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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有灵

接下来要说明的是,蛋与外在环境间进行“生物通讯”的有力实验证据(注)。举第一个例子之前,我必须提醒各位猫是天性独立的动物,而暹罗猫似乎尤有过之。至于牡羊座的暹罗猫,那真是没得比了。山姆(Sam)的生日是四月三日。懂猫的人应该知道,把猫抱起来之前,最好先征询它们的许可,否则它们会被激怒。
后来我进入一个全新的研究时期,开始使用一般用于监测心脏的EKG装置(也叫ECG,全名electrocardiogram,中文译为“心电图仪”)和用来监测脑波的E E G装置(全名electroencephalography,中文译为“脑电图仪”)。
江本先生除了做水结晶实验之外,也做了一些别的实验。这次这个实验是将普通的白米饭分别装进两个一样的玻璃瓶里,每天让两个上小学的孩子,向贴有“谢谢”文字的瓶子说“谢谢”,对贴有“混蛋”文字的瓶子说“混蛋”,持续一个月。
可能有些传统科学领域以外的人会认为我的实验正进入“乙太场”(译注:原文作etheric field,泛指人的能量场。现代许多能量治疗或心灵医学的流派都使用这个名词,但各家说法稍有出入)的范畴。也就是说,如果这颗蛋能孵化的话,“乙太场”将引导其生理发育,并安排鸡蛋孵化前的循环系统运作。
一九六六年的纽约实验室里,一次偶然的发现促使我决定将实验范围扩展到“生物通讯”领域。前面提到过,由于测谎仪图谱用纸的成本太高,我经常用一个大型电表取代记录曲线,以监测植物反应。
这里有两个关于鳝鱼的真实小故事发人深省。一个是古代的,一个是现代的。鳝鱼乞命鳝鱼乞命 明神宗万历九年,杭州湖墅居民于氏的邻居,遭遇盗贼抢劫,于氏有出嫁的女儿,听到消息,特地回娘家为母亲问安,顺便送来十尾鳝鱼作礼物,于氏将鳝鱼养在水瓮中,却忘记了。
千钧一发之际,鱼缸里的金鱼居然接二连三跃出鱼缸,其中有一只正好扑倒在紧急电话的快速键上...
一九七六年七月间,我受邀参加第一届巴西超心理学与心理电子学代表大会(The First Congress for Parapsychology and Psychotronics),其中包括了在里约热内卢以及圣保罗的两场“生物通讯”研究报告。我发现巴西是个迷人的国家。在里约时,我问主办单位安排的翻译哪里可以找到最有趣的活动──那些他们可能不希望我去的地方,结果她带我到里约市郊的“心灵真理之路中心”(Center of the Pathway for Spiritual Truth)。
约翰‧克美玆与亚瑟‧盖斯顿在AAAS研讨会上的报告透露出他们实验方法的问题。很明显地,他们并未采取适当的自动化程序。实验前,他们将受测植物放置在存放间内七天,然后用蒸馏水冲洗树叶。
河南省唐河县源潭乡尚庄村有一石头神像,人们称为石头神,都说很灵验,人们有什么小灾小难的都好去求求。
《科学杂志》(Science Magazine)的大众版──《科学新闻》(Science News)(注8)是一份严谨的报刊。AAAS于纽约市举行的会议结束之后,《科学新闻》在一九七五年二月八日出现以下报导:
一九七五年,我在纽约市举行的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年会中为我的研究辩护。这次AAAS年会中有一百七十八场专题研讨会,其中只有十场召开个别记者会,而我的是其中之一。会议企划人事先答应将这十场研讨会的实况录音收入于AAAS影音资料馆中。他们为我这场名为“植物受到外在刺激所产生的电子反应”的专题研讨会安排了五位发言人,其中一位对我的研究多所批评的发言人是稍早提到过的艾德加‧盖斯提格。还有一位是科学无限研究基金会(Science Unlimited Research oundation)聘雇的生物学家约翰‧克美玆(John M.Kmetz)。
显然的,从一九六六年至今,我在对科学界展示的研究观察方面已经有相当进展。其对象不仅是我的同侪,更包括许多著名的科学团体。当然,这也是科学传统所拟定的要件之一。
查尔斯‧葛兰杰博士(Charles R. Granger, Ph.D.)于康乃尔大学生物系担任教务组助理教授期间,找了一组学生试图重复我先前发表的“植物与丰年虾”实验(注6)。实验尚未完成,葛兰杰博士即被调往圣路易市的密苏里大学(University of Missouri)任生物学暨教育学助理教授一职,而这组学生则由艾德加‧盖斯提格(E d g a r L. Gasteiger)教授接手指导。盖斯提格教授定下截止期限,似乎要催促他们作出结论,却不让他们有足够时间先解决程序上的问题。他宣称这项未完成的研究为“失败的重复实验”,并在一九七五年美国科学促进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简称AAAS)年会中提出,以此攻击我研究的可信度。
一九七三年,桃乐茜‧雷塔莱克(Dorothy Retallack)(注5)撰写了一本名为《音乐与植物之声》(The Sound of Music and Plants)的书,叙述她在坦普布埃尔大学〔Temple Buell College,现属丹佛大学(University ofDenver)〕里非常谨慎进行的一连串实验。虽然这本书已经绝版,但《植物的秘密生命》一书的第十章对她的研究有详细叙述。
以下是弗德瑞克‧韩特(Frederic Hunter)为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一日的《基督教科学观察报》撰写一篇报导时所收集的意见,代表七○年代一些当权派的科学家们对我的典型看法:
一九七二年,苏维埃科学家V.N.普希金(V.N.Pushkin)在一篇名为〈花朵记忆〉(Flower Recall)的一般性文章中叙述他如何成功地重复我的植物实验,这项实验以EEG(脑电图机)取代GSR装置而完成。研究组员选择实验对象的过程相当谨慎。
一篇题名为〈研究发现植物能对人产生感应〉(Plants Discovered Tuning In on Us)的文章在一九七一年的《催化剂》(Catalyst)杂志中出现(第二卷,第一期)。在接下来一期的“给编辑的信”专栏中,大多数的读者回响表达对此文的赞赏,该杂志并给我机会在该期中回复来信。
无线电视是将我的研究告知大众的绝佳工具。除广播之外,我受邀上了许多谈话性电视节目,其中包括强尼‧卡森(Johnny Carson)、亚特‧林克雷特(Art Linkletter)、莫孚‧葛里芬(Merv Griffin)和大卫‧佛洛斯特(DavidFrost)。
在那段时期,我虽未取得一些决定性的研究成果,但我觉得自己就是个研究的催生者。许多好奇者涌入我的实验室,其中包括著名的通灵者亚瑟‧福特(Arthur Ford)与他的朋友们。他在最后一本著作《超越死亡的生命》(TheLife Beyond Death)一书的结语中写道: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日,结束了一场在耶鲁大学语言学学院的演讲之后,我回到宿舍二楼招待客席演讲人住宿的地方与几位研究生会面。我邀请他们上来一同使用我自己带来的测谎仪,并让他们将GSR电极连接到植物上,作一些非正式的测试。
这一章将讨论科学家与大众对我的植物研究的回应──尽管我们在早期研究中已经开始利用蛋、细菌和人体细胞做实验;接下来的三章将对这些实验有进一步讨论。
当进行“生物通讯”研究时,首要难题之一就是实验的可重复性。大自然不会因应某人要求而连续重复十次同样的动作。不幸的是,要求重复同一事件以累积有效数据的原则,与我们所观察到的只有突发性刺激才有反应的现象有直接冲突。除非设计出一个完全的自动化实验,任何人将无法轻易地消除实验者与被观察的生物之间的联结。
遗憾的是,想要重复这项实验的人似乎未能如我们一般谨慎地设计实验的自动化程序。据我们推想,这些尝试重复实验的人真的不了解如何利用自动化机制将人的意识排除在实验之外。他们以为,只要走到一墙之隔的另一个房间,从闭路电视里观察实验进行就可以了。却不知,那道墙完全无法阻隔植物对人类的感应。
接下来我要面临的就是:为这项只许成功的实验定出架构。我原想在这次实验中应用植物与人类间的互动,将人类的情绪设计为植物的刺激源,但在一些初步测试后,我遇到了重重困难。人类情绪的呈现相当复杂,不像开关一样有准确的时间点,所以我认为以人类的情绪作为刺激源并不可行。
在一年半的观察期间,植物对实验室中其他的生物都产生相当的感应,这也包括人以外的活动。众多的观察相继证实了这种共鸣现象。
我采纳了一些科学家──尤其是物理学家们──的建议,试着将较小的植物置于铜质的屏蔽箱内,以阻断电磁波的干扰。这个作法也是为了试图阻隔“生物通讯”效应。然而,植物的反应就像是屏蔽箱完全不存在似的。我后来有机会使用一间顶级的屏蔽室,并进一步证实了这项观察。第八章对此有更详尽的描述。
回到纽约的实验室之后,我决定要持续严格遵循以“科学方法”勾勒出的原则。在向公众或新闻界公开发表任何言论之前,我必须完成一项具有充分对照组的成功实验。
我早期的探索行动之一是到康乃迪克州的欧德兰镇拜访哈洛德‧萨克斯顿‧伯尔博士(Dr.Harold Saxton Burr)。他是一位颇有名望的学者,曾于耶鲁大学医学院任解剖学教授。当我们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会面时,他已经对他后院中的一棵树的电子特性作了相当的观察,并连续记录了该树的电讯号长达十年,其结果相当惊人。他从多项观察中发现了树的电讯号改变和太阳黑子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