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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死一生

‧21(上) 死亡场(Ⅰ)                  一   在北大荒的第三个国庆节来临了,大家准备好好歇一歇。   9月30日上午,快吃中午饭时,排长盛桂林突然只通知我一个人:   “赶快收拾行李,进山打窑烧炭。”
‧20(下) 复归平静这时天已大黑,又刮起了北风,越过四队庄围壕沟的小独木桥已很难找到了。他想小河已结冰,就想侥幸地踩着薄冰轻轻走过。结果走到小沟中间只听“卡嚓”一声,他掉进了冰窟窿。幸好小沟对岸的一棵大树的树枝儿伸在沟中间,他拽着这根树枝爬上了岸。
‧20(中) 复归平静不过她更明白,既然体重已下降了一半还要多,原来的体质即便再佳,毅力再超常,若再不予以抢救,也不会支撑多久了。所以她主动给我开了转院证,再三叮嘱我尽快凭证去场部供销组领取外出粮票,争取去密山医院检查治疗。
‧20(上)复归平静                  一   说来也十分奇怪,过了些日子,我身上的浮肿消退了,膝盖恢复了原状,胸下的“大水鼓”也没了,突然变得精干枯瘦起来,走路也不再那么刀割针挑似地难以 忍受。后来懂点儿医学的难友告诉我,这并不是什么好兆头,而是一种很危险的迹象:一个营养极度匿乏、身体极为赢弱的人,肿了瘦,瘦了肿,待第三次肿到胸口 时,就肯...
连绵的阴雨终于告一段落,我们开始播种大豆。每天出工收工,都要在泥泞的路上和水洼地中,来回跋涉30多里路。我的一双脚,常常被陷在淤泥中 不能自拔。我们还要轮流地从大豆地返回小云山,抬着装满了稀饭足有200多斤重的铝制大牛奶桶,在这“鬼门关”似的烂路上再来回跋涉一遍,把午饭抬到地里 去。
这是我们来到北大荒后,除了水利工地爆破冻层炸死一个人和伐木中砸死几个人的不幸事件外,纯粹因为不堪忍受的残酷虐待而致死亡的开始。对此,大家议论纷纷。
‧18(下)最彻底的否定之后(Ⅱ) 五   五月初,又是春暖花开了,我们下山修桥补路。由于我与冀虎虎在剖木板中屡立榜首,这时便被戴上了一顶小小“乌纱帽”——成了班内的三个小组长之一,“领导”三个组员。
最彻底的否定之后(Ⅱ) 三   说实在的,尽管隋凤祥指导员在新华社保卫科的那个人和其他一些人的蛊惑下,曾经不着边际地当众彻底否定过我,但我始终认为他是个比较正派、富 有同情心的温存厚道的人。他曾多方设法帮助我们购买饼干、代乳粉,以减轻我们长年忍饥挨饿的痛苦。同时也完...
‧18(上)最彻底的否定之后(Ⅱ)                  一   按说,依照那种环境中一般人被迫形成的“哲学”,我应该顺着隋凤祥指导员给我的这根杆儿向前爬,爬出这片苦海。可是我不想也不会这样做。我的最大的悲 剧式“劣根性”之所在,就是不论处境之如何反常,对一切看不顺眼的现象,都不能永远保持沉默。不仅对刚与我们混编在一起的、带有“基建大队细菌”的排...
17 最彻底的否定之后(Ⅰ)我们同类中的个别人,就是专靠打别人的“小报告”,在第一批摘帽子中被混掉了帽子的。这种人为虎作怅,比一些卑劣的队长、指导员对我们更加凶残阴毒。在伐木队被人用谜语“‘西厢书柬’——打吾辈中一人名”的张寄,就是这号人物中的一个,焦勇夫亦如此。
‧17(上)最彻底的否定之后(Ⅰ)                  一   1959年11月中旬,北大荒以其冰雪晶莹的景色,迎来了关心流放中的“右派”及对其进行“改造工作”的中央考察团。   考察团由中央有关部门的人事保卫干部组成,由国务院人事局负责人领头。
不说别的,单说据我所知的彭老总的为人,骂他的人就没法与之相比。   1951年秋天,新华社总社又派出一批记者到达朝鲜前线。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社长普金,请彭总给他们讲讲朝鲜战场形势。当时志愿军司令部设在 桧仓东郊后山腰的山洞里,志愿军总分社设在前山腰的旧矿洞里。由于敌机活动猖狂,普金的意思是让记者们翻过前山的山头,爬到后山腰的山洞里聆听彭总的讲 解。
‧16(中) 文明骤化为野蛮(Ⅲ) 三 麦收完毕,新上台书记兼场长,利用场部的有线广播喇叭,对全场所有的人训了一次话。他说:   “谁说我们吃不饱、吃不好?我看我们这里好得很!关内很多地方的老百姓,一天才四小两粮,人家照样建设共产主义!你们一天一斤多粮,还说吃不饱、吃不好?!我们做...
‧15(下) 文明骤化为野蛮(Ⅱ) 二   上山拉木头,是1959年1月底。   由于我们都已经知道,这些木头将被运到北京,支援首都的十大建筑,迎接国庆十周年。其中特别坚硬的富有花纹的木料,将做人民大会...
‧15(上) 文明骤化为野蛮(Ⅱ)                一 新的一年(1959年)开始了。元旦过后不久,我们又比“左派”精英连队提前完成了第二干渠的包干任务,连夜挑着行李。铁镐、铁锹等物,踏着没膝的积雪,越过几座小山坡,转移到第三干渠。
不几天,队长“王大吼”又让著名电影演员李景波在大家面前“出了丑”。李景波40多岁牙就几乎掉光了。吃玉米□子时,往往还没吃下一半,碗里 的就冻成冰豆豆了,他只得几粒几粒地先放进嘴里慢慢地化开了再吃,这样常常影响按时出工。那天“改善生活”吃馒头,他就多拿了两个馒头掖在自己的被窝下。 有“积极分子”告发,“王大吼”立即让大家在大窝棚外面严寒中排队站着,带着“积极份...
秋天来了,我们又到草原上去打细长的“小叶草”。打草方法同样,但一□一□地就地先晒干,然后用木杈垛成一个个两人多高的草垛,分布在草原上,随时都可以拉回喂马,故曰“马干草”。   
我们偶尔也看到一两头梅花鹿和□子。这些鹿和□子似乎也少见两条腿立在地上的人,常常停足凝望。人们悄没声息地向它们走去,它们就无声地向后 退一退;人们往回去,它们又小心翼翼地往前走,始终与人们保持二三十步的距离;人们放声吆喝一声,它们才惊跑而去。在惊跑中还要停下来回头张望一番,好像 依恋不舍似的,真有趣!
开头,第三生产队的转业军官们待我们虽算客气,但都只称我们“各位”,“大家”,或者张老李,而不叫“同志们”和“同志”。可是很快,气氛全然改观。
我们的来到,引来一批批同难相怜的伙伴。其中有原东北鲁迅艺术学院院长、画家杨角和他的妻子张晓非,《人民画报》副总编辑、漫画家丁聪,美术评论家和 书法家黄苗子,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王卓如,电影演员李景波、张莹、郭允泰、管仲强,国家海关总署副署长丁贵堂之子——1955年才从美国归来在对外文委任职 的丁耀瓒硕士,等等。
去关外的列车终于启动了。   在我们所坐的车厢里,只有我们这六个人的穿戴特别显眼:狗皮帽,老羊皮大衣,大头鞋,长长的棉猴儿,都是那种“闯关东”的打扮。   
我们出了复兴门,过了三里河木桥,到了钓鱼台南侧。   那时候的钓鱼台,还是满目荒凉的黄土地,水边一角的一座孤零零的小破庙,也快坍塌了,但周围的麦地已开始返青。妻子提议歇一会儿。
我记得很清楚,这《结论》引用我的一些话,是一些“好心的同志”采用“引导”、“启发”实是诱供逼供的伎俩追逼我,我才说出来的。
1958年3月旬,我的数万言的“自我检查”交上去了;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像键牛般驾辕拉土的义务劳动也完成了。新华社党委书记普金让我继续在家多看点书,复习复习英文,听候组织上的处理。
紧接着,由新华社解放军分社供稿,《解放军报》发表了这样一条新闻:《新华社解放军分社,攻破一个右派小集团》。它的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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