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序书摘

凌晨，东方的天际泛起了苍白的晨光，大地上却还麋集着黑沉沉的夜色。达娃跪在沉睡的白帆身旁，眼睛像冬日夜空中的寒星闪烁起淡蓝色的光影，深深地凝视白帆的面容。当天际苍白的晨光渗出一丝枯红的血色时，达娃目光间萦绕着悲凉的柔情，用心说：“思念你，心就疼。

贝吉多杰是昨天回到拉萨的，并在大昭寺内过夜。大昭寺有他过去熟悉的几位僧人，通过这几位僧人，他得知，三天后，正在西藏“视察工作”的那位共产党领袖级的大官可能要来大昭寺参观。听到这个消息后，贝吉多杰立刻决定，以他做为刺杀对象。

蓝紫色和铅黑色的浓郁的云雾被浩荡的高空之风吹动着，迷迷茫茫地沉降下来，涌向辽阔荒凉的原野，犹如天空坍塌了似的。铁褐色的大地在云雾低垂的阴影下显得昏昏冥冥，而托起天葬台的石峰却还裸露在透过云隙照射下来的炽烈阳光中，仿佛是一座由千年狂风在凝结如石的白火焰上雕成的峻峭祭坛。

日球沉落到云层之下，像一团疯狂的、苍白的激情在荒凉的地平线上炽烈地燃烧。低垂的青灰色云层底部被阳光烧成深红色，仿佛是就要熔化的岩壁。从日球沉落的地方涌起的浩荡的风鼓动着金丝般的雾，漫过苍茫的原野。

“遇到一个你见过的女人中皮肤最白，眼睛最亮的，那就是她了。”在疾驶的越野吉普中，珠牡又一次想起，离开北京前父亲对她说出这句话时，那平常除了衰老之外再没有任何其他神情的枯瘦的脸上，竟然那样生动地飘拂起一缕伤感的柔情。当时，父亲要她将一些钱交给益西卓玛，并说明了如何才能找到一位将自己囚禁在山洞中的苦修者－－益西卓玛就陪伴着他。最后，父亲便以这句话告诉她该这样辨认益西卓玛。

那天，回到住宿的宾馆已经是夜里了。珠牡整整一夜都伫立在卧室的阳台上，望着空中纷乱涌过的黑灰色的云团，心灵中只重叠着寂寞和空虚。第二天早晨，虽然疲惫不堪，珠牡还是坐进父亲的高级轿车，随同大活佛的车队，驶向哲蚌寺。今天，大活佛要在哲蚌寺宣讲佛法。

3月3日，4位参众两院的议员在美国华府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公布推出一项在世界各地推进民主的法案供国会审议。美国前国务卿副助理马克.帕玛的《摧毁邪恶轴心》一书对此法案有着相当的影响。

没有休息，没有假日，没有阳光，只有每天都不间断的、阴影下的奋笔疾书。袁红冰的腰僵硬地弯曲了，视野变得模糊了。他的面容呈现出枯萎的灰白，仿佛罂粟花汁液般艳丽的血都注入了著作之中；他那曾在陡峭的峰脊上追逐疾风的步履，也只能像衰朽的老人一样蹒跚在铅灰色的疲倦感中。唯有写作时，他才能听到自己心的跳荡，然而，那心的跳荡声就像烧成暗红色的岩石，不断猛烈地敲击在他寒冷的、薄薄冰层般脆弱的生命上。

一个周末的傍晚，白天值班的看守已经走了，值夜班的看守还没有来。看守所的庭院里弥漫起灰蓝色的暮雾，呈现出少有的宁静。隔壁囚室里传出一个死囚犯的歌声：“秋风起，秋风凉，秋风阵阵吹进了铁窗。坐牢的人儿呵，心里多悲伤……。”

在那辆“公爵王”轿车的引导下，押送袁红冰的白色中型客车载着十多名秘密警察，开出站台，然后，沿一条坎坷不平的道路，向西北方疾驶而去。路旁低矮、破旧的房屋顶部的黑灰色瓦片，布满暗绿色的霉迹；黑洞般歪斜的门边，一个个身材矮小而枯瘦、面色灰白或者枯黄的人，目光呆滞地望着从云层间渗出来的惨白阳光；路两边污水沟中发出的腐烂老鼠尸体般的臭味儿，似乎将空气都染成灰褐色。

女儿出生三个月之后，王锦娜就带着她回到袁红冰的岳母家。由于紧张地从事民主运动，袁红冰平常都住在联创中心，每隔半个月才赶到位于市区南缘的岳母家，看望女儿和妻子一次。

早在九一年秋季，在一次自由记者高瑜女士举办的聚餐会上，袁红冰认识了人民大学教师蒋培昆、丁子霖夫妇。他们十九岁的儿子就死于“六．四”之夜。蒋培昆是美学教授，他长发飘垂，面容消瘦，颇具高傲的艺术气质，由于丧子之痛而覆盖在蒋培昆面容上的青铜色风尘般苍凉的情调，感动了袁红冰。但是，使袁红冰心灵震撼的，却是丁子霖女士眼睛里的悲愁。丁子霖身体消瘦，面色像一片干裂的黄叶，即使在同人面对面地谈话时，她的眼睛也好像在注视着极其遥远的地方——越过重重荒凉的时间，在注视八九年六月四日那个被烈火烧焦的夜空；那个被迸溅的血染成暗紫色的夜空；那个被横飞的枪弹划出道道伤痕的夜空；那个被惨痛、凄厉的呼嗥撕碎的夜空；那个在坦克车的履带下战栗的夜空，好像，她的心已经永远失落在八九“六．四”之夜，她的灵魂也早已埋葬在那个残破的夜空中了。

一九九二年六月十四日清晨，袁红冰习惯地打开短波收音机，从国外的广播中获取真实的信息。突然，台湾广播电台播发的一条消息，使袁红冰的心绪变得严峻了。那条消息的大致内容是：北京的一批自由知识分子将于今天召开一次思想讨论会。

六月三日晚八时，袁红冰打开半导体收音机，北京中央广播电台的一个男播音员正在以庄严、神圣得近乎虚伪的声音，宣读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的〈紧急通告〉：“全体市民，从现在起，请你们不要上街去，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广大职工要坚守工作岗位，市民要留在家里，以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下午，事先没有任何预兆，骤起的狂风便卷裹着枯黄的沙尘，从内蒙古高原越过燕山山脉群峰，迅速漫过北京城，天地之间立刻变成一片喧嚣的昏暗。尖利的风声仿佛是青铜色的悲啸，而形态狰狞的、黑紫色的雷暴云如同惨痛的命运，在呼嗥的风声中疯狂地翻滚奔腾。苍白的雷电撕裂了低垂的云层，横扫的急雨宛似被雷声震碎的苍穹在痛哭。

一九八七年夏至八八年春期间，袁红冰和陈坡同一批部长、省长级官员建立了程度不同的私人关系。站在这种关系之上，他们已经可以接近地注视共产党官僚集团权力的冰峰之巅了。但是，接近的注视并不等于踏上了峰巅，也不足以实现他们试图在政治危机发生时，直接摇撼集权政治核心的设想。不过，八八年桃花盛放时节，情况有了转机。

寒假结束之前，袁红冰准备离开呼和浩特市的最后一天，他是同柴治国在无言地狂饮烈酒中度过的。深夜，柴治国把袁红冰送出自己的家门。空中低垂着铅灰色的浓郁阴云，硕大的雪片静静地漫天飘飞，那灰白的雪片落入路灯朦胧的淡紫色光线中后，便呈现出暗红色，仿佛是无数凋残的血迹纷纷飘落。

一九七六年八月中旬，在离开九个月之后，袁红冰又重返呼和浩特市。他的新的工作单位是内蒙古汽车修配厂。这是一个有一千多名工人的大厂。由于厂长同袁红冰的父亲有很深的私人情谊，袁红冰被分配到机修车间，当维修工——这是一个比较轻松的工种。袁红冰所在的工段绝大多数是年轻人，他们对政治毫无兴趣，关注的只是提级升职，以及如何在工作中偷懒一类的琐事。工段长是一个五十多岁的人，尽管处于炎热的夏季，他头上总戴着一顶黑色的皮革帽子。不久，别的工人就偷偷地告诉袁红冰，这是因为工段长不仅秃顶，而且头皮上布满了脓疮病后留下的疤痕。这个工段长并没有表现出马克思理论所断言的、工人阶级天然拥有的高尚情操，相反，他最浓厚的情趣，就是在伤感的沉思的微笑中，自言自语地说出诸如“大姑娘撅屁股——漂亮的肉蛋蛋”之类淫秽的话，然后，便色眯眯地窃笑一下。似乎他的胡子虽然灰白了，可是，性欲却仍旧像年轻的公驴一样旺盛，这使袁红冰有些作呕的感觉。

严冬还没有过去，天空中却已经飘拂起浅绿色的令人想起春风的云缕。一天下午，袁红冰为构思小说，在村外的林边漫步。远处，从灰黑色的冻结的原野上，走来几个裹着灰白色的破旧羊皮衣的农民。尽管袁红冰已经习惯了看到农民们佝偻的身姿，可是，他却感到，这几个农民的身体显得格外弯曲、僵硬，好像就要被风吹断的衰朽榆树的枯枝。等那几个步履迟钝而沉重的农民走近之后，袁红冰认出他们都是这个村庄里的蒙古人。那位曾要他讲故事的生产小队的队长走在最前面。袁红冰同这些农民早已十分熟悉了，可是今天，那位小队长只冷漠、阴沉地向他瞥视了一眼，就又垂下面容，像完全陌生的人一样，默默地走过去。袁红冰困惑地望着这几个农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位远远落在后面的、叫海棠的少女走到袁红冰面前，停住了。她茫然地睁大空洞的眼睛，用苍白的声音对袁红冰说：“我们上午就让叫到公社去了。军代表说我们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限我们两天之内坦白交代。要不，就专政我们……我该怎么办？什么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

“红色恐怖”这颗从毛泽东的权力私欲和共产党专制政治理论中垂落下来的巨大血滴，很快就在中国政治的台布上扩展开来，染红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许多人在红卫兵惨绝人寰的酷刑下死去，更多的人在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下，走上了绝望的断崖。人性在肮脏的血污中受到践踏，而兽性则披上了共产主义的金色长袍，在太阳上作魔鬼之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