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祖父去世﹐我和大哥一起﹐被领去见他最后一面﹐他盖着一个红色的党旗﹐闭目躺着。我们被告之﹐祖父因为太累要睡觉﹐懂事的小孩不能出声﹐我们俩很配合﹐真的没出声。可是大人们吵吵嚷嚷地﹐一直围着祖父﹐大哥就火了﹐和我说﹕“这些大人真不懂事﹐爷爷能睡好觉吗﹖”我表示赞同他的观点﹐大哥就大声地教训那些人说﹕“我爷爷太累了要睡觉﹐你们都围着他干什么﹖他睡不好……”他的话还没讲完﹐就被母亲喝住﹐然后我俩就被押送到车里不许出来。
帮忙看着我们的司机叔叔和我们闲聊﹐说大哥看上去是在生气。大哥就把刚才的事告诉他。他却告诉我们不用担心﹐这些人吵破大天去﹐祖父照样能睡着。这种睡觉和每天晚上的睡觉不一样﹐这种睡法叫长眠﹐一睡几年﹐醒不了。我们听了很吃惊﹐问他祖父到底要睡几年。他说﹕得十年。
大哥就责怪起我﹐说﹕“就是你﹐妹妹﹐你又爬墙又上树﹐爷爷总要去叫你﹐累的﹗要睡这么长时间﹐”转念大哥又高兴起来﹐说﹕“也好﹐十年后爷爷醒来﹐我都长得像爸爸一样高了﹐打我屁股的时候我就跑。”我正有些歉意﹐觉得自己不应该总爬墙上树﹐听大哥这么一说也高兴起来﹐我说﹕“你能长的和爸爸一样高﹐我也可以像妈妈一样高﹐爷爷一睁眼睛﹐就吓一跳。”
我们正说着有人敲车窗﹐和司机借火吸烟﹐那人问﹕“这么多花圈是谁死了﹖”
“市委的梁市长﹐”司机叔叔应说。那人忽然指着我们俩戴的黑纱﹐说﹕“孩子这么小吗﹖真惨。”“不是﹐这是孙子。”司机叔叔又道﹐那人松了口气﹐说声谢谢就走了。
“我爷爷不是长眠了吗﹖怎么又说死了哪﹖”我开始疑问。
“都是一个意思﹐都是睡觉﹐睡很常时间。”司机叔叔解释道。
“睡觉﹐为什么他还说真惨呢﹖”大哥也疑问起来。
“别理他﹐他胡说……睡觉有什么惨的﹐谁还不睡觉啊﹗等我老了也得睡……活着没饭吃﹐惨﹗被害了还不知道是谁害的﹐惨﹗唯独睡个长觉惨什么惨﹐你们说对不对﹖”司机叔叔反问我们。
“对﹗我爷爷不惨。”大哥说。
我虽然不大明白﹐说的这些究竟是什么事﹐但睡觉谁不知道么﹗所以我也说﹕“对﹗不惨﹐对。”我们就是从这时开始逐步观察和理解死亡的涵意。
一个月后是祖母去世。我和大哥此时极度不满。我俩在祖父睡长觉后﹐已经充分体会到了这种长眠的最大坏处﹐就是活着的人看不到睡了的人﹐祖父就是个例子﹐我俩从此见不到他﹐却格外想见他。
另一个坏处是﹐长眠的人说过的话﹐都不算数了。祖父答应过带我们去商店。大哥想买喷水枪﹐我看好了粉色槊料凉鞋。可祖父长眠后﹐没人理这回事了。
我和大哥商量﹐祖母常常给我们读故事书﹐要是祖母也像祖父一样去长期睡觉﹐谁来读故事呢﹖不能让老保姆姨奶奶来﹐她不大识字﹐讲的故事我们都背下来了。再说﹐祖父累得睡长觉后﹐我就没敢再爬墙上树﹐就是为了别把大人累得去睡长觉。大哥有更多理由不满﹐平时祖母就偏向他﹐连睡觉的床也在祖母的房间里﹐他也是怕累得祖母去睡长觉﹐才同意把床从祖母的房间搬去别的房间。他还学会了自己刷牙洗脸和洗脚丫。可做了这些还不行﹐祖母还是要去睡长觉﹐你说我俩能让她去吗﹖
我记得后来来了几辆汽车﹐说带祖母去祖父那儿﹐母亲解释说是祖父想让祖母去和他作伴。我们将信将疑。母亲大概认为我们有不让祖母去睡长觉的可能吧﹐把屈大妈两口子叫来了﹐一人一个把我们扛回了家。三天后我们才被放回来﹐晚了﹗祖母已经睡着了。大哥和我都很生气﹐别看我俩时常对打﹐需要一致对外的关键时刻﹐意见很统一。这次我们俩的意见是﹕“不许咱家再有人去睡长觉﹗”。
可是我俩说了不算﹗一年后老保姆又要去睡长觉不说﹐还提前自己穿好了新衣服﹐戴顶小花帽﹐连新鞋都是带金纸边的﹐这多气人呀。我问母亲﹕“咱家怎么了﹐一个又一个﹐有完没完了﹐为什么非要睡长觉。”还没等母亲回答﹐大哥就接道﹕“我问过老师﹐死了就是长眠﹐长眠就是很难睡醒。这是坏事不是好事﹐穿新衣服新鞋戴个新帽﹐不去不行﹐对不对﹖”大哥已经上抗大小学了﹐可算半个一年纪小学生吧﹐他比我懂的事多多了……
母亲说﹕“是姨奶奶自己要去的”。的确﹐姨奶奶自己穿戴整齐﹐还笑咪咪的。我和大哥虽然心里很难受﹐但她要去的﹐谁管得了啊﹗这事也就算了。
轮到张伯就不同了﹐我们都大了些﹐也知道死和长眠的另一种解释叫永别﹐永远见不思。这下倒好﹐我俩没命的嚎上了﹐像要把离开祖父母和姨奶奶时﹐没哭成的﹐都补回来了。谁让我们才明白过来呢﹗
医生和护士被我们的哭声惊得够呛﹐跑来看时有些不高兴﹐说﹕“很抱歉﹐快把小孩领出去﹐这儿不能大声哭闹。”紧接着他们就要拖张伯的床去太平间。我和大哥没命的拉住床的一头不放。
父亲把大哥抱到走廊﹐母亲和外祖母一个人抓我一只胳膊﹐把我拉出病房。为了预防我俩大闹火葬厂﹐母亲使用了老办法﹐屈大妈又一次把我们弄回了家。这回他们还带来个大个子叔叔﹐说我们长大了﹐怕扛起来困难。显然医院那一面后﹐我俩真的和我爸妈的张伯﹐我们称张爷爷的老人永别了。
母亲在此之后﹐将二楼祖母的房间装饰一新﹐安置了一个很气派的灵堂﹐过世老人的照片﹐一一置于堂上﹐中间是祖父母﹐祖母一侧是老保姆﹐祖父一侧是张伯。那是一九七四年的事。
两年之后﹐伟大的始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结束。凤凰城市府大楼仍是红砖白瓦﹐树木葱葱﹐一派繁荣。有幸活到这一天的人们﹐开始举杯庆贺。他们扬言要彻底清算文华大革命的遗留问题﹐为受迫害致死的人平反昭雪。昔日被视为异类的“牛鬼蛇神﹑帝富反坏右”一夕又脱胎换骨成了党和政府倍加关爱的对象。又一批典型人物被推上舞台﹐他们要么自称是受害者要么是遗属。这群人无孔不入的四处演讲﹐不仅慷慨激愤地陈述被害经过﹐还泪流满面地感谢党和政府能拨乱反正还他们清白﹐为他们的亲人平反。问题是谁当初打倒了他们打死了他们的亲人呢﹐还是他们口口声声感谢的党和政府。想想看一个活人被毒打凌辱致死﹐得到的赔偿金﹕多则几千﹐少则几百﹐生命真的是可贵的吗﹖如果生命的确可贵﹐又怎么能以可数的金额来抵衡无价的生命
呢﹗
我始终没能明白﹐“文化大革命的遗留问题”究竟特指什么呢﹖怎样才能清算﹖是让老百姓和党﹑和政府算个总账吗﹖还是算得适可而止﹖前者有策反之嫌﹐而后者纯属多此一举﹐恢复名誉这类事﹐对死去的人来说究竟有什么意义呢﹖不过是给活人看的一出戏罢了。结果却是又一批活人被打倒﹑打死。在这周而复始的恶作剧里﹐中国的出路在哪里﹖
至于我祖父﹐他始终不属于要平反昭雪那类人﹐道理很简单﹐他是死在市委党委的会议现场﹐这个会议从开始到祖父不省人事为止﹐一直有人在辱骂他﹐说他是走资派﹐但还是他自己愿意生气﹐以至于为此而死。他可以不生气呀﹗自古有气死人偿命的吗﹖更何况当时已有人为他的死﹐鸣不平﹐党组织调查了导致他死亡的各种因素﹐最后兼收并蓄定性他为因公死亡﹐还在他死后作了正式公布以慰亡灵。作为家属﹐还不满意﹐非要求给他平反昭雪﹐那不是讹诈党吗﹖叫你为党工作叫你为党生气了吗﹖
至于祖母﹐离这事更远了。虽然她年纪轻轻就上山钻树林﹐正长身体的时候﹐被日本兵封在山上﹐没吃没喝﹐得了这么个肺结核﹐但也不能丈夫死了﹐自己就不活了呀。党多年来提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像你这样党龄的老同志﹐怎么能怕死掉丈夫呢﹖而且还怕到自己也死了﹐党同意你这么做了吗﹖
下面是老保姆﹐老保姆是沂蒙山区﹐著名的妇救会长﹐党龄比祖母还长﹐抗日战争时期﹐贡献了粮草和军鞋﹐建国初期又贡献出了丈夫。可是党也没亏待你啊﹐每月给你八圆的保姆补助费﹐让你给领导同志当后勤。但你事事都往前蹿﹐对领导同志一家子人的私人感情﹐胜过了对党的无产阶级感情﹐这还不够﹐还回祖籍去逛了一圈﹐四处讲你那个丈夫是个陈世美﹐他现在是中央领导﹐你这是让领导脸上无光啊﹗再看看﹐你临死穿戴的那个样﹐活脱脱一个封建残余。文革结不结束和你有什么关系﹖封建思想是什么时候都不能要得﹐没开除你的党籍﹐已经相当对得起你了。
最后一位是张伯。张伯十七岁时被国民党军队抓了壮丁﹐因为身材矮小且头脑缓慢﹐被派到军厨手下当了两年多的火夫。后来﹐这个国民党军队起义﹐他也稀里糊涂地成了起义军﹐很快这只义军被解散﹐他又稀里糊涂地回了家乡。他想这下可以让老母高兴了﹐可以陪伴她直到她入土。还可以把从军厨那而学的炒菜手艺用上﹐开个小馆子卖个包子馒头什么的积点钱﹐把父亲死前给他定的亲结了。让二妞子过了门﹐生个三男两女的﹐让自己辛苦了半辈子的老母抱抱孙子。
可计划跟不上变化。他的钱还没积够﹐就到了１９５０年﹐乡长找到他﹐抗美援朝需要人手做饭﹐你能给国民党军队当火夫﹐咋不能给咱们的共产党当火伕吗﹖共产党可是咱们的大救星啊﹗张伯一想也是﹐不是共产党来了﹐国民党军队能起义﹑能解散﹐放我回家吗﹖我给国民党干了两年多﹐怎么也得给共产党干两年多呀。给国民党干不是自愿的﹐给共产党干是我自愿的﹐共产党帮了我一回我也得报恩一回呀。 就这么着他参加了抗美援朝﹐他那儿想到一去就是三年不说﹐还丢了节腿呢﹖家里老母没等他打完仗就死了﹐他瘸条腿怎么还好去取二妞呢﹐人家二妞是个多好的闺女﹗就这么着﹐他复员后来了凤凰城市委﹐学烧锅炉﹐没再回老家去开馆子。听说二妞等了他两年﹐才又嫁了别人。
张伯从此未娶﹐算是向二妞致歉吧。这些事是他病重时想起的﹐ 唠叨给外祖母听。我曾假装着专心写作业﹐边写边把这些个故事装进自己的耳朵里。党对张伯的恩德可谓天高地厚﹐像他这样的人要求平反昭雪都是笑话﹗据说以下几件事可以充分说明此观点﹕
第一﹑是 抗美援朝结束后﹐张伯享受了残废军人的光荣称号﹐还给了他一个残废军人证﹐那个证可以让他不必站很长时间的队﹐就能直接卖东西﹐偶然哪辆公共汽车上﹐有专为他这种人设的座位﹐他也可以坐坐﹐对于腿短一节的人来说﹐实在是方便的多了。
另一件是抓状丁的事﹐虽说张伯是被迫给国民党军队当火夫的﹐可是当过和没当过怎么能一回事么﹖当过的﹐旧中国的肮脏就污染过他﹐就有可能散布流毒。可是党还是接受了他抗美援朝的爱国热情。虽然在他当锅炉工后﹐两次调查他的历史问题。第一次本着‘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精神不了了知了。第二次他又有幸﹐能通过祖父上告到像朱小兵这样的领导手里。他不过被整了三四个月﹐却趁机潜逃到我家﹐路途上东躲西藏挨了四五天的饿﹐可那个时候饿到死的都有﹐饿到胃口有毛病的﹐实在不稀罕。再说党不但未追究他的潜逃罪﹐还给他恢复了工作。你还能和党记仇吗﹖
前面忘记说一件事﹐顺便要讲一下﹐张伯逃到我家﹐要算潜逃的话﹐那我们一家人就得算窝藏啊﹗党也好﹐政府也罢﹐要找我们算算账还不容易吗﹖管保随时找得到。除了承受和忍耐﹐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带这样的疑问﹐我于八零年考入大学研究生班主修新闻专业。我拟定的第一项采访研究课题是“文革对中国民间世俗生活的深远影响”。为了完成这一课题﹐我试图理清母亲那些关于文革的记忆。在她的帮助下﹐我先后约谈了屈大妈﹑老王保姆﹑梅家保姆和还健在的王司令老伴。我亦同老明联系﹐此时她已是区人保科的科长﹐并正准备在这一职务上退休。我从侧面了解到﹐老明这位文革起家的干部﹐退休后的待遇将比屈大妈还高﹐但屈是抗日战争时参军的。类似这一问题﹔有些不太好解释的话题﹐出现在我给老明的采访重点事项里。也许因为不发出声音比发出不和谐的声音﹐更容易让人忘记﹐老明最终来电话客气地取消了我们的约见。
结束专题采访回校那天﹐母亲递给我一红一绿两个日记本﹐她指红色的日记本说﹕“这是我的﹐一直藏在坐钟下﹐文革时我觉得有趣的事﹐还有家里的大事都记在里面了﹐”她转而又指绿缎镶金花的日记本说﹕“这个本子是在你奶奶的遗物中找到的﹐我看了﹐王凯﹑吴晓惠﹑你奶奶三个人的笔体写的﹐从早期红军内部的兵变到文革中你爷爷去世前﹐都谈到了。你爷爷﹑舅老爷和他们一些战友的屡次职务升降背景﹐也插写在里面﹐比出版的党史书可真实多了。是部另类的党史教科书﹐你要有时间把它整理一下﹐千万留好别丢了……”我接过这两个日记本把它装进了我的行囊。当天下午搭北去的火车﹐匆匆离开凤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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