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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8月6日讯】〈自由时报记者刘力仁╱特稿〉电信事业由于建设成本庞大，世界各国多从国营事业型态开始发展，但近20年来电信自由化成为主流思潮，面对许多新成立的电信公司，行销策略灵活有创意，此时，国营企业经营效率开始受到质疑，国营企业民营化呼声响起，这是电信民营化最大理论基础。
英国、日本在1980年代开始进行民营化，政府在此思维下，也推动中华电信民营化。
但对中华电信员工而言，民营化最大的改变，则是公务员身份保障不再，这关系生计问题，难免恐惧；另社会大众也质疑，如果释股过程不当，遭财团以蚕食鲸吞方式有计划的搜购股权，则原本可以照顾公共利益的国营企业，最后沦为财团掌控，一切以营利为考量，贱卖国产、图利财团的声音，也引起许多人的共鸣。
中华电信民营化释股过程，就在这种氛围中，争议多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牵扯不清。
中华电信高层常表示，电信三雄中，台湾大哥大、远传需要采购任何设备，或是各种手机补贴等行销方案，只要董事会同意即可，但中华电信如果要做同样事情，必须立法院通过预算，因此常延误行销时机，民营化后的中华电信，少了这些桎楛，可以增加许多竞争力。
但中华电信高层话只说一半，长久以来，因为中华电信具官方色彩，常获得官方加持，也是不争事实，譬如新推出的MOD（多媒体随选视讯 )业务，中华电信即在新闻局的协助下，整合多家无线电视台加盟合作，这类官方常有意无意照顾中华电信，则让其他民营电信业者羡慕不已。
中华电信民营化后，呈现新活力是必然，但会不会进一步改变现有电信三雄生态，还有待观察，毕竟，“专业治理”才是民营化精髓，最大股东交通部，会不会让中华电信有这种空间，延揽更多专业人才，避免政治力介入，才是中华电信维持优势的最大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