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的深秋﹐祖父除了帮着照顾我们外﹐就是和张伯一起修暗室﹐他们在暗室里砌的火炕﹐又宽又大﹐可睡五六个人。火炕的排烟道和锅炉用的烟筒相接。外面风越大炕炉越旺﹐暗室越发暖和。
全家人都喜欢这张宽大温暖的土炕﹐常在这儿一边做着各自的事儿﹐一边聊天。遇到祖父不想见的人登门造访﹐老保姆便隐好暗室口﹐把来人打发走。张伯把够烧一冬天的煤不知不觉地运到了防空洞里﹐他仍然像以前一样﹐里外忙着。只是每天凌晨和傍晚﹐添好火后﹐他就一跋一扭地去外贸局董局长家添火。在市委后勤处的登记册里﹐张伯仍是个锅炉工﹐只是由梁市长的锅炉工转成了董局长的。但他仍旧天天回来﹐住他过去住的小房间。他已是我们家不可缺少的一员。
朱小兵是在解决了张伯的问题后﹐才被停职审查的。张伯为此一直歉疚﹐怕是因为自己﹐朱小兵得罪了什么人﹐他每月开了工资都去买些小孩子爱吃又难得到的糖果﹐送给朱小兵的双胞胎儿子﹐我和大哥也常因为做对了什么﹐作为奖励﹐而得到他的糖果。为此﹐祖父得出这么个结论﹕“老百姓最知道好坏了﹐如果让他们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那年的冬天﹐原来和祖父一起工作过的市委书记李兰﹐突然来到家中找祖父﹐他们长谈了一整天。等李兰走后﹐祖父便对祖母说﹕“老太婆﹐你听明白了吗﹖李兰说工作阻力很大﹐想让我回去。我琢磨她说得不是没道理﹐她说想把过去一些不错的同志请回市委……不清不楚被人整的人太多了﹐有些人很怕像我们这样的人又回市委。恢复我的职务是省里的决定﹐他们只能执行﹐起不了作用﹐但像朱小兵他们﹐就压下了……这是一大批人啊﹐所以李兰才来的。”
“我看李兰是还没被折腾够吧﹖也兴许是压了这么久的火﹐想找他们算个总账﹐让他们哪来哪去﹐别在市委捣蛋了吧……我就是不想你再回去工作﹐你在家病休挺好。”祖母表态说。
“我也和李兰说了﹐工作这么多年不得空闲﹐这一歇﹐倒觉自己真该在家休息休息了……你猜她说啥﹐她说谁不是呢﹐要有退休我就退﹐不过得等该回市委的人都回来了﹐我就安心告老还乡﹐还说来找我回市委就为这个﹐”祖父继续说道﹕“这么多年来﹐一次又一次地搞运动﹐怎么就没个够呢﹖反正不做亏心事﹐不怕打雷天﹐要我回去上班朱小兵就得回市委﹐否则﹐休想﹗”
“你动心了是不是﹖你不能去。就说你的血压现在还高﹐不能上班不就行啦﹗”祖母坚持说。
“我只是这样说说﹐你紧张什么。”祖父道。
没过多久﹐市委突然清早就有车来家中﹐说要祖父立即去﹐有重要文件要通知他。祖父只好随车而去。原来是宣布马上恢复他的职务和工作。祖父午饭前赶回家﹐把上午发生的事讲给祖母听﹐末了他说﹕“组织上审查我这么长时间﹐审查的结果到底是什么﹖没提。让等结果的同时从速恢复工作﹐都成笑话了﹐我要是个坏人呢﹖市里的几大局﹐人员良秀不齐﹐要恢复是一天两天的事吗……”
“你休息你的﹐大不了我去找找屈大妈﹐帮你弄个病假单。”老保姆一旁插嘴说。
“你不是让我也去得肝炎吧﹖”祖父乐了。
“真得还好了呢﹗不过﹐假得也没关系。能弄个诊断书来最好﹐你可说过﹐大姐的话要多听。”祖母道。
“那要看是什么事﹐大姐也没工作过﹐怎么知道﹖”祖父道。
“我吃罢饭就去﹐有备无患﹐先要来再说。”老保姆应说。
“老屈怎么弄﹖她又不是医生。我是高血压不是肝病﹐病能乱生么﹖对了﹐不如我就休产假﹐时间最长……”祖父笑得咳嗽起来。
“她医院有熟人。多得一样病不碍事﹐有的人更多呢。”老保姆也乐了。
“哎呀﹐这叫逼上梁山啊﹐人都成贼了。”祖父仍旧轻咳说。
“别说那么难听好不好﹐缺德事不少干的人多得是﹐多生个病算什么﹖严肃点﹗”祖母不高兴起来。大家就不再说了。
老保姆吃过饭就去了屈大妈家。等她拿张病假单回来﹐已是该做晚饭的时候﹐祖母正边洗菜边给我们讲故事。
“看﹐这可是张高血压的单子……老屈两口子都去了医院﹐男的正好也是高血压。还让我告诉老梁﹐别那么想不开﹐有病就得休息。这回还有啥话说﹖老梁呢﹖”老保姆兴高采烈地问祖母。
“去开会了﹐两点多钟来车接的。我想你得这个时候回来﹐明天再来人﹐把病假单让他们捎去﹐行了。”祖母说。
“你是糊涂还是傻﹖不是肝炎﹐先取血后拿单。是高血压﹐当场出诊断和病假单。你是木头人啊﹗谎都撒不圆。干啥你让他去﹖得啦﹐日期对不上﹐明天我得再去﹗”老保姆急了。
“我哪儿想那么细﹖车来接了﹐病假单还没拿到﹐他不去怎么说。”祖母辩解说。
“你不能让他去火炕坐会儿﹖你不能说他上医院了﹐你还有理啊﹖”老保姆叫起来。
“没理﹐没理﹐我认错﹐我检讨。”祖母连忙认输﹐道﹕“我想不就多开个会么。”
老保姆白了她一眼﹐开始做饭﹐锅碗瓢盆重重地响起来。 祖母佯装没听见这些叮当声﹐对我和大哥说﹕“想继续听故事的排队﹐先小后大转移上楼。”我和大哥从各自的小板凳上跃起﹐站到祖母前面﹐原地踏步“一二一二﹑走﹗一二一”。我们雄赳赳﹐气昂昂地向楼上进发。老保姆在那儿嚷我们﹕“一只空油桶﹑两只跟屁虫﹗”。此时她和我们一样完全没有料想到将要发生在我们这个家里的厄运。
傍晚七点多中﹐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母亲跑去开门后慌张地跑回来喊﹕“妈﹐大姨﹐穿衣服﹐爸被送医院急救了﹐让家属去﹐市委来车在门外等呢﹐快﹗”
祖母和老保姆像是没听懂﹐楞了会儿﹐才反应过来忙去穿衣服。母亲把我和大哥暂存在屈大妈家﹐自己赶去了医院。
父亲连夜启程﹐下了火车就直奔医院﹐等他感到时﹐祖父已开始出现脑溢血临危时的症状。医院很快就宣布﹔抢救无效﹐已死亡。
祖父忽然死亡的消息﹐轰动了整个凤凰城﹐一时间各种猜测具齐。人们议论说﹕到底是什么样的会﹐能开出人命来﹐应该了解清楚。持这种看法的不仅有屈家老俩口﹐也有老王司令。他们来家中提醒父亲去市委追问此事﹐又把他们打听来的消息告诉父亲。原来祖父那天去开的是个“批资反修“大会﹐被指为”走资派还在走”的典型代表。大概一切来的太突然﹐使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愤怒﹐他拍桌子吼道﹕“共产党人应该光明磊落﹐实事求是。靠“整人”过日子﹐载脏他人﹐才是修正主义﹐一心想当官发财的人﹐才是资本主义……”这吼声最终成了他的遗言。他倒在了会场上﹐再也没再站起来。他死时四十九岁。
四十九岁﹐该不算太老吧﹖如果祖父不去开会﹐谁说他不能再活四十九年呢﹖组成他肌体的那些分子细胞﹐以及构成这些分子细胞的更微观的成分﹐一层也没缺﹐一个也不少。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这些高能量物质集体罢工﹐终止提供人活下去的必要能量﹐近而迫使我祖父由“一个活的细胞集群体”演变成“一个不再活的细胞集群体”呢﹖﹗
试想一下﹕一个人是由无数个细胞组成的﹐而一个细胞又是由无数个分子组成的。依此逻辑推理﹐当一个人因愤怒而吼叫时﹐他体内微观下的细胞也在进行轰轰烈烈地怒吼。那么﹐当人的愤怒﹐由于无助而转变成绝望呢﹖那不就是其体内渺小而又庞大的细胞集群的无助和绝望吗﹖由此引发人体内某些细胞群的罢工﹐从而停止供给人活下去的必要能量﹐其后果不就是导致人死亡吗﹖在西方社会里﹐这种死亡被通称为“精神虐待致死”。死亡者家属可按情节轻重告上法庭﹐使施虐者得以惩罚。在当时的中国﹐除了老百姓口头有“气死”﹑“臊死”“逼死”等说法外。在政府的文件里﹐根本找不到对这些类死法的解释﹐和具体区分办法。
但这并不能说明当下的政府不尽职能﹐党中央将人的死亡作了重新定义。大体为两类﹕一是因公死亡﹐二是自然死亡。前者是指生前对革命工作有贡献﹐死时正好在工作岗位上的。这一类有可能在死后被提升﹐成为名垂青史的烈士﹐像“雷锋叔叔”那样。当然也有可能不被提拨﹐像我祖父那样。除此之外﹐则均属后一类。
这样一来﹐祖父的死亡原因﹐又悬在那里﹐等了四天还没有结论。等到第五天﹐我父母以家属的名誉﹐强烈要求立即火化祖父﹐因为天气在变暖。此时我母亲才知道﹐市委已多次开会为祖父的死亡定性﹐一派坚决要求定为烈士﹐认为祖父是死在工作会议上﹐是为维护党性原则而死的。而另一派坚决要求按自然死亡处理﹐认为祖父是高血压﹐死于会场是偶然性的。两派争执不下﹐其结果是死人只好等。
许多与祖父有过交道的人﹐赶来家中帮忙。大家不仅帮忙联系好了火葬场﹐也安排了去远郊的来回用车。我母亲当天上午就执笔写了<公开通知书>﹐以家属的名誉通知市委﹐祖父将在第六天上午出葬﹐无论市委做出什么定性﹐家属一律没意见。
当天下午﹐市委后勤部的徐处长来家中﹐说省委给定性了﹕算因公死亡。问家属有什么和要求。
父亲回答说﹕“没有﹐我们说过﹐家属一律没意见。”
徐说﹕“市委希望能在后天上午开追悼会﹐给各方来宾一天准备时间﹐我问过气象局和医院﹐多保存一天还行。”他沉默了片刻对父亲说﹕“我和你父亲很熟﹐唉﹐亏得是冬天﹗”。
父亲道﹕“我们已经通知大家了﹐改起来还要再通知的确不方便﹐有人要向单位请假﹐多一天不好办。”
徐摇了摇手里的一个通知函说﹕“不瞒你说﹐我刚接到这个。就这么点事﹐昨天开会五六个小时﹐就是通不过任何方案。弄得下面群众都四处提意见﹐这才通知了省委﹐算是要了这么个结论。这不我就来了。”
父亲说﹕“我很感谢大家的帮助。无论是因公死﹐还是自然死﹐总之人是死了﹐我们希望老人能早日入土为安。”
母亲见他们在时间安排上难协调﹐就出主意说﹕“不如这样吧﹐我们知道具体办事的人也有难处﹐我们的情况你也知道﹐已经通知了再改也不方便。我们就向领导们提个要求﹐希望电台能帮我们播音几次﹐把送葬日期改动的情况通知各方。”
徐听说后﹐连连说是好办法。这样算解决了这个争执。
送葬那天﹐一千多个花圈来自祖父的旧友以及他负责组建的几家工厂。有几位近郊农民﹐是乘清早头班通勤火车赶来吊唁的。其中一位老汉对母亲说﹕“梁市长帮过我们村。 市里建水泥厂用地﹐扒了我们村的房子﹐然后就没人管了。我是村长﹐领这几户人家告到市信访处。处长说﹐你们应该去找梁市长﹐这类事他肯管。我们就在市委门前﹐拦了梁市长外出办事的车。梁市长问了情况﹐当场就给水泥厂打电话说﹐你们是土匪还是日本兵﹖扒了老百姓的房子就不管了吗﹖共产党是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拿了老百姓的东西﹐得给人家赔。你们来人和人家商量﹐给人家赔偿个差不多的﹐让人家好有个住处。水泥厂才给这几户盖了新房﹐就为这个我们村上的人﹐扎了个花圈﹐想表示感谢。”父亲代表家属回谢后﹐他们就赶下午的火车回去了。
祖父的忽然去世﹐使得祖母极端内疚。先是喃喃自语﹐后来就开始陷入精神混乱状态﹐不停地和祖父聊天﹐有说有笑地和来吊唁的客人打招呼。
火化仪式开始时﹐她竟喊祖父说﹕“老梁﹐起来﹐你怎么睡到外头来了……”她颠倒不清的语言逻辑﹐已非常明显表现出她的精神出了问题。有好心的来宾把母亲叫到一旁﹐悄声叮嘱说﹕“你要小心了﹐别走了一个﹐再带走一个。”母亲连夜写信向娘家求救﹐希望我外祖母能来开导开导祖母。但远水解不了近渴﹐祖母的病态明显在加重。
一天傍晚﹐全家正准备吃饭﹐祖母忽然生气起来﹐说﹕“老梁还不回家﹐饭都凉了﹐我们先吃。”说罢就自行吃起来。等老保姆收拾碗筷时﹐她又忽然说﹕“你们听﹐老梁在敲门……回来了……上楼梯呢﹗”接着又喊道﹕“老梁﹐快来吃饭﹐人都在这儿呢。”
母亲被祖母吓得不敢出声。老保姆却十分沉稳地打开前厅的大门﹐对空门说道﹕“老梁回来了﹐我开门了。”然后又说﹕“好了﹐全家吃饭了﹐吃过饭都早点休息。”见母亲一脸的错愕﹐她低声解释说﹕“过去人都说﹐人过世不久要回家里走一遭﹐告别家人。亲人有的能看见﹐八成你妈真看见了﹐又不是别人﹐你爸回家你怕啥﹖”母亲听她这么一说﹐倒真的松了口气。
祖母这样叨唠不清地说着﹐直到外祖母赶到我家。她一见外祖母﹐突然清醒了过来说﹕“哎呀﹗亲家嫂﹐你可来了﹐我一直等你﹐怎么这么晚你才来。”她看上去很高兴地说。
“火车买不到票。才赶来晚了……亲家嫂﹐您多保重啊﹗”外祖母劝她说。
“今晚你睡我那屋﹐我有事要和你说行不﹖”祖母问道。
“行﹐咱姐俩好好聊聊﹐我睡你那儿。”外祖母应道。
外祖母说那夜祖母的神智很清楚﹐多少年前的事都想起来﹐一样样说出来﹐“他爸一辈子正直做人﹐他不希望小孩子加入什么党什么派地去学着变坏﹔一个当工人﹐一个当农民自食其力挺好。我和他爸最不放心的是这两个孩子都还年轻﹐家里要没俩个老人帮他们不行。他爸走了﹐我要是也走了﹐就靠您和大姐多操心……”
第二天早晨﹐祖母静静地吃了早饭﹐说她夜里讲话没有睡好很累就去睡了。午饭时﹐老保姆发现她体温很高﹐给她喝了碗米粥。傍晚祖母说起胡话来﹐老保姆像以前一样给她吃药﹐但却不见有药效﹐高烧持续了一整夜。清晨送到医院时﹐她已昏迷沉睡。住院的第四天﹐在昏睡之中﹐她就停止了呼吸。
就这样祖父去世一个月后﹐我们一家人又出现在殡仪馆﹐为祖母送葬。比起祖父来﹐祖母的去世显得十分从容﹐好像做了充足的准备﹐她和外祖母彻夜长淡﹐囊括了一切她要留给子孙的训导乃至担懮。家里人对祖母的去世﹐也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因为在祖父去世后﹐她和祖父的聊天中常要祖父等她一起去什么地方。这使得老保姆确认祖母真的常见到祖父。
老保姆流着泪对母亲说﹕““能见到过世的人的活人﹐怕是剩下的阳寿不多了﹐趁她还在大家多守守她吧﹐你请几天假吧。”果然﹐没多久就应验了老保姆这句话。(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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