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28日讯】1966年7月，“文革”运动已由初期当权派掌控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展到由“红卫兵爷爷”肆无忌惮大搞打、砸、抢、烧“破四旧”的阶段。我在雅安，被单位列为第四类牛鬼蛇神，本就自身难保，“天兵天将”们又几次上门查书收书，随身带来的一箱书籍也已被收缴得七零八落。不知何故，陈墨却偏在此时突然从成都给我寄来一包书，也就是7、8本一般的文艺书籍。其中有一本残破的民国时期出版的《北极风情话》，显然是一本禁书。我一看大吃一惊，心想陈墨一生喜书，无奈家贫，藏书寥寥，忽地将其全部“家当”给我寄来，肯定处境比我更糟，但这样做于他是损，于我可是祸呀！我无计可施，只得将这包书付诸一炬。
转眼到了是年的12月中旬，全国各地各路“造反大军”纷纷出笼，扭转了前期专整群众的局面。大大小小的当权派成了批斗的对象。一般平民百姓方从人人自危的厄运中找到一点扬眉吐气的机会。我妹到雅安来探望我，住在我的单位上，代我收到陈墨用一张废纸写来的信（托杨枫寄发），无头无尾，只有草草几个字：“姓邓的，把书还来！”我猜陈墨也被“运动”整疯了，仅有的一点“家产”寄给了我，肯定几个月寝食难安，今天下大乱，再无后顾之懮，于是发令收回。但我却是“坑灰未冷”，书魂难招了。
我谅解陈墨，小小贫民一个，衣食无着，居无定所，尚成惊弓之鸟；名重一时、藏书丰富的老舍之流不投湖自尽，怎对得起毛泽东发起的这场“大革文化命”？
1967年5月，全国武斗兴起且愈演愈烈，在成都发生了几场震惊全国的大血案和“成都就要爆炸”声中，雅安也充满了浓烈的火药味！我象难民一样背包打伞回到了成都，躲在号称“解放区”的东郊电讯工程学院（简称成电，即现电子科技大学），同父母住在一起。7月的一天，陈墨匆匆从“国统区”的城南穿过一号桥“封锁线”溜到我家，说想在东郊租一间住房。我说：“成电墙外沙河边的松柏村许多农民都有空房出租，是前几年成电占地后赔修给农民的砖瓦平房。房新树多环境不错。我陪你去问问。”租房很顺利。我们仅找了一家农妇就达成了租房协议：租房1间，约10平方米，每月租金5元等等。陈墨预付了1个月的租金，我俩便将屋内、外打扫了一番，约定第2天就搬家俱来。
第2天，我早早地从成电后门到了松柏村，守着“铁将军”发呆。等到日上三竿，方见陈墨和一个小伙子汗流浃背地拉着架架车来了，车上捆着床、柜、桌、凳等居家之物。小伙子拉着空车离去后，我和陈墨开始收拾。床是一张西式床，这东西只有大户人家才有；衣柜带镜，非一般家庭之物；写字桌带抽屉，俨然有办公的派头；更使我眼前一亮的是，成捆成捆的书籍往几个书架上一放，整个房间内顿时大放异彩！我和陈墨梦寐以求的卧榻之旁书相拥竟成现实。陈墨一脸得意，说：“上头抢权，下头抢书，各革各的命！”好一个嗜书如命的陈墨！我无“贼”胆，“傍”上这样的“富家”，何愁无书可读？
自1963年11月通过徐坯结识陈墨以来，我俩就成了拴在中国新诗“藤”上的两个“苦瓜”（或傻瓜），对胡适先生开创中国新诗以来特别是20年代至40年代的中国新诗坛的详细资料知之甚少，偶有所得如获至宝，立即相互传抄以供借鉴。1966年5月我在名山县参加单位“培训”，在一家小书铺淘得一本50年代出版的王瑶着《中国新文学史稿》，竟如发现新大陆一般兴奋。眼下陈墨“暴富”，“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怎不令人欣喜若狂？红卫兵们忙着“玩命”，各大专院校图书馆成了李金发笔下的“弃妇”，也成了陈墨们翻墙撬窗窃取的目标；而在春熙路“黑书市”上，陈墨独具慧眼，专挑有关中国新诗的史料用其他小说交换。这一大堆被长期封杀的民国时期的诗选、诗集、诗刊等，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视野，开拓了我们的境界，提高了我们的蜃□。于是，每天，在高音喇叭“踏平东郊”的吼声和呼啸而过的枪弹声中，我们躲在松柏村的农舍里读诗、品诗、论诗、抄诗、选诗、写诗，便成了我们的主要工作，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野草》这批人一直是书卷气不足、绿林味太重，那是整个社会环境太恶劣和这些人生活在社会底层造成的。
当时，“发配”到会东的徐坯、“发配”到攀枝花（当时称渡口）的何归、“发配”到云南开远的明辉、“发配”到喜德的张基、“发配”到宜宾的罗鹤、“发配”到乐山的九九、“发配”到甘孜的白水、“发配”到资阳的蔡楚、谢庄等，都已先后“逃”回了成都，加之稳坐成都的吴鸿、杨枫、冯里、万一等人，一张被“诗”牵着的网撒在了成都的各个角落，相互之间抄诗、写诗达到了疯狂的程度。这也为我们日后搞《中国新诗选》、搞《空山诗选》、乃至搞《野草诗选》等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期间，陈墨搞了1本《中国新诗大概选》，徐坯搞了1本《外国诗选》，我搞了3本《中国新诗选》，甚至将陈墨和我的诗以徐志摩、陈梦家的名义私塞了进去，鱼目居然混成了珍珠，使不少诗友受到蒙蔽，受害最深的当属蔡楚。他直到1980年3月才弄清楚《久别的微笑》诗作者不是陈梦家而是我。这些当年的手抄本能幸存至今，实在是苍天有眼、为了证明我辈在险恶的环境下是怎样“偷食”人类文明供果的！
如果说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只有宗教上的意义，那么我们认定的《最后的晚餐》，则是文学意义上的、对出卖文学的伪文人和践踏文学的暴政的直接反抗！
—原载《民主论坛》(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