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纪念的纪念
【大纪元5月19日讯】时光像阵阵海风吹过，抚平了年少轻狂，也在人的额头上刻下皱纹，留下岁月默默流逝的痕迹。转眼十五年过去了。
尽管中共当局不遗余力的想使人们忘却“六四”，可是一九八九年的六月四日，对许多中国人来讲，依然是一个难以忘怀的日子，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亲历了天安门广场万头攒动，喜怒悲惧交集的人来说，“六四”更是刻骨铭心，永世难忘。
虽然中共至今仍讳莫如深，拒不反省，但这个历史疙瘩迟早要解开，其深刻的历史教训也一定要总结。
教训之一，必须改变国家权力的更迭方式，建立权力民授的选举机制。
中共政权与历史上大多数新建王朝一样，是靠武力打拼来的。因此，打天下、坐天下的传统政治理念在中共高层同样根深蒂固。不但元老们要占山为王，还要王子王孙们世代占山为王。他们迷信武力，轻视民意，敌视民主，对权力的认识和把握极具保守性和贪婪性。中共专制政权的产生和更迭，除了不具有民选的合法性外，也缺乏传统专制政权家族世袭的明确性。所以，其权力斗争更具不透明性、不确定性和残酷性。因中共处于执政地位，权力的无序更迭必然会给中国社会带来不良影响。
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权力之争，促发了文化大革命，造成十年动乱。随着“六四”内幕的逐步披露，人们发现，当时中共内斗的焦点仍是最高权力之争。如果当时民运胜利，支持民运的总书记赵紫阳必然取得政治上的胜利，中共顽固派将会失去权力。为了维护本派系世代的荣华富贵，他们才不惜动武屠城，绞杀民运。至于什么维护国家利益，保护改革开放的成果，只不过是无耻谎言。实质上，人民成了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试想，如果当时中共高层不存在两派之争，民运成功与否都不会造成权力再分配，对“六四”事件的处理很可能是另一种方式。
正因为民众对国家权力的无法控制，才使中共顽固派对民众的批评反对不屑一顾，对影响他们权力的民运肆无忌惮的镇压。因此，要改变国家权力不为大众服务却打压大众的现状，就必须建立多党竞争、民主普选的政治制度。只有建立了这种制度，权力的获得和更迭才具有合法性、有序性，统治者才能体察民情，顺应民意，才能彻底杜绝对民众的暴力统治。
教训之二，必须改变国家权力的运作方式，建立公开规范的决策机制。
权力不但要来源于人民，还必须依法规范运作，才能发挥正当作用。八九“六四”期间，中共高层的顽固派抛开人大、政协、政府，排挤了总书记赵紫阳，违法擅断，造成了血染京城、举世震惊的流血事件。之所以出现这种严重后果，没有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是重要原因。在民主国家里，重大决策都要经两院、总统分别决定，最后形成总决策，必要时还要经全民公决。而当时的中国，却是由不在其位的老人帮拍板定夺，可这既违国法又违党规的决策却可以实施，事后却可以无咎。这说明，中国大陆还处于强人枉法、以言代法的不正常决策状态中。因此，为避免国家决策违法违规，防止错误决策危害社会，就必须改变现行的国家决策机制。在法律至上、民主为本、分权制衡的原则上，确立规范化、法制化的决策机制，以保证国家决策的科学性、公正性。
教训之三，必须改变国家权力的配置现状，建立多元制衡的权力结构。
中共夺取全国政权后，建立了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将所有国家权力集于一党，将一党的权力置于国家人民之上。而这高度集中于一党的国家权力，又掌握在少数党魁手中。这种不合理的权力配置，使国家权力结构极端失衡。一方面，大多数社会成员，许多国家机关无相应的权力，致使权利无保障，参政无作用。另一方面，少数特权者却权力膨胀，不受监督，为所欲为。这必然导致权力滥用，权力腐败。因此，一定要建立多元制衡的权力结构，使国家权力处于科学的配置状态，不致专权滥用。对此，要建立权力分立的组织框架，防止某一方权力过大；要结束一党独裁的政治现状，禁止任何党派拥兵自重，维护特权；要取消意识形态的垄断权力，禁止将任何意识形态、政治思想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以避免利用某种学说压制真理，维护某一社会集团的特权。要建立独立的法律体系，确保立法、司法的公正。
综上所述，“六四”事件留给我们的基本教训是：一个现代社会一定要建立宪政民主的政治体制，以防止专制暴政，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避免社会矛盾激化，造成动荡。可是，中国大陆至今还没有建立起这种政治体制。这是各种社会弊端多发的根本原因，也是“六四”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从这个角度讲，“六四”没有胜利者，它是整个民族的悲剧，它是全社会的挫折。这说明，中国大陆还没跳出靠暴力手段解决社会矛盾的落后状态，还在重复着稳定——动荡——稳定的历史怪圈。
“64”过去了十五个春秋。每当这一天，人们都不免要想到她、祭奠她，可想起、祭奠之后我们又做了多少实现他们理想的工作呢？
这些年来，我见过许多当时的热血青年。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有的人的记忆已因岁月的流逝而尘封；有的人踏出铁门弃故土而去；有人仍在这块坚冰冻土中苦苦的挣扎，为生存、为信念他们在无奈的呼号；还有的人凭着那一份执著，每日为“64”家属做实事；也有的人索性将“64”深深的埋藏在记忆中，饭后茶余，三两知己，亮出那段闪光的回忆。
我不是哲人，也不是思想家，只凭自身感触和观察去了解这个世界、这个社会。铺天盖地的祭文，慷慨激昂的呼号，妙语绝伦的咏叹调，我见的太多太多。从我还是热血青年时参与的“78”民运至今，一次次大的民主运动，一次次大的事件，都曾涌现出一批新人，可等到潮起潮落之后，岁月荏冉，又淹没了一批人。文章固然能振奋人心，咏叹调的确能令人动情，但为什么百姓的激情在不断的降温？为什么一批又一批人会悄然离去？每当临近这几个重大的纪念日，我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也正是每临这一时刻，我都有欲说又罢的感觉，因为我的心也在变冷。
君可曾看到，“78”民运尚在国内的仁人志士，他们是怎样的在蜗居中生存，他们又是怎样为不失去自己那份追求而苦苦的求索？！君可曾看到，“64”那些家属，还有曾在那一刻抛洒过鲜血的朋友，他们在国内生存的是何等的艰难，他们又是何等的无助？！君可曾看到，二十几年来那些为了中国的民主事业能够得以实现而以身试法、身陷囫囵的勇士的亲人是怎样在苦捱时日，他们自己又是怎样在度过每一时、每一刻，每一年？！如果我们还能理解或是还能看到，这些人中有人至今依然无家可归，有的人仍然生存艰辛，有的人仍在年复一年的携家带口去铁窗下探视亲人。铁窗下又新增了多少他们辛酸的泪水。每一年又有多少家庭为失去亲人而痛不欲生。当我们能时时想到这些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能在每每的纪念时，也同时想到，当你们还能自由的撰写文章时，还能纵情的谱写咏叹调的时候，也想一想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
中国民运、民主进程的推进需要以国内民运、民主人士、异议人士为基础，国内的民运、民主人士、异议人士，需要国外人士有效的、实际的支持和帮助，这二者不可脱节。当然，这是老生常谈。但多少年来，究竟有多少人为了促进二者的有机结合做了卓有成效的实事呢？我们是不是在此时此刻有必要提醒那些已经身在自由世界的朋友，每到这一天，也能够在纪念的同时反思一下，当你仍处在这块冻土时，你需要的真正帮助和支援是什么，当你的家属也曾像他们一样有总也走不完的那段探视路时，当时的你需要的又是什么？
多少年来，我见到的大部头的为推进民主进程的文章太多太多，多少年来，为了纪念的纪念我了解的太多太多，但国外朋友对国内朋友的有效支持却知之甚少，国内外有效的互动行动也太少太少，我真的希望，通过每一次的纪念活动，能使我们国内外的朋友多一些理解，多一份共识，多一分关爱，多一分支持，少一些争斗，少一些浮华，少一些歧见纷争，少一些各自为政，能为民主的大业竭尽全力。
15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是那么的短暂，但在我们每一个爱好民主与和平的人们的心中却又是那么的漫长，因为我们在这15年间总是背负着那份未竟的重托。
今天，面对纪念之日我无以奉献给那些在天的英灵，唯有此篇不是为了纪念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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