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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纳凉﹐夜深了﹐大院里照例聚着三个圈子﹐一个圈子在屋檐下﹐老太太们一边嗑瓜子﹐一边嘀咕着东家长西家短的说不尽的闲话。另一个圈子在院子门口﹐那儿灯光极亮﹐正好安放一张棋桌﹐供几个老头和棋迷们围观楚汉之争﹐再一个圈子在半明半暗的一排女贞树下﹐依次放着几张躺椅﹐颇为悠闲地躺在那儿清谈的﹐却是一色的青壮年汉子﹐偶尔有一位老人﹐会从闷热的书房踱出来﹐端一盅茶侧身其间。青年们恭敬地争着让座﹐老年人也不推让﹐只是说﹕”刘三娃﹐你再去抬一把藤椅。”
这一天燠热难当。女贞树下的人们已经坐到午夜﹐还不肯散去。一时无话。老人恰巧在座﹐还是刘三娃乖觉﹐忽然一拍额头﹐叫道﹕”嘿﹐怎么忘了﹖”他向大家说﹐”彭教授他老人经历丰富﹐给我们讲讲故事吧。”人们恍然大悟﹐纷纷转向座中唯一的老人﹐”彭教授﹐给我们讲一段吧。”
“好吧﹐”彭教授沉吟片刻﹐慨然允诺﹐”不过这故事长一点﹐要把来龙去脉讲清楚﹐你们可要耐着性子听啊。”
下面便是彭教授讲的故事。
事情还得从五七年说起。那一年﹐我这个颇有名气的文人﹐一下子从名誉地位的顶峰跌落下来﹐不仅戴上一顶”极右”的帽子﹐还成了所谓反革命集团的首犯﹐从办公室的藤椅上被人叫起来﹐铐上手铐﹐锒铛入狱。你们可以想见﹐我进了看完所﹐一到晚上﹐连裤带都被收走﹐第二天再发还﹐说是怕我用来上吊。每天几次点名﹐我的姓名被取消了﹐换上一个128号的代号。第一次点名时我就忘了进监时对我的训诫﹐忘了”128″是在叫我。点名者见无人应声﹐一愣﹐又暴雷似地叫了一声﹕”128号﹗”我猛然惊觉﹐忙讪讪地问﹐”你是叫我吗﹖””混蛋﹗”点名者这下气坏了﹐钥匙一阵响﹐开了监门进来要揍我。幸而旁边还有一个穿便衣的人劝住了他。现在想来﹐说不定还是我那点”文名”起了作用。”点名要立正回答’有’﹐听见了吗﹖到了这里﹐就得服从管理。不然你要吃亏的。”那便衣吩咐我。接着﹐那点名者又叫”128号”﹐我只得立正回答”有”。不料那人竟连连重复﹐逼得我”有”﹑”有”连声。过后我一夜睡不着觉﹐感到精神上受到极大侮辱。生活就是这样第一次挫折了我的傲气的。
关了二十天﹐判刑十年﹐于是押解上路。我的行李是一个被盖卷﹐一皮箱书。同行十多个人﹐竟有好些教育界学术界的知名人士。一同坐了几天汽车﹐到了一处荒凉的山区。没有公路了﹐便弃车步行。前后是武装民警﹐蹭是我们这些”名人”﹐一个挨着一个﹐负着自己的行李﹐气喘吁吁﹑弓腰驼背爬山路﹐这才真叫”鱼贯而行”哩。
其实我们走的并不是路﹐而是山上拖东西下来形成的沟槽﹐光溜溜的﹐又陡又滑。大山高不见顶﹐地老天荒﹐杳无人迹。我们当时还没有辗转流徙的经验﹐不知此去何处﹐今后的命运怎样。心里被绝望和空虚压迫着﹐人人都精疲力竭﹐挪不动步子了。所幸﹐这路上走不多远便有一小块平地﹐让人能喘一口气。当我们终于在草坪坐下来休息﹐吃些干粮﹐真希望多歇一会儿﹐幻想民警忘了发出动身的命令。
后来不知是谁先想起”轻装上阵”这个词儿。我们开始扔掉部分行李。我打开皮箱–这家什特重﹐早压坏我了–一摞摞整齐排列其间的文学名著呈现在我的眼前。那些令全世界崇敬的大师们的名字﹐那些作品中的人物和情节﹐一下子涌在我的脑际﹐重又唤醒了我疲惫呆滞的生命。我精神复苏﹐心智顿开﹐热泪禁不住涔涔地流下面颊。那几分钟里﹐我心中翻江倒海﹐感情的浪潮波涛澎湃。等我镇定下来﹐毅然合上箱子﹐把被盖卷扔在一旁﹐就随着大伙上路了。
这箱子书依然没有随我带到目的地﹐因为那路实在太长了﹐我们实在是走不动了。我陆陆续续扔掉了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但丁和歌德﹐等等﹐一直到连皮箱都丢了﹐空着一双手勉强挣扎到达宿营地。
我虽然扔掉了书﹐可没有扔掉我打开皮箱那一瞬间带给我的启示。在我经历的生命中最艰难困苦的岁月之始﹐是这些书﹐支撑了我濒临破灭的希望﹐使我永远记得人类那些永存的崇高伟大的事物。我借以战胜了猥琐﹑堕落和死亡﹐一直活到了今天。
我今晚打算给你们讲的﹐还只是个开头。我一生最激动的时刻﹐乃是以后发生的﹐当然﹐那也是发生在我漫长的囚徒生涯中。
当天傍晚我们终于到达老林边上一个叫打锣坪的地方。当时那儿尚无房屋﹐遍地是齐人深的蕨草。周围牵着帐篷。有一百多人已先期到达﹐人声鼎沸﹐等着开饭。在荒山野岭走了一天﹐又置身人群中﹐倒还真有点舒坦和安心的感觉。那晚饭是石头支着几口大锅煮的﹐锅里满满盛着连须带叶的萝卜﹐煮开了﹐再倒进一袋苞谷面﹐搅拌成糊状﹐然后任你用大勺子舀。我们谁也吃不下这种饮食﹐分配了帐篷便各自钻进去﹐呼呼大睡﹐沉入了梦乡。
那一天的旅程中﹐包括民警在内﹐谁也没有留意有一双机灵的眼睛象法人代表似地监视着我们。一个十一岁的孩子竟然随后收集了我们扔下的东西﹐扛回他的家里﹐此后又几乎全数物归原主。这个孩子叫蛮加。他和他的姐姐阿珠（他们的父母本来给她取的名字应当是阿猪﹐但我用了这个名字的译音）﹐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劳改农场地处彝汉杂居的大凉山﹐打锣坪周围散布上一些彝胞的小泥屋。其中有一间屋就住着蛮加姐弟和他们的父母。他们的家座落在一条通往老林深处的在大路旁边﹐面向大路﹐背靠一片山林。那里我们除了开荒种茶﹑种粮食﹑种菜而外﹐还有繁重的基建任务﹐修建住房﹑保管室等。建筑材料主要是树木和竹子﹐得到老林里去砍伐。每逢进山归来﹐跨过此地﹐此时已是又饥又渴﹐于是总爱向屋主人讨口水喝。他们的房子茅檐极低﹐要弓着腰才能进入那道黑洞洞的窄门。屋子大约有二十个平方米﹐墙壁是竹编涂上泥土做成的﹐除了门﹐四壁不开一个窗户﹐进得门去五分钟内休想看见东西。屋里没有任何家具陈设﹐中央土地上挖着一个坑﹐是终年不灭的火塘﹐用来煮食和取暖。主人们是睡在泥土地上的﹐没有床﹐这家屋里靠后的墙边破例平放着几块木板﹐是阿珠为自己铺设的卧榻。不用说你们都能明白﹐这是一个贫寒的彝胞家庭。
可能在你们的想象中﹐劳改队都是岗哨加电网。其实并非如此。这农场设在荒山野岭﹐背后是钻不透的原始森林﹐下边又是插翅难飞的大渡河﹐根本不怕犯人逃跑。农场各队连围墙都没有。一出工﹐大家散在荒坡上﹐要多少警卫才看得住﹖所以后来连带队的干事和警卫战士都撤掉了﹐就由指定的犯人中的班组长带班﹐集合清点人数﹐出工收工都是如此。可这样并不意味着我们有丝毫自由的感觉﹐我的心沉重郁闷﹐终日象压着石头。只有被派进老林砍树时﹐一进林子﹐仿彿获得了某种莫名其妙的解脱。在茂密的绿色世界﹐跌坐在厚厚的落叶上﹐只感到静﹑静﹑静﹐静到清楚地听到自己的呼吸。偶尔几声清脆的鸟鸣﹐风儿吹动树叶沙沙作响﹐份外增添了安谧的气氛。假如能从浓厚的绿叶层的缝隙﹐仰望蓝天上悠悠的白云﹐辽阔高远的情怀就和隐蔽幽静的心境交融﹐令人感受到一种无可替代的甜蜜的惆怅。
有一次我正处在这样的情况﹐正在密林深处痴痴冥想﹐不﹐甚至是什么也没有想﹐而是在物我两忘的意境中沉醉着﹐猛然听到近旁传出一种声音。是人声﹐是吃吃的笑声﹐而且还是女孩子的笑声﹗我惊诧万分﹐扭动脖子四下观望﹐除了阳光在万绿丛中化为亿万翻飞闪烁的金点﹐别的什么也没有。我闭上眼睛纵情幻想﹐要是真能来一位美丽善良的仙女﹐那该有多么惬意。
自然﹐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我等待片刻﹐还是得垂头丧气地起身﹐紧紧腰际的棕绳﹐挥动弯刀砍树。我把一株五米长的幼树去掉树梢﹐头上砍出一个洞﹐穿上绳索﹐套在肩头往下拖。待拖上正路–就是那条光滑的沟槽路﹐就能一顺溜地前进﹐背后的树不再象上坡和拽过障碍时那样沉﹐反而轻快地推着你快步下行。听着木头在身后唱着”隆隆””索索”的欢歌﹐我当时真能忘掉劳累﹐象变为一位威风凛凛的凯旋将军一般。不过这已是劳动欢乐的尾声了。往往十里﹑五里﹑两里﹐一步步接近宿舍﹐心上的阴影就越来越浓﹐这拖木头的劳动也就让人感到困苦不堪了。
我的心情正由高音区向低音部下落﹐蓦然在路旁一块开阔的草坪中央看见一幅奇妙的图画。太阳正从四周的树影中探过头来﹐象聚光灯似的照耀着那二十平方米的小草坪。一个少女出现在金灿灿的毫光里。我仿彿面对大海日出﹐不由自主地停住脚步。定下神来一看﹐原来是阿珠。她正对着草坪中一个小水潭﹐端详自己的面容。她回过头来﹐向我妩媚地一笑。我的心区一阵紧缩。我一生再也没有见过这样迷人的表情。令人既感崇仰又感亲近。因为我知道﹐这不可言状的美是附丽在一个十九岁的可怜的女孩子身上的。经常我怀着以为她邋遢的偏见﹐从未正眼看过她。
阿珠的脸庞乍看有点瘦削﹐细看却是丰盈的。彝胞面部轮廓鲜明﹐阿珠也是高鼻梁﹐大眼小嘴。她穿着黑色的百褶裙﹐拖曳齐地﹐下摆是一圈白色的绉褶﹐她怕弄脏了它﹐提走裙儿走路﹐露出光滑坚实的赤脚和小腿﹐迎着我走过来。
从那一刻起﹐我陷入了爱情的泥淖。
这时阿珠来到我身边。我心旌摇荡﹐烈焰熊熊。但立即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很快冷静下来。
“右大哥﹐”阿珠启齿叫我﹐”我早想告诉你一件事﹐我弟弟有事要找你们。”
阿珠和蛮加都念过书﹐汉语是说得很好的。我又喜又恼。喜的是阿珠的声音悦耳动听﹐恼的是”右大哥”这不伦不类的名号。
“可是–“我吞吞吐吐﹐想到自己并无行动自由﹐”有什么事﹐等我上山时找我好了。”
“好的﹐一言为定。”阿珠居然伸出手来﹐要同我拍掌。我惊喜交加﹐任她的小手在我刚长新茧的手上拍了三下。
那天我同阿珠首次相伴下山。以后还有几次她陪同我往返﹐那情景使我终身难忘。
碰巧﹐不久后我在上房顶钉屋脊时摔下来伤了腿﹐正好坡地上苞谷熟了。需要派人看守﹐我因祸得福﹐被派去干这差事﹐单独一人住在远离队部的三角形小草棚里。这是一块馒头型的山坡﹐草棚搭在坡顶干燥的石砾地上﹐能把四周的苞谷地尽收眼底。东边坡脚﹐有一条小水沟﹐沟对面﹐一片巨石累累的山岗。狭长地是彝胞的﹐也种着苞谷﹐但同我们茂密的苞谷林相比﹐他们的苞谷矮小纤弱﹑稀稀落落。彝胞种苞谷﹐并不施肥管理﹐收获多少﹐全凭天命。
太阳从乱石岗后面昇起来了﹐首先照亮了我的小窝棚。我蓬头跣足﹐衣衫褴褛﹐伫立高坡﹐沐在金灿灿的阳光里﹐深深呼吸清醇的空气﹐眺望远处连绵的群山。我感到山河的壮丽﹐懮虑国家的命运。我虽是囚犯﹐却仍是一个爱祖国爱人民的自尊的人。思绪如海潮翻滚﹐心怀起落难平。我暗下决心﹐不管将来有什么样的遭遇﹐我决不自尽﹑决不堕落﹐我要维护自身精神的价值﹐问心无愧地活下去﹐等待未来。我暗自奇怪﹐笼罩在心头的委屈﹑愤懑﹑茫然失望的阴霾消失不见了。我重新获得了几乎是明朗﹑欢快的心境。我明白﹐是那个彝族少女的美好形像﹐唤醒了我深埋心中的爱。
彝胞结队到对面山上收苞谷来了﹐大人﹐孩子﹐还带来了猪和狗。在山冈下面的阴凉影里﹐他们先推倒苞谷杆﹐然后再去寻找一个个藏在乱叶中的苞谷棒子﹐在地中间堆起来。他们的劳动象游戏﹐效率很低。孩子们就坐在泥土上﹐同猪一起争夺苞谷杆儿﹐一个个肮脏不堪。
我拎着水桶下到沟边﹐不急于打水﹐在荒草中坐下来。阿珠看见我﹐提着裙儿来到沟对面﹐隔着小小的水流﹐仰起脸蛋注视我。这无声的眼光的溶解着我们之间年龄﹑民族﹐教养的差别﹐仿彿在说﹐原来我们都是同样的人呀﹐我们对视着﹐天真无邪﹐毫不闪避﹐沉浸在一种平和的信任中﹐直到她的女伴们到沟边拉走了她﹐我才蓦然惊觉﹐起身打了水回去。
苞谷林簌簌地响了一阵﹐蛮加拖着一口大皮箱钻出来﹐来到窝棚前。这个十一二岁的男孩长着一副酷肖姐姐的容貌。他有点得意﹐又有些害羞﹐放下皮箱﹐转身要走。我一把抓过他﹐他一下挣脱了。我急忙叫道﹕”小弟弟﹐别走﹗”
蛮加着定了﹐用纯粹的汉语说﹕”你打开嘛﹗”
我打开皮箱﹐一眼看见我的《浮士德》。天呐﹗同伴们抛弃在上山路上的衣物﹐还有我的书﹐象阔别多年的挚友﹐竟然又奇迹般的出现了。我情不自禁地抱住那可爱的小男孩﹐在他脸上擂着﹑亲着。那孩子没有受到过如此爱抚﹐他眼睛闪着狂喜的光芒﹐一下子又感激又依赖地倚偎到我的怀里。
从此我和蛮加成了亲密的朋友。我教他认生字﹐给他讲天帝和恶魔怎样打赌﹐浮士德博士的追求﹔讲吉诃德先生的趣事﹐等等。蛮加天资颖悟﹐深得我的喜爱。每每回忆我当初在会议上慷慨陈词﹐或是向学生分析文章的得失﹐跟眼前的情况一对照﹐不禁让人哑然失笑。眼前我在旷野中面对一个异族的孩子﹐真想倾尽心力向他灌输知识﹐他用他的无保留的尊敬和信赖﹐恢复了我的自信心﹐使我有理由轻视我的处境﹐牢固地支持着我不肯坍塌的精神大厦。
当苞谷收获完毕后﹐窝棚拆除﹐我又回到难友们当中﹐出工收工集体行动。蛮加能够闯进我们的监房﹐找到我﹐爬到我双层床的上铺﹐期待地等着我﹐再给他展示无限新奇的世界。他同干部﹑值班人员都混熟了﹐谁也不刁难这个小彝胞。每当他依依不舍地离开我们的监房﹐我的心不断陷入惆怅之中。我想像他回到漆黑的泥屋﹐无言地躺到火塘边的地上﹐睁着眼睛久久不睡﹐咀嚼和幻想着﹐或者兴奋地向姐姐复述我讲述的故事。我相信阿珠也因而心情惆怅。
蛮加毕竟还小﹐不能理解我对阿珠的爱情。但他很机灵﹐每次逢到我上老林﹐或离队单独行动的其它机会﹐他都及时知道并通知了姐姐。而我也就如愿以偿﹐每次都见到了我心爱的姑娘–阿珠总能在苍茫林海中﹐象精灵似的突如其来﹐然后伴着我﹐帮着我拖竹木下山去。
约莫一年时间﹐生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我又到小山坡顶搭好了一座小窝棚﹐又提着水桶坐在小沟旁。背后的苞谷林依旧沙沙作响﹐太阳仍从乱石岗上升起﹐对岸的狭长地上﹐彝胞们又携老带幼收获苞谷了。然而却怎么也不见阿珠的影子。
小蛮加溜了过来﹐挨着我坐下﹐告诉我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阿珠以伍佰元的聘金﹐嫁到大渡河对岸很远的公社去了。我竟然从来没有听到过一点风声﹐也从来不曾想到过﹐阿珠也要结婚生孩子﹐也要遵循自然和社会铁的法则。生活对忘记了它的现实和严峻的人﹐不忘施于惩罚。这里有些人的婚娶﹐还保留着一条陋习﹐女方到男方住三天﹐就要回娘家。倘若没有怀孕﹐就不用返回男家了﹐婚事遂告解除﹐而聘金则要退还。
几天后﹐我又看见了阿珠﹐我到沟边汲水时﹐几乎没有看见那静静坐在乱石岗下阴影里的姑娘。仿彿有一种感觉在告诉我﹐谁在注视我。我抬起头﹐看见了她。我放下水桶﹐来不及挽裤脱鞋﹐扑通一声跳进水沟﹐上了对岸﹐踩过地上收摘后零乱的苞谷叶杆。”阿珠﹐”我由衷地叫着她的名字﹐冲上前握住了她的一双纤手。
我们无言对视﹐默默地坐在山影里。看对面我的窝棚﹐骄阳照射下﹐金光灿烂﹐象在静穆地燃烧。阳光扩展着﹐照亮了劳改队大片成熟的苞谷林﹐照亮了坡下的小溪﹐游过彝胞狭长的苞谷地﹐一直照耀到我和阿珠身上﹐使我们眯起眼睛。她没有放松我的粗糙的手﹐她握紧它们﹐把它们放在她玄色的百褶裙里。
阿珠没有怀孕﹐她在家留下来了。但她的父母用掉了别人的聘金﹐只得又将她许给另一个人。我气愤填膺﹐回到队上﹐在知友中搞了一个小小的募捐活动。我要凑足伍佰元钱﹐赎回阿珠的自由。
凉山夏日的雷雨是有预兆的﹐黑云笼罩了老林﹐对面那座高耸入云的山峰﹐也为浓云所遮住。我赶紧割了一摞葛藤﹐打桩捆牢我的小窝棚﹐并在四周挖深排水沟﹐以免棚里积水。这些工作刚做完﹐天空已变得晦暗无光﹐狂风呼啸着﹐飞沙走石﹐把大片苞谷压伏到地面。乌云成群结队涌来﹐堆积起来﹐厚得塞满了天地之间的空隙。还是黄昏时分﹐世界已经混沌一片﹐什么也看不清了。我蜷曲在窝棚里﹐在黑暗中倾听大自然震怒的咆哮。风裹挟着细石泥沙﹑枯枝败叶﹐摇撼着森林树木﹐撞击坚固的山冈。这一切汇成了震耳欲聋的杂乱而奇异的声音﹐充斥无边的旷野。突然﹐一道闪电撕破黑暗﹐响起一声闷雷﹐接着﹐此起彼落的雷声竞相震响﹐大地在脚下颤抖。我闭上眼睛﹐感觉风声雷声悄然止歇了。在短暂的令人不安的静默里﹐由远而近﹐传来清晰整齐的沙沙声﹐这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近﹐接着﹐竟以排山倒海的力量﹐哗哗倾泻﹐盖住了一切音响。大雨落下来了。
突然﹐我用稻草扎的两重门扉被什么挤开了﹐雨脚溅起的水珠和骤然增大的风雨声一齐涌进来。我赶紧起身去关门﹐却撞到一个直立在门里的湿漉漉的人体上。我惊骇万状﹐毛发直竖﹐呆住了。”是我呀﹐”那人说。我听出是阿珠的声音﹐惊魂甫定﹐返身点亮了煤油灯。
她浑身湿透了。小小的身子冷得发抖。我毫不迟疑地运气帮她脱掉衣裳﹑扯下床单将她团团裹住。我扶她偎在铺满厚厚稻草的床上﹐怜爱地擦干她脸上的雨水﹐解下她头顶瓦状的布饰﹐用干毛巾反复搓揉她湿透的头发。她满头黑发披拂在裸露的肩头﹐像我们汉族的姑娘。她仰着头﹐微微闭住眼睛。我把自己的头凑过去﹐埋在她颀长的颈项下面。
不知何时﹐风雨住了。一声声尖利而悠长的鸟鸣划破山野的寂静﹐晨光象一缕缕游丝从茅棚的稀薄处飘曳而至。阿珠仍在安详地熟睡。我推开柴门﹐跨进清新的空气中。排水沟里﹐奔腾着大股的浊流﹐倒伏的苞谷杆叶挂满晶亮的水珠。一条条乳白的浓雾在山腰涌进着﹔浓淡重叠的山影又悄悄显现出来。乱石岗那边有人影晃动﹐他们敲起暗哑的破锣﹐不时朝天放一响鸟铳。当这群人从苞谷林钻出来﹐奔向我的窝棚时﹐我根本未曾警觉﹕大祸至矣﹗
我看清了是一伙彝胞﹐出于礼貌﹐便向他们点头致意。大概他们知道我是犯人﹐竟不理睬我。直到有人突然从我身边窜到窝棚门前﹐伸进头去窥探﹐并发出一阵歇斯底里的欢呼﹐我才大吃一惊。我想到尚未起床的阿珠﹐不由怒气冲天﹐我一把抓过那人﹐把双手一排﹐横挡在门口﹐大吼道﹕”不许进去﹗”
彝胞们露出敌意的眼光﹐恶狠狠地紧盯住我。有两三个中年男子”刷”地抽出了刀子。就在其中一人挥刀向我扑来的时刻﹐阿珠从里屋跑了出来。她扫视众人﹐没有言语。有个老毛苏走上前﹐哀求她什么。她凛然地站在那儿﹐毫无惧怯﹐毫无羞惭。她还光着身子﹐裹着宽大的床单﹐护在我的身前。
双方相持不下﹐都没有注意一个小小的身形﹐正拼命朝山坡奔跑。是蛮加﹐他气喘吁吁﹐猛然站定﹐端出一支真正的冲锋枪﹐就在人们的身旁﹐朝天连发一阵震耳的枪声。那些人顿时四下散开﹐或伏倒在地﹐待都看清了是蛮加﹐他们又慢慢聚拢来。蛮加窜到我和阿珠身前﹐面对他们﹐慢慢地慢慢地将枪口放平﹐指住他们﹐同时口里尖锐叫喊着。他今天披上一袭”察尔瓦”﹐头上裹着一枝颤巍巍的英雄结﹐英武极了。有人用我不懂的彝语同他交谈﹐象是达成了什么协议。然后﹐他们便一齐转身走了﹐渐渐隐没在苞谷林里。
昨天夜里﹐人们就冒着倾盆大雨四处找寻阿珠。人们怕阿珠婚事不从﹐寻了短见。但在劫难逃。两小时后﹐蛮加姐弟刚离开﹐队部就派人将我押解回去﹐关进”反省室”。
反省室建在离监房不远的半山腰﹐与世隔绝。关过反省室的人都说﹐那是一个令人胆寒的地方。从那里放出后﹐不少的人精神崩溃﹐形同如鬼。但我住在那三平方米的囚室里﹐却是心安理得﹐难得有这样安谧的环境啊。屋里光线幽暗﹐不能也没有书报阅读。倒让我得以神思驰骋﹐魂游八极。尤其是当我发现﹐从那唯一的见方一尺的铁窗望出去﹐正好看得见那条通往老林的大道和阿珠他们的小屋。我决不会有半点儿寂寞了。
我的罪名是道德败坏﹐破坏民族团结。我付之一笑。情况正好相反。我认为我同阿珠的爱是纯洁高尚的﹐因为我们真诚相爱﹐旁人无可诟病。但我不知道阿珠的处境﹐不免牵肠挂肚。这种牵挂的心情逐渐加深﹐变为懮虑和恐惧。
“小彝胞﹐走开走开﹐别在这儿转﹗”看守的呼叫引起我的注意。我思量是蛮加来了﹐便清清我的”左”嗓子﹐唱起还记得起来的《三套车》。
“飕”的一声﹐弹弓把一张包着小石头的纸送进小铁窗。我心跳着﹐赶快拾起来﹐展开看﹐是蛮加稚拙的笔迹﹕”你救我姐”﹐下边还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阿珠怎么样了﹖我身陷囹圄﹐怎么能救她﹖我枉为人师﹐此刻竟一筹莫展﹐羞愤交加。蛮加啊蛮加﹐聪明的孩子﹐你也能理解我此刻的处境﹑此刻的心情﹖
蛮加再也没有来过﹐我在焦急中捱过了三天﹐每天把眼睛贴在小铁窗上﹐竭力相看清那远远的小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三天下午﹐我看见人们聚集在那儿﹐也有人来来往往﹐像是在搬运什么东西。黄昏时分﹐一缕烟从那屋子升上了天空。接着﹐传来疯狂而怪异的锣声﹑铳声和各种叫啸的人声﹐黄烟越来越浓﹐尖端浓成墨色﹐形成一种戴顶镶边的烟柱。蓦然﹐浓烟一下爆开一朵花似的红光﹐小屋熊熊的燃烧了﹗
我知道彝胞的风俗﹐人遭横死﹐为了避邪﹐要举行仪式﹐连人带屋火化﹐举家搬迁﹐谁死了﹖莫非……莫非是阿珠﹖我的心一下跳到嗓子眼。我这文质彬彬的人﹐第一次丧失理智似的捶着铁门﹐横暴而痛楚地叫道﹕”给我开门﹗我要去那儿﹗”无人理睬我。我终于无望地回到铁窗口﹐目不转睛地紧觑着那火焰。”也许不是她﹐不是她﹗”我自我安慰地想。”是她﹗一定是她﹗”我惊恐地否定自己。我幻想阿珠翩然来到铁窗下﹐或者是蛮加跑来﹐告诉我阿珠没有死﹐姐弟俩正愉快地奔向自由。
一小时﹑两小时过去了。天黑下来。彝胞们喧嚣的歌舞声从我耳畔消失了。思维仿彿也从我的心头消失了。只见有一团鲜红如宝石的火焰﹐凝止不动﹐镶嵌在漆黑的无边的天穹。我心里充满了一种感觉﹐害怕那火焰也会熄灭了﹑消失了。那火焰仿彿就是阿珠﹐是她的生命﹐她的灵魂。这感觉是一种冷凝孤绝的紧张﹐控制住我﹐使我屏息﹐不能想﹐不能动。那火彻夜未灭。拂晓时﹐反省室的铁门开了。武装民警给我带上手铐﹐不说理由﹐不说去向﹐将我同其他一些人塞上卡车﹐转场了。
就这样我含着泪离开了大凉山。我相信阿珠是死了﹐为了我殉情而死。干部告诉我﹐送我走﹐是一种保护措施﹐避免我受到当地彝胞的报复。也许是吧。
那些年﹐国家和人民饱受折腾。我作为良心未泯的知识分子﹐并未为沉重的打击折服。不是我一个人横遭缧绁﹐许多优秀的人与我命运相同。我设法研读经史﹐攻读哲学﹑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密切注意政局的变迁﹐渴望自由的心更加忍耐而坚定。而个人的伤痛﹐虽然不能抹去﹐但常常埋进了深深的心底。
在狱中怎样读书学习﹐那是艰难的﹐也是奇特的和有趣的﹐将来我要写一本书来描述它。我逐渐摆脱了书呆子气﹐能巧妙地惩戒狱中一些真正的坏人﹐并且以我的精神力量和从前的名声﹐随处团结了一大批不甘堕落要求上进的难友﹐树立起了自我。而命运以它无所不能的本领﹐继续给我安排着严峻的考验。
1967年底﹐武斗正酣。我服完了十年刑﹐却得到一个”留场就业”的结局。曾经热切企盼的重返社会﹐算是没有指望了。不过我集中精力观察时事﹐相信我们国家面临了”物极必反”的历史关头﹐心里倒也坦然。劳改农场气氛很紧张﹐干警中也分出两派组织。先前被驱逐出去的少数派忽然纠集了社会上的武斗组织﹐在一个夜间杀了回来。我们在房舍里听到枪声﹑咒骂声﹑拷打声。第二天﹐管理人员全换了。我们奉命去打扫收拾一派狼藉的干警宿舍﹑办公室﹐地上还有斑斑血迹。
两派争夺地盘﹐展开拉锯战。报复是难免的。我们听到了另一派将血洗劳改队的风声。难友们纷纷询问我怎么办﹐希望有所动作﹐趋吉避凶。我不表态。我知道忍耐和等待的重要性﹐竭力稳定大家的情绪。
后来劳改队被一度包围。那伙人龟缩在碉堡和路口的工事里﹐不时有死伤者从前方抬回来。他们摩拳擦掌﹐呼口号﹐向天鸣枪。小厨房的炊事员悄悄告诉我﹐他听见他们说﹕”投梭折齿这些龟孙王八蛋﹐我们突围到重庆会合总部去。”事态严重了。
我分析他们未必敢这么做﹐便依然劝大家冷静﹐从事正常的生产劳动。直至农场的地盘被一支部队接管﹐我们全体从这里转移。
那是一个冷飕飕的夜。我们临睡才被通知﹐拂晓将要出发。大家彻夜整理行李﹐发了一大袋馒头﹐从中可以看出﹐路是很远的。在黎明前的黑暗里﹐无数辆遮着篷布的卡车隆隆开来。我们被全部塞上车﹐车尾跳上来三名荷枪实弹的造反派和干警。车上还放进两只粪桶﹐像是任何情况都不许下车的了。引擎响了﹐无数车灯划破夜幕﹐像一条长龙﹐向遥远的方向开进。后来才知道﹐这一夜﹐全农场一千多名犯人和就业人员﹐其中还有少量的女人和孩子﹐同时出发了。
天亮了。山冈河流农舍一一从车旁掠过。车上的囚徒们不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什么﹐他们想着心事﹐彼此无言。他们有的浑浑噩噩﹐有的跃跃欲试﹐有的闷闷不乐﹐有的做着幻梦……
车队昼夜兼程﹐跨越平原和丘陵﹐进入荒凉崎岖的大山地带。公路长无尽头﹐祖国的土地辽阔无边。但我们﹐连同我们的看守们﹐却都像一群盲目的牲口﹐被无形的力量牵引﹐急急忙忙地奔向没有正义﹐没有欢乐﹐没有幸福﹑没有未来﹐甚至没有目的的前途。
车轮嘎嘎响着﹐车停了。我从假寐中醒来﹐拨开右侧帆布的小缝﹐看见天完全黑了。模糊的天光中﹐高耸的大山直插天际﹐离我们这样近﹐仿彿黑沉沉的山影倾斜着﹐直欲倒在这一排首尾衔接的汽车身上。车队全都熄了火﹐好像要做长时间的停留。黑暗中传来一种不间歇的宠大的声音﹐我倾耳辩听﹐听出是大河的波涛。举目远望﹐时间比生命浓重﹐什么也看不清了。我们到了什么地方﹖怀着令人不安的预感﹐我坐待到天明。
早晨﹐所有的人全部下了车﹐要求我们带上随身行李﹐到河滩集中休息。原来﹐昨夜见不到的大河正在车队左侧﹐湍急而清澈的大渡河歌唱着﹑流淌着。河对岸重重青山﹐我的心激动起来﹐这不就是我阔别十年的凉山么﹖﹗今夕何夕﹐命运又把我送回旧地﹐别是一番滋味啊﹗然而﹐此刻情况异常﹐我观察地形﹐发觉车队正集在前后两个隘口中间﹐相距是不可泅渡的江河。一千多人全部集中在狭小的地段﹐活像一锅煮熟的饺子。早已腻厌了旅途的人们﹐不顾寒冷﹐东一堆﹐西一堆聚在一起聊天﹐啃着干馒头﹐纵情呼吸着清冽甘醇的空气﹐吐出车厢里的浊气。两三小时过去了﹐干警和造反派们围在公路上商议什么﹐还丝毫没有出发的迹象。犯人们微弱的兴奋逐渐冷却了。有十多人不约而同地聚到我的身边﹐不用语言﹐眼睛里都写着疑问﹕为何前后隘口都架起了机枪﹖恐怕要出事﹗
接近中午﹐汽车甩下我们﹐隆隆地开走了﹐周围加了岗﹐哨位都撤到了离我们稍远的地方。一个壮实而机灵的就业人员走到我跟前﹐目光炯炯地盯住我的眼睛﹐他抢上一步﹐抓住我的手腕﹕”彭老师﹗”他压低嗓子﹐”你看怎么办﹖”我缓缓摇头。他怏怏地退开了。我在心里盘算﹐今天这反常的现象该怎样解释。汽车抛下我们开走了﹐但还有那么多干警和造反派在这里。那么﹐也许不是蓄意要把我们怎样﹐而是有谁为了什么需求要使用汽车。
如同印证我的想法﹐下午三点多钟﹐有十多辆汽车翻过隘口回来了﹐停在公路上。造反派们争先恐后地涌上去﹐又怒气冲天地退回来。有个头目高声大骂﹐捶胸顿足﹐抓过一支枪﹐朝天开了火。紧接着﹐他指挥岗哨和全部人马﹐成半圆形等距离拉开﹐把枪口朝向河滩。
当生命受到威胁﹐人会异常地变得机敏和果断。犯人们早已停止了嘻闹﹐迅速自发地分工负责﹐严密地监视着持枪者们的举动。”彭老师﹐”有人向我报告﹐”你快拿主意﹐我们全都准备好了。那车上全是死人和伤兵﹐他们杀红了眼﹐会拿我们开刀出气。横竖是死﹐不如拼了。总得有人冲出去﹐保一些活命。我们全安排好了﹐只要你一点头﹐就行动。”
“等一等。”我脱口而出。
“他们都子弹上膛了﹗彭老师﹗快作决定吧﹗”
血涌上了我的头颅﹐又急剧地消退下去。”千万要冷静。”我告诫自己。我的思维飞快运转﹐在那几分钟﹐不﹐也许仅只几十秒钟时间内﹐我要作出判断。
为了发泄仇恨和怒火﹐为他们死伤的同伙设祭﹐就屠杀一千多名手无寸铁的人﹐虽然是就业人员和犯人﹐这种可能性不大﹐然而﹐杀掉我们﹐他们甩掉包袱﹐便于全体轻装上阵或轻装逃命呢﹖况且﹐消灭我们﹐然后把政治责任推给对立的那一派﹐嫁祸于人﹐这倒是十分可能的啊﹗尤其是当他们成了末路穷途的战败者时﹐这种可能性会增大的。
“他们会开枪的。”头脑里一个声音说。
“不会吧。”另一个声音说。
“索性让人们去夺枪﹐这样能活一些人下来。”一个声音说。
“假如判断错了﹐冲上去反而会遭到真正的屠杀。”另一个声音说。
“怎么办﹖””怎么办﹖”两个声音同时说。
我如石像般呆立﹐世间万物对我一概不复存在﹐只感觉二三十名准备牺牲的青壮年就业人员和犯人紧紧注视着我。我的头沉重如山﹐怎么也点不下来﹐这一点头﹐系着一千多条人命﹗单薄的棉袄里面﹐冷汗从腋窝涔涔顺着两肋流淌。我浑身冰凉﹐却又感到烈火焚心。我一生再也没有体验过比这更为心情紧张的时刻了﹗
不知是知识分子优柔寡断的劣根性﹐还是十年磨炼形成的沉着镇定﹐为我赢得了一发千钧的时间。我瞥见那造反派头目兀自在公路上来回走动﹐不时看表﹐不时向隘口张望。我立即想到﹐他们不会马上开枪﹐他们还在等着什么人﹑什么事。我的血液又开始在身上循环。我如释重负﹑轻轻摇了摇头。
我想到我从一个多愁善感的文人﹐在最深的突然发生的苦难中走了过来。我仍然深深爱着生活的一切﹐我为自己感到欣慰。我能博得千百人性命相托的信任﹐我为自己感到自豪。我的心澄明似镜﹐再也不存任何杂念。我决定了﹐在即将出现的关键时刻﹐走上前去﹐杀我或不杀我都无关紧要﹐只须用我一个人的生命﹐检验他们会不会开枪杀人﹐把这个问题的答案﹐提供给一千多名束手待毙的人参考。
一轮光明的太阳从我心中冉冉昇起﹐把我的身心﹐融化在一个灿烂辉煌的世界里。
一辆军车越过隘口驶来﹐二三十名身着草绿色军装的军人跳下车来。那造反派头目趋步前去﹐朝着公路下﹑河滩上的人群﹐指手划脚地向一位青年军人说着什么。我猜无非就说犯人马上要暴动了﹐让解放军协助镇压罢了。我已经离开了人丛﹐蹭蹭地大踏步跨上公路﹐站在那造反派关卡和那青年军人面前。”请你们立即发车送我们到指定地点。否则﹐要承担一切政治后果﹗”我严正地声明说。
“排长﹐就是他﹐就是这个右派分子﹐他就是密谋暴动的总头子﹗”那造反派头目阴险地指着我说。
“好大胆﹗”那青年军人迈步向前﹐向我扬起一只右手。这一耳光没有刮下来﹐那手停在中途﹐不动了。青年军人脸上非常古怪和复杂的表情﹐令我不由自主地正视了他。啊﹗是一张我在何时何地见过的脸﹖这张脸立时唤起我深埋心底的感情﹐混合着温情和凄怆﹐使汹涌激荡的热泪向眼眶涌来﹐涌来……我赶紧以千百倍的努力﹐把这不合时宜的泪泉﹐吞咽下去﹐吞咽下去。
“我要为地方的革命秩序负责﹐”青年军人转身向造反派头目说﹐”限你今天天黑以前把这批人运送出境﹐并要对他们的安全负责。我马上去向司令员汇报。”
就这样﹐我们度过了危机。后来才知道﹐那一天﹐距那儿几十里处的铁路线上﹐发生过一场大规模的武斗。而那位青年排长是蛮加。他当时二十二岁。
彭教授讲完了他冗长的故事。静默了好一阵。”快天亮了﹐小伙子们﹐都回家去睡一会儿吧。”
听完彭教授讲的冗长的故事。谁都没有做声。慢慢地﹐大家陆陆续续起身回屋了。一排空着的躺椅中间﹐唯有一张藤椅上还坐着一位老人﹐薄明的天色中﹐烟头闪烁如星﹐青烟飘散如缕。老人寂然静思﹐在思索历史和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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