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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保华

以往中共的八一建军节﹐多是请中共的老革命回忆革命传统﹐但是这些年来已经与时俱进转变为吹捧江泽民了﹐而到了今年﹐这种吹捧已经到了非常无耻的地步。
。有自由时报记者问叶刘这个问题,她笑而不答,显示她没有否认,甚至有得意状。 第三,面对游行群众所显示的强大压力,香港“爱国阵营”陷于内乱,有的也认同市民“普选”特首和议员的主张,北京此举可令他们重新站稳阵脚,固守保守立场对抗市民的民主诉求。
淮河泛滥﹐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受灾人口4751 万(120万人无家可归)﹐倒塌房屋20 万间﹐死亡28人﹐直接经济损失181亿元人民币。
邓小平在80年代中期提出“一国两制”﹐本来是要用在台湾的。但是台湾民主步伐太快﹐“一国两制”完全失去了吸引力﹐只能拿到香港来用了。由于香港的“国情”同台湾很不相同﹐所以实际上对台湾早就起不了垂范作用。试想想﹐八百人小圈子的特首选举如何垂范台湾的总统普选﹖才三分之一到一半议席的立法会议员直接选举﹐如何能垂范台湾全民选举立法委员﹖倒是目前香港五十万民众上街﹐要求...
召开自由时报记者会,承认执政六年有缺失,答应改进领导作风,但是死也不肯道歉,四次话说到嘴边又缩回去了。这表明他始终不是一个必须向选民负责的领导人,而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大家长。所以市民对他能否真正改进作风,以及有没有能力领导香港仍缺乏信心。
由于2003年两院(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评审即将开始,因此本来在金字塔尖顶而不食人间烟火的“院士”居然成了热门话题。而且突然之间﹐使我等这些“卑贱者”眼界大开﹐也许他们比我们更加卑贱。
他的自由时报记者说:“早安”,完全没有愧色,也不准备快些做出反应而仍然陷在“议而不决”的泥淖中。到七月四日,身兼香港决策机构行政会议成员的自由党主席田北俊从北京朝圣回来,提出延后立法,他感受到内部营垒分裂的威胁,才在七月五日出来做出反应,在根据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的国安条例草案有重大争议的三个部分做出让步,但仍如期在七月九日二读、三读通过。然而到七月六日,自由...
在7月1日五十万到一百万的香港市民上街怒吼和自由党主席田北俊在7月6日晚上宣布倒戈之后,特首董建华在7月7日宣布押后23条的立法,被称为“七七事变”。董建华虽然情非得已,但还是应该看作是他在六年特首任内做得最正确的一件事。只是他又犯了老毛病,后继乏力,如果不再跟上,很可能就此全功尽弃,乃至最后要自己下台。
北京对发生在中国而引起国际关注的分离主义运动﹐以往是用简单的谩骂和“抗议”作为挡箭牌。这几年来﹐因为奢谈“全球化”﹐不能不用一些说道理的办法﹐虽然它的“道理”是极尽歪曲说谎和偷梁换柱的能事。北京已经先后发表过有关台湾和西藏的白皮书﹐因为台湾从来没有给中共统治过﹐“分离”已经是铁一般的事实。而西藏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已经四十多年,并且成立流亡政府﹐有了很...
香港大约有一百万人参加的游行﹐引起下亚毕厘道和中南海的震动。但是因为发生在香港﹐香港首当其冲而需要尽快做出反应。然而特首董建华发挥了“议而不决”的施政风格﹐迟迟没有反应。于是他从7月1日回归庆与党庆的游行﹐一直拖到7月4日的美国国庆﹐既召见了“友党”头目﹐也召开决策机构的行政会议﹐董建华才开金口。可惜﹐说了同不说一样﹐因为他只是表示会做出反应而已。
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共收回香港主权六周年﹐董建华担任特首六周年﹐也是他担任第二届特首一周年。董建华在续任特首时致词说﹕带领香港经济走出困境、恢复市民对前景的信心,是新一届特区政府面对的最大挑战。他矢言,发展及巩固香港“四大中心”的地位,即国际金融中心、商业服务中心、信息与物流中心及旅游中心,并透露了今年内,会有五十五家内地民营企业来港上市﹔而达到上述目标的重要措...
7月1日,上街游行的香港市民到底有多少人,警方说35万。警方开始说要从维多利亚公园起步才算参加,后来又说是在中环政府总部计算的,但是他们算到傍晚六点,而游行是到九点钟才结束的。游行主持人李卓人对我说“保守估计”50万人以上参加,我写成一篇文章以后,香港的著名作家陶杰托朋友转告我,以他的观察,人数应该有一百万。香港有线电视也认为有一百万。
香港市民将在七月一日举行中国收回香港主权以后最大规模的游行,据香港《信报》的报导,政府私底下也做了一个调查,有百分之十八的市民表示会参加游行,令当局十分震惊。总理温家宝的香港行程也临时修改,提早一天到,提前一天走,同游行避开,避免尴尬﹔也不想温家宝看到市民反对董建华和特区政府所爆发出来的怒火。主办单位虽然估计游行的参加者有十万人,但是当局做二十万人的准备。
“中国信息中心”发行人吴弘达及国会议员罗拉巴克等人,19日在国会举行记者会,指“思科系统网络技术公司”(CISCO Systems)等美国公司,协助中国政府发展最新的电子系统,以便掌控国内的异议人士。罗拉巴克说,中国政府使用美国科技迫害其人民,美国应加以限制,否则如同向纳粹输出毒气一样危害人类。
就是煞病毒在香港蔓延的时候,已受中共病毒入侵的香港特区政府为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的脚步并没有煞住,反而利用民众关注疫情的时候搞小动作。例如立法会审议二十三条委员会在四月十二日召开首次公听会,原意是收集公众对二十三条立法意见,但是立法会事先非常低调,反对派因为关注疫情没有注意到有这个会议,结果与会者都是“自己人”,因此演变为一场由支持立法阵营清算反对派的大会。民...
(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只代表评论员个人的观点)自从“非典”在中国流行并且传播到香港、台湾和全世界以后,根据北京在两岸关系上一贯僵化的思维方式和转移内部对“非典”引发的高层权力斗争的视线,因此有意识的恶化两岸关系,再一次表演了它的典型手法。
最近有境外媒体报导﹐中国新一届对台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的九人名单,他们是组长胡锦涛,副组长贾庆林,成员有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国务委员唐家璇、海协会长汪道涵、中共统战部长刘延东、国安部长许永跃、国台办主任陈云林、副总参谋长熊光楷。其中汪道涵、许永跃、陈云林、熊光楷为原对台小组成员。
世界卫生组织在六月十三日的会议后宣布撤销中国四个省市的旅游警示,北京市未除名,台湾也未除名。如果联想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台湾虽然符合条件却迟迟未能入会,需要北京先入会台湾才能入,则这次的情况不能算意外。
中共大力调查原香港中国银行总裁刘金宝和号称“上海首富”周正毅的金融弊案﹐雪球越滚越大﹐“上海帮”越滚越感到周天寒彻﹐所以上海的媒体奉命不准报导有关事件﹔而江泽民却像火烧屁股一样﹐越滚越热﹐坐立不安﹐所以离开炎热的南方回到中共权力中心的北京“避暑”。
北京审查香港中国银行总裁刘金宝和号称“上海首富”周正毅的经济案件,被视为向“上海帮”开刀的讯号﹔是真开刀﹐还是作为胡锦涛﹑温家宝向江泽民讨价还价的筹码﹐不必太长时间应该就可以看出。不过无论如何﹐江泽民从杭州匆匆赶回北京﹐显然是感受到了压力。
召开自由时报记者会,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在被合众社记者问及因为没有向公众讲明疫情真相而被免职的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长孟学农将受到什么惩罚时,高强回答说﹕“首先我不认同这位记者提出的张文康同志因为隐瞒疫情而被免职,中国政府没有隐瞒疫情。”
本周境外媒体的热门中国新闻人物是毛刘周。人们自然会想到是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其实都不是﹐而是第三代的毛玉萍﹑刘金宝和周正毅。但为了方便﹐叙述顺序则是刘周毛。
召开自由时报记者会。在这个会上,中国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发表了高论,否认中国隐瞒疫情,还否认前卫生部长张文康是因为隐瞒疫情被免职,甚至还赞扬他,说他们去看望张文康时,他还在关心公共卫生的建设。在外人看来,这当然又是中国的无赖面孔。但是中国当然也有他的道理。
自从江泽民的上海帮以“反腐败”为名整肃北京帮的陈希同以来﹐人们普遍有个疑问﹐就是东西南北中﹐各地都有贪官污吏﹐为何有“十里洋场”和“冒险家乐园”传统的上海反而是清水衙门﹖最近透露出来香港中国银行总裁﹐原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行长刘金宝在五月二十八日被突然宣布调职与号称“上海首富”﹑香港上市公司“上海地产”主席周正毅被审查﹐可能是中共新领导人要揭开上海腐败盖子的努力...
报》自由时报记者就此向该医院甘迺迪纪念医院询问情况,该院发言人妲娜‧尔利对网路上的这个说法感到吃惊,并表示该报导所谓的类似SARS病例,罹患的疾病已确认为“脑膜炎球菌血症”,不可能是SARS。
北京自从把非典型肺炎当作“大事”来抓以后,赢得了一些喝彩声,然而又莫名其妙的掀起学习“三个代表”的高潮,再来一个一手抓非典,一手抓经济建设;总之名堂多多,反映了中共高层的多中心而眉毛胡子一把抓。但是高层也有一个大家心领神会、心照不宣的“共识”,那就是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大肆镇压以维持统治的“稳定”。
自由时报 《林保华专栏》香港抗煞 反映一国两制困境   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祸害香港,使香港成为全球受害最严重的地区,究其原因,同“一国两制”也有关系。但不是其中的“两制”,而是“一国”,也是特首董建华和那些高官常常鼓吹的“一国”,因为他们认为“一国”大于“两制”,因此“两制”必须服从“一国”。
“非典”的源头在哪里﹖看过三种不同报导﹐一是河源﹐一是佛山﹐一是顺德﹐但是报导河源的比较多。不久前有消息说第一个患者“失踪”了﹐就是指在河源发病的黄杏初。在报出他的大名以后﹐他不能不露面了﹐接受了香港左报《商报》的电话访问﹐然后接受复查。
(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只代表评论员个人的观点) 从去年十一月中旬开始在广东珠江三角洲出现的SARS“非典”,至今已经流传半年了,但是人们对它所知还不多,也就是还没有能够找到控制它的有效药物,也还没有找到具有针对性而不需要花太多成本的有效预防措施。因此,就给非典增添许多神秘性。人们普遍存在的问题是,非典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现在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它是人类某个...
自由时报 《林保华专栏》世卫应接纳台湾 摆脱中国干预   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第一条规定﹕“世界卫生组织的目的是使全世界人民获得可能达到的最高的健康水平。”这是人道的关怀。不幸,两千多万台湾民众竟不在“全世界人民”之中。难道台湾民众不是“人民”吗﹖原因当然不是如此,是世卫组织的当权者缺乏人性,也许,不是他们缺乏人性,而是中共没有人性而影响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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