部队打游击的库德族将军,有人曾是土耳其库德族地区的地下民选市长,还有的是伊朗官方通缉的库德族政治犯。

在毛泽东110周年冥诞之际,美国之音12月24日新闻天地节目导演了一场激烈辩论,他们邀请美国天普大学教授、全球反独促统联盟会会长程君复,和《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高文谦,就毛泽东的历史功过进行讨论。

每年十二月十日诺贝尔颁奖盛典,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都收到一枚奖牌。每一枚奖牌的设计,都是独一无二的,是瑞典文学院委托著名艺术家,根据每个获奖作家的艺术特色精心设计的。

1982年,哈拉德才十五岁,就被父亲精心包装,当做礼物,送给萨达姆的表兄弟侯赛因做妻子。侯赛因是被哈拉德称为“叔父”辈的人,娶了这么一个年轻貌美的小妻子,从此对萨达姆忠诚有加。不久,小拉娜又和姐姐一样,被父亲以同样的方式,毫无选择地嫁给了侯赛因的弟弟。

五岁的小安德鲁是幸运的,他享受了他出生的国家--美国朝野一致的热情关怀。和他的幸运相比,三岁的四川小女孩李思怡却在她自己的国家,陷入万劫不复的地狱。和安德鲁的母亲一样,小思怡的母亲也被人抓走,但执法人员不认为她有什么儿童权利,她被封闭在无人理睬的黑暗中,哭喊挣扎全都无用,只能在门上留下的一道血迹,死于饥饿之中。

“他们没有佩带武器,但他们的头比剃刀更锋利,他们的笔比雷声更喧响。”当杜导斌挥手自兹去,从容做楚囚之时,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份子从“精神之囚”中站出来,对中共当局的以言治罪勇敢地说“不”。在笔者做义工的“关注杜导斌”网站上,签名数字一天天稳步上升,上面那句英国学者托马斯的名言,很自然地出现在笔者的头脑里。

十一月下旬,国际笔会年会在墨西哥举行。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的两位代表--万之和贝岭,为杜导斌在会议上搜集到几十位代表的声援签名。这个名单中,有我们熟悉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南非作家戈迪默,还有各国的著名作家和笔会主席。与此同时,日本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也致信前中文独立作家笔会副会长郑义,说:“郑义先生,我在要求释放刘荻同学和杜导斌先生的公开信上签名。”

2003年11月18日,国际笔会属下的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全体会员通讯大会选举结束。一位朋友打电话给我,说:“茉莉,祝贺你成为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历史上第一位女性理事!”

“关注杜导斌”的维权活动自国内拉开帷幕,就以其不同凡响的声势震惊了我们,据说也震动了有关当局。到今天为止,签名数字已逾千人。在这次签名活动中亮相的,既有国内最著名的一批学者,如许良英、茅于轼,也有一直坚持在人权抗争最前线的知识分子刘晓波、王怡;既有旅居海外的著名中国学者高尔泰、作家哈金,也有以马悦然为代表的一批西方著名学者和汉学家。

网络作家杜导斌被捕之后,由国内知识分子撰写的两个公开文本:刘晓波等21位国内学者《关于网络作家杜导斌因言获罪一案致温家宝总理的公开信》,许良英等《关于湖北警方拘捕作家杜导斌的50人声明》,拉开了一场“关注杜导斌”声援活动的序幕。

获知杜导斌在湖北被捕的消息时,正是瑞典灰暗阴沈的寒秋天气,我的心情也如同楼下那一片片在风雨中飘零的黄叶,悲哀、沮丧而无力。一个爱尔兰人曾说:“如果不知道这个世界终将使你心碎,那还当什么爱尔兰人。”在北欧遥望中国那无处不在的文网高墙,我这个流亡多年的中国人,觉得自己的心也快要碎了。

在去捷克首都布拉格参加“第四届国际声援西藏大会”之前,我就想到一个问题:西藏流亡政府的代表已经两次去中国访问和中国政府对话,达赖喇嘛长期提出的“放弃独立只求真正自治”的主张,已经被提上谈判桌,那么,那些长期支持“西藏独立”的各国声援西藏组织,是否能转过这个弯子来?

来自45个国家的250多位支持西藏团体的代表,在会议厅仰首静候达赖喇嘛入场之际,我获得大会组织者的许可,与几位向达赖喇嘛敬献哈达的代表一起,站在大会主席台上等候。一脸慈祥快乐的达赖喇嘛和各位敬献哈达的代表握手后,走到我面前,我简单地介绍了自己的中国独立作家笔会成员身份,向他递交了这封信。然后,我们微笑着互道“扎西德勒”,双手合十为对方祝福。

在罗马式或哥德式的天主教堂里,圣坛是非常最注目的地方。在圣坛中央,挂着圣母玛利亚的画像,圣坛两旁挂着耶稣画像,周围墙上挂十四幅耶稣受难画像。这样的设计,在我这个不信教的人眼里,很具有普世关怀的意味。母亲的形象,为人类受难的人子形象,标志着天主教作为一个大宗教,从来就是面向社会、面向生活的。

被称为“苦行僧”的理想主义者胡佳,多年来致力环保,关怀爱滋病人,做出了很大贡献。十月九日是刘荻的生日,北京下着连绵不断的小雨,为了营救现在秦城监狱的刘荻,胡佳坐自行车奔波了一天。他在上午先给刘荻的奶奶刘衡打了两个电话,询问究竟是哪个司法部门拘押了刘荻,并且表明他想要帮助刘荻。刘奶奶不希望给胡佳带来风险,她认为很难找到相关部门。 当天下午14点45分,胡佳到达...

注:10月9日,是刘荻被捕后的第一个生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每一个关爱的眼神,每一声温暖的问候,对这位在秦城监狱孤独面对铁窗的姑娘,对她年迈伤心的老奶奶刘衡,都会是莫大的安慰。海内外的关心刘荻的朋友,我们可做的事情很多,例如,我们可以给刘荻寄生日卡或一点小礼物(地址:北京市金台西路2号人民日报宿舍22楼4单元305号邮编100026刘衡女士);我们可以在网...

记得那年在香港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我曾见过刘慧卿一面。她的香港话我听不太懂,所以把开会的时间大都用来欣赏她的风采了。除了赞叹香港这位第一个出任立法局直选议员的女性好漂亮之外,我还很钦佩她始终坚守民主人权理念的立场。

听到安娜.林德女士(Anna Lindh)遇刺身亡的噩耗,我正在图书馆里。刚从报架上取下报纸,想了解一下这位女外交大臣在医院做手术的情况,一位熟悉的图书管理员走到我面前,轻轻地说:“你看的这个已经是旧闻了,她已去世了。”

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世界工厂。西方跨国公司在人权纪录恶劣的国家投资设厂,受到人们的注意与审视。已经有一些迹象表明,进入中国的跨国企业并未促进中国的民主和法制,相反,为了赚钱,他们降低自己的道德标准,适应了中国制度性的腐败。

仿佛是我拉响了一根导火线,流亡者回国的问题在海外讨论热烈,十几天过去仍未平息 。罪魁祸首的本人,在公开网站上和私下里,都收到大量的反馈。对朋友们真诚的理解和 支持,笔者心怀感激;对一些无聊的断章取义和人身攻击,笔者不屑理睬。但在一些反对 者的意见中,笔者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说法。这里挑两个来分析。

我们都喜欢读童年故事,原因无他,因为我们从来就不愿意长大。事实上,在我们成熟甚至沧桑的外表下,或多或少保留了一点童稚的心愿,谁不愿意无懮无虑、享受被人呵护和疼爱的特权呢?

“我不可能把祖国放在鞋底带走。”记不起这是哪一位西方作家的名言了。十年来我的流亡经历证明,尽管在北欧湛蓝明净的天空下享受自由,魂牵梦绕的,仍然是无法随身带走的故乡山水与人情。

中国政府正在静悄悄地做一件好事——私下邀请海外流亡的异议人士回国。这个主要由国安部负责执行的工作,至今为止,已经展开两年多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工作范围越来越广,从中央到地方一层层深入,越来越见成效,至少在表面上,中国政府对流亡者回国的态度变得宽松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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