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新中国》第七章 横空出世 (43)

人们认为解放军将玩弄核武器、准备打核战视为最起码的恐吓条件。这种看法在某种程度上说的过去。布莱克说，“他们运载导弹的卡车使用低频通讯手段，他们必须假设我们能发现他们。如果他们监视我们的话，他们会知道我们的陆基导弹也会有所行动。但是他们拥有潜基弹道导弹之后情况就变了。这个时候潜基导弹就会出动。”美国的弱点是她过于趋前的地理位置：“你无法使用‘战略防御计划’保护关岛和夏威夷。”也许由于这个原因，布莱克接着说，“中共对‘战略防御计划（SDI）’不太在意，他们认为这个计划要等十年才能进入部署阶段。但是，从战术角度上讲，他们非常愤怒，因为我们可以在十八个月内为台湾建立一个防御中共常规导弹袭击的安全网。没有迹象显示他们有窃取我们‘战略防御计划’的动作，而他们要做的是使用反卫星的办法来破坏我们的这一系统。反卫星的办法确实存在，他们能够把我们的卫星搞得七零八落。”

　　中共正在开发空中预警系统的杀手，采用的是苏联那种可追踪信号的弹头。他们研制的导弹射程惊人，也拥有了用于迷惑对手的电磁脉冲武器。布莱克预测解放军很快会拥有封闭美国指挥中心的电子干扰能力，把它从台湾海峡冲突中隔离开来。“他们现在研制的是一种逼迫美国避开的军事能力。”

　　

最后呢，中共军事演习使用了非常规的战术：“榴弹炮架在船只的甲板上和其他愚蠢的招数，让我们不好类比。航空母舰的麻烦仍是个问题。我们可以击沉‘无畏’级驱逐舰，只要它敢开第一炮。然而，他们认为他们就需要一炮。”

　

　布莱克摇了摇头，对这种一厢情愿的军事战略和危机造成的变化莫测表示了一种无奈：“他们将跌跌撞撞地闯进这场战争。”

　　

中共的军费开支大约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而且没有良好的航空电子工业。中共从苏联那里学到一课：不要与美国比花钱。他们预算有限，怎么能希望建立空中优势呢？据估计，中共制造一枚巡航导弹的费用比美国少百分之二十至三十；中共国防问题专家估计，美国防御中共一枚导弹攻击的费用高达中共生产一枚导弹费用的九倍。解放军现有四百五十多颗常规弹道导弹，每年部署七十五颗左右，到二○一○年将有九百颗常规弹道导弹，足以对台湾的机场、指挥和控制中心与其他军事目标率先发动全面攻击。即使开销不多，解放军仍然相信他们可以在四十五分钟之内获取空中优势。布莱克认为，“解放军相信他们可以迫使台湾在四至六天内屈服。”

（注：这种看法，即台湾人软弱且贪财的性格决定他们枪一响就投降，在中国大陆已鼓噪多时。许多在华美国人也持这种看法。在中国大陆居住久了，这种对台湾民主力量的鄙视就会潜移默化地在发挥作用。与阿道夫•希特勒在三十年代曾嘲笑英国为“小商贩的国度”如出一辄。）

　

　中共导弹战略虽然看起来吓人，但也许正是它整体对台战略最薄弱的环节。布莱克告诉我，“四百枚导弹，数数看，发射一颗少一颗，这又有什么呢？台湾人经历过恐怖的大地震，心理震撼不会带来空中优势的。解放军还不明白这一点。”

　　

最终，解放军必须越过吓唬人的导弹部队，直接出兵入侵台湾，这时候“第四代战争”情况出现了；像其他许多战术用语，这个词义不甚清楚。但中共明白其基本要点。他们知道苏联的人海战术已经破产，所以呢，要放弃密集队形，选择小巧玲珑的机动特点，配合炮火协同进攻。（这需要获得海军内陆电缆、移动录影、保障通讯安全的光纤技术和复杂的加密算法）。“他们读到什么就相信什么。甚至相信汤姆•柯兰塞。（注：汤姆‧柯兰塞（Tom Clancy），美国作家，著有《猎杀红色十月》（Hunt for Red October）”布莱克笑着说。“我们有即时战场图像，他们还没有，他们急于得到这一技术。他们知道它的份量。”

　　

不加上附注是很难理解的：我们自己是促成这一切的部分原因。我们认为军民两用技术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变化。内燃机是机械化战争的必备条件；噪音小的潜艇驱动器依赖于复合材料；商业雷达、卫星资料也可以用于巡航导弹的导引控制系统。不管我们如何看待它，中共已从美国手中得到了上述技术。

　

　广义上讲，在八十年代我们把它当作盟国，允许有限的杀伤武器和民用技术出口给中共，没有引起太多的麻烦。九十年代，我们开始发现它是个武器扩散国，于是我们开始对敏感的高科技采取控制措施，不过为时已晚，漏洞太多，防不胜防。虽然我们抢先一步制止了洛拉尔公司（Loral）把军用卫星出口给中共，但他们提供的技术还是改进了中共的火箭性能；沈阳的波音公司（Boeing）分厂在收到停产命令之前，一直在为苏-27提供民用航空配件；昇阳电脑公司（Sun Microsystems）想尽办法向中共出售超级电脑，而中共电脑制造业的老大－－联想集团接着就把这些超级电脑转手卖给解放军。中共有个技术采购单子，其中被拒绝的有晶片定制技术和算法（晶片很难仿制）、隐型技术和军事应用软体等等。

　

　在北京的美国电讯公司和其他高科技公司的总裁们一般都认为中共不是我们潜在的敌人，他们认为只要不卖导弹的控制导引系统，“正常”商业交往不会伤害美国利益。另外，中共资讯系统的技术协定必须要基本符合美国标准，否则，全球商业通讯会是一团糟。在这个阶层中，至少有两位专家另有主张。他们都愿意见我，但同时又像布莱克那样要求身份严格保密。我暂时称他们为‘怀特’（White）（若干跨国电讯公司的顾问）和‘格雷’（Grey）（技术和互联网分析家）。

　　

　　怀特认为现代军事技术正经历一场革命，而这场革命完全取决于互联网的发展：“中共致力发展资讯领域的优势将对美国构成最大的威胁。”他指出，中共一年可产生一百万工程师，他们轻而易举的打下了基础。资讯加密技术“相当于太空领域的科技角逐”，中共用五年时间已从零数位发展到二百五十六数位加密。他对美国技术公司普遍存在的傲慢颇有看法，他说，那种以为我们技术革新的速度快得使中共无法采用商业办法复制微处理器的想法荒唐可笑。（尽管按美国标准是很慢，中共最近还是搞出了他们自己的第一个微处理器，龙芯。他们声称研制花费一百三十万美元。令人好奇的是，英代尔（Intel）公司去年为中共高等院校的赞助费用也是这个数字。）怀特说，“一涉及互联网，军用和民用之间就很难划分。美国军方直接使用刚下货架的膝上电脑，所以中共的资金花在哪里最上算？在钢铁上呢？还是在资讯战上呢？…中共能承受多少个登月计划和曼哈顿工程呢？只能承受几个，但他们能做成。”

　　怀特分析了中共的具体作法。获取尖端技术的一个作法是从以色列等国购买。吉拉特（Gilat）公司向中共出售了加密性能上乘的电脑、先进算法、软体、晶片、声音扰频器和所谓的“可设定地址的加密”技术。加拿大是另一个薄弱环节，温哥华高干子弟的关系网提供了许多可乘之机。另一个作法叫作蚂蚁啃大象。有超级电脑最好，如果没有，可以串联许多电脑来处理大型计算专案，这种事在中共那里就方便多了。

　

　中共的资讯产业部广撒大网，充分利用处在美国安全机构监视之下的众多超小型公司来运作。对此，布莱克特别加以证明，他说，“中共为购买这些技术，做出巨大努力。尽管购买清单随时间不断变化，中共主导的采购行动从没有放松。赴美访问团体数目不断上升，大部分团体是美国公司赞助的，可优先拿到签证。…驻北京公司的代表忙着改善公司形象，发出邀请的美国公司并没有卖任何东西，但提供了接洽管道。这些中共人士一旦拉上了关系，他们会另找合适的公司来订购相关技术产品。”

　　二○○二年十一月，据报导，证交所雇员詹美玲（Mylene Chan）被迫辞职。这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年轻女士把她经手的一些公司为证交所撰写的秘密报告转交给中共，其中不乏涉及国防和情报领域的承包商。但证交所一直没有把此事上报给联邦调查局，令人怀疑好像在掩盖什么。

　

　这条消息出现后，我在北京一些新闻界的朋友对此嘲笑不已。主要是因为最先报导的记者是《华盛顿时报》的比尔•格茨（Bill Gertz）（被认作是专找中共麻烦的记者），其次是因为报导使用了“间谍”一词，他们认为这个词有些过时。不过我想既然这些秘密报告涉及保密专案和公司财政状况，这些不正是国家安全部想知道的情况吗？在一次与布莱克的会面，他立即证实了这件事，并指出这件事恰巧反映了中共的兴趣所在。

　

　道琼指数低于一万点时，正是中共寻找受伤动物的时候，即那些混不下去而又有先进军事软体的小型高科技公司。接触他们的公司往往看起来与中共军方没有任何瓜葛。

　　格雷证实了布莱克的说法并补充说，“中共挑选的不只是小公司，那些愿意帮助中共的大公司一样受青睐。北电网路（Notel）和朗讯（Locent）一落千丈时，中共成了他们的救星。中共希望他们支撑下去。”最有价值的民用技术应用到国防领域一直在悄悄进行；或者直接转换门庭，或者通过仿制的方式，这些从未见诸报端。特别是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下，中共相关部委有许多推波助澜的机会。

　

　但好处是双向的。格雷认为，“科技公司的总裁受到的欢迎程度会远远超过中小国家首脑来访的待遇。”这些公司得到的回报不仅是招揽到投资和引发股票在华尔街上涨，还包括技术转让。这是由于中国缺乏透明度和没有证交所这样的机构造成的。怀特问我，有办法制止吗？什么办法也没有。不许出售？在这样的市场潮流下不许出售？现在的问题不是不许出售，而是如何出售。如果洛拉尔倚仗同政府的密切关系可以出售，那还能制止谁呢？

　　

我们已经看到摩托罗拉在一九九五年用于贿赂的款项一年高达六千万美元，约占预算的百分之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从那时起中共官员越来越贪得无厌。美国公司正努力应付这种挑战，不过他们用于贿赂的数目毕竟没有他们在当地为中共建立研发机构的开销大。

　

　例如，中共官方喉舌新华社曾在二○○三年报导：“摩托罗拉软体集团为扩大它在南京的软体中心再倾入一千万美元。”但这只是摩托罗拉在大陆建立的十八个软体中心的其中之一。据报导，另有七个工厂正在施工，这些都不是小厂。摩托罗拉在苏州的工厂有七十位高级半导体专业人士。SARS高峰期间，摩托罗拉（因为媒体对于它临时关闭了在北京公司总部的报导，觉得有失颜面）宣布计划追加投资九千万美元，用于在北京的研发设施，并在未来五年之间再投资五亿美元。摩托罗拉还计划把它在华投资总额提高到二○○六年的一百亿美元。届时从业的研究人员和工程师的总数可达五千人。

　

　然而数字反映的内容很有限。据观察家和专业人士介绍，摩托罗拉在华设立的研发基地都是一流的设施，与摩托罗拉在美国本土的设施不分上下；唯一的区别是有些研制专案的目标来自中共军方。许多美国公司都曾表示要在中国开辟研发中心，不过尚未付诸行动，仍处在公关阶段。而摩托罗拉的研发中心早已参与了科技部863工程的尖端专案：第四代无线通讯，使用每秒千万位组的传输速度、可同时用于商业和国防的移动通讯技术、半导体和生物工程……这些都是军民两用技术。摩托罗拉在华的许多经理都是美籍华人，各自出于不同原因，回到出生地中国工作；当地雇员至少占百分之八十，公司多次证实绝不会对中国工程师作背景调查。

　　

“这为他们提供了最佳的培训场所，”布莱克谈到这些实验室时这样表示，“这像一种贿赂，一种已写成剧本的贿赂。我们对此没有任何办法。”我问他谁能进去呢？包括党员吗？包括解放军的鼹鼠吗？有没有保护公司专利的防护措施呢？“没有措施，所有技术直接拱手送出。”

　　

摩托罗拉只是众多美国公司在中国开设研发中心的一个。最初，怀特解释说，这种作法被认定为公司的一种慈善表现，可促进与中国政府发展关系，“是的，我们愿出资七亿五千万美元用于研发，但我们还没有找到地方。”在过去两三年中，不知在哪里发生了变化，它从公司的公关手段变成了那些期望在中国市场占有一席之地的所有公司争先效法的模式。IBM的主要研发中心设在北京清华大学内，英代尔的研发中心在它旁边；蜂井（Honeywell）在天津设立了研发中心；微软（Microsoft）投资一亿三千万分别在苏州、上海和北京建立了研发中心，同时允许中方“有限度接触”它的原始码。通用电器（GE）在上海的研发中心据说是它在世界上第三大研发中心；朗讯建立了四个研发中心，并保证再投资五千万美元用于研发。阿尔卡特公司（Alcatel）正在为中国航太技术研究院开发第一颗大容量卫星，它正在建立的研发中心将雇用三千五百名工程师。（阿尔卡特公司有一句口号，叫做：“立足中国，放眼世界。”）

　　

我问布莱克为什么美国公司要走这条路？他回答，在华的美国公司（还有外国公司）都在下赌注。他们转让技术的速度已超过了他们发明创造的速度。建立一流的研发设施一方面为了与中国政府拉好关系，另一方面为了建立中国政府对公司的技术依赖，尽管这种依赖非常短暂。对于这些公司而言，由于中国工程师相对便宜，这种投资看起来还算值得。然而，在中国严守工业秘密常被视为愚腐之举；尽管摩托罗拉在硅谷也会发现这类泄密事件，但加州根本无法与国家安全部相比。

(待续)

转自【博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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