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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视点
香港区议会选举﹐民建联大败﹐主席曾钰成宣布辞职。但是事情并不是一个辞职就可以了结﹐内里有许多值得探讨的现象﹐有助认识这个问题的实质。
《信报》的著名专栏《投资者日记》12月11日透露在2001年被逼退休的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将组织政党。这个消息引起轰动。正好那天﹐她以委员会副主席的身份,出席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记者会,记者当然不会放过她﹐被问到是否有意筹组政党时,她并没有即时否认,只是说目前正享受自由自在的退休生活,而且又有机会做自己喜欢的事,她现时并无打算改变现时的生活状况及节奏。
今年七月一日香港五十万人大游行以后﹐虽然北京在经济上大力挺港﹐但是对政治改革和还政于民的要求没有松口﹐因此十一月二十三日的区议会选举中﹐再创区议会选举投票人数的最高纪录﹐民主派大胜而亲共派大败。十二月二日﹐特首董建华到北京述职﹐由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分别接见。
一项调查发现,香港百万富翁人数突破二十六万人,较去年增加达七万人。调查更发现,能成为百万富翁的原因,主要是在经济欠佳下,市民减少消费及购买楼房而“致富”。这项由花旗银行负责的“香港百万富翁调查”,自二○○○年起进行,今年七、八月访问了二千名港人,结果成功访问了三百名百万富翁,从中推算香港持有一百万港元流动资产(如现金、债券、基金及股票等)的百万富翁高达二十六...
香港区议会选举﹐泛民主派虽然获得大胜﹐但由于特首董建华拥有个人委任102名区议员(等于全部区议员人数的五分之一)的权力﹐比整个民主党获得的95个席位还要多﹐因此泛民主派要求取消委任议席﹐至少是在每个区议会中(共有18个区议会)只委任1到2个议席。这个主张被保皇的民建联﹑港进联等所反对。因为保皇党在输选之后﹐就期望董建华可以委任让他们“翻本”﹔有些则根本不愿意...
公投是由选民直接作出某些重大决定,这决定议会不得废止或修正,具有最高法律权威。
11月23日香港区议会选举,因为是七一大游行后的第一次大规模选举,因此引起各界的瞩目。区议会职能只在地区的服务工作,远不如立法会重要。但是人们还是关注:七一后董建华政府是否已经挽回了民心?中国力挺香港经济的做法是否化解了董建华的危机?选民是考量候选人的地区服务工作还是他们的政治理念?
香港区议会选举余波未绝,民主党昨天请愿,要求取消区议员的委任议席。港府官员承诺,不会委任选举败选者进入区议会,但拒绝回应委任人数会否减少。
香港主权回归中国已经六年多,香港传媒生态和香港新闻自由状况的变化如何?是很多人关心并常常引起争议的话题。本文从两方面谈谈一些看法。
由于特区政府连一条鳄鱼都抓不到﹐但是却吸引不少市民观看这场人鳄大战﹐有时多达两百多人﹐媒体天天报导。闹了近十天﹐特区政府脸面无光﹐只能聘请外国专家助阵。人们应该记得﹐90年代放映过两集的电影《鳄鱼先生》﹐就是以澳洲作为背景﹐因此也就到澳洲聘请。
“一国两制”这种等级制度,所建立起来的是一种新的隔离。被隔离开的两部分人群,拥有明显的不平等的权利。它一方面维持中国的极权政治制度,继续剥夺着大陆民众的天赋人权,同时它又能够拥有对港澳等地的统治权,满足统治者心理上的荣耀感,并以这种理论不断地威胁利诱台湾政府。
迫不得已,才搞的一国两制,这在当时具体情况下是有积极的一方面,对于港、澳、台特殊地区,现实的大陆政治制度,是不被港、澳、台所接受的!所以,一国两制的提出对港、澳的回归,和中国统一是起到积极作用的!但是这是权宜的对策,即一个中国不能永远一国两制!在民主进程推动下,总要一同走向阳光的民主制度上!到底那种制度好且不说,我们的初级阶段也继续着初级,当胡锦涛高举三个代...
人们还能从杨利伟的脸上看到“上天”后的倦意──他脸上的那个惨白,但他日前却马不停蹄地赶到香港“劳民”,在香港刮起了一阵“太空热”。杨利伟也成为香港市民眼中的英雄,并在大球场和电影明星成龙合唱“男儿当自强”,令香港市民如醉如痴。
香港两间大学的最新民意调查都显示,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的民望评分又再下跌,学者表示,政府出现管治困难,必须在制度上作出重大改革,而要突破困局也必须要加大力度回应市民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诉求。 *上升两个月后掉头回落* 香港大学民意网站最新的民意调查访问了超过一千名市民,结果显示,行政长官董建华的民望在连续上升两个月后掉头回落。
在七一大游行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中产阶级,在游行后似乎失去踪。新力量网络所作的调查显示,大多数受访的中产阶级认为立法会不能反映他们的声音,没有政党能代表他们。他们还认为特首没有履行承诺,彻底改善施政。他们不赞同政府只改善经济,稍后才处理其他施政问题。由此可见,香港的中产阶级并未消失,他们也还不死心,只是可能因为没有代理人而有些消极。
胡温体制建立以来,一直将“稳定”、“安定”、“确保政策连续性”作为头一年的追求目标,“改革与发展都必须建立在稳定的基础上”,对国内问题如此,对香港问题也如此。
10月26日﹐香港发生一宗集体抢劫案﹐其匪徒的手法正是具有“中共特色”﹐而劫匪又操不纯正带有客家口音广府话者。因此人们怀疑是不是“共匪”(中共统治下的匪徒)借中港两地交流的日益频繁而入境作案﹐或者大陆移民模仿“共匪”的作案方式。
今年春﹑夏之交﹐香港SARS灾难刚过﹐政府亟欲重塑香港国际形象﹐提振市民信心﹐便花巨资营造莺歌燕舞局面。首先以巨资邀请皇家马德里球队来香港表演。虽然使球迷们疯狂一时﹐然而当时安排也相当混乱﹐连卖票都有问题﹐受到不少投诉﹐包括要求查账。然而董建华的特区政府一向不去追究责任﹐当然也不懂得吸取教训﹐对七一大游行尚且如此﹐何况其他。
神五上天﹐中共借势宣传民族主义﹐似乎一切问题就此迎刃而解了﹐连民主自由都可以由神舟取代。而对此最心领神会者﹐非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莫属。
关于上街游行,香港蔡子强在文章上说: “如果对于三四十岁中生代来说,最记得的是 “六四”;那么对于二十岁新生代来说,将来最会记得的,一定是 “七一”。这令我想起,我们这一群五六十岁的亲共派老生代,对于香港六七年暴动期间的上街游行,也应有不少的思考。
71大游行后,香港政治气候起了大变化。人们能明显看到感到的是香港民主的胜利,但并不是人人都能看到感到香港民主在胜利中的失败,更少人能看到感到失败中的胜利。
香港基本法是港英政府与中共废尽脑汁和唇舌,经冗长而艰辛的谈判而成的产物,而邓小平更自惭形秽----深知共产政制之被人深恶痛绝,耍出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的新花样来安定港人的信心。但故意在基本法中,轻描谈写地安排了一句:“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修改基本法。”
中联部建于一九五一年,负责对外国共产党交往联络,在毛泽东时代恶名昭著,因为中联部支持各国共产党进行暴力革命,是东南亚国家的共产武装叛乱的总后台,其角色类似今天本.拉登搞的恐怖组织阿盖达。因此,中联部对敢于披露这段历史者往往残酷迫害。香港学者徐泽荣因发表一篇文章揭露马来西亚共党在中国湖南设地下电台而惹怒中联部,被以莫须有罪名判重刑十三年。
中共中央总书记兼国家主席胡锦涛于九月二十七日在北京会见了香港超级富豪代表团。这是中共在七一大游行以后﹐组织了五十多个不同团体和行业北上朝圣的最高潮。中共在1982年正式对外宣布要收回香港后﹐由于香港出现信心危机﹐当时香港新华社也组织了大批代表团北上朝圣﹐由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和总理赵紫阳分别接见﹐给予安抚和各项具体保证﹐例如“五十年不变”﹑“马照跑﹐...
七一大游行虽然迫使特区政府撤回23条的立法﹐但是特区政府并没有从中真正吸取教训﹐他们蚕食香港司法独立的企图仍然不断﹐而且花样百出。
全国政协副主席徐匡迪最近泄漏了一项‘国家机密’,有关香港。七月一日,香港五十万人上街游行,反对‘二十三条’立法,并抗议无能的特区政府,震撼世界,也震撼中南海。究竟中国领导层如何看待这次事件?北京头面人物似乎说法不一,开始的时候也以正面评价为主。听说香港人因此很松一口气,海外舆论也多有欢呼香港人民的伟大胜利者。毕竟,没有把解放军的坦克开进维多利亚公园,可见中国...
在七一大游行后﹐董建华内阁出现窝里反﹐23条立法被迫延期乃至撤回﹐两位“问责官员”叶刘淑仪和梁锦松辞职等等﹐面对这样大的变故﹐董建华理应对内阁进行大改组﹐而这改组也终于完成﹐但结果是换汤不换药﹐受到舆论强烈抨击﹐就是香港土共﹐也表示不满。
香港漫长的殖民地历史上,受英式传统的庇护,享有罕见的新闻自由与出版自由,政府从不实行新闻检查与管制。各种言论,应有尽有,不应有亦有。这种“言者无罪”的自由正是无禁区、无底线的自由,不禁令人怀念起大陆文革后流行的一个号“读书无禁区”。
记得那年在香港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我曾见过刘慧卿一面。她的香港话我听不太懂,所以把开会的时间大都用来欣赏她的风采了。除了赞叹香港这位第一个出任立法局直选议员的女性好漂亮之外,我还很钦佩她始终坚守民主人权理念的立场。
香港市民“七一”上街游行已经过去一个多月,对大游行严重缺乏“心理准备”的那些负责香港事务的权威们,经过一轮恶补“资讯”,开始发表“研究成果”了。近期络绎于途奔波在中港间的政、商名士闻人,捧回的“中央精神”,向港人传达一个新讯息,就是指参加七一大游行的市民“大多数是爱港爱国的”,“当中只有极少数是反中乱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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