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五岁那年﹐凤凰城出了特大喜讯﹐要建中国第一家有机化工厂﹐厂址定在远郊的翠山。这家工厂工资待遇高﹐要招工人四万。偌大个凤凰城热闹了一个来月﹐从发布消息到报名﹐然后是考试和入取﹐第一批工人去报到﹐每人领一套印有厂名的深蓝色工作服。
母亲把我扔给老保姆﹐在高中课程里昼夜奋战﹐消耗了无数的脑细胞﹐去领那套工作服。这一穿整整四十年就没变过﹐直到她退休。她留下一个后遗症﹐无论是什么颜色的花布﹐见了就想穿上﹐越新鲜的对她越有吸引力﹐见了深蓝的她就心烦﹐黑色和深蓝是近亲﹐受株连也被拒绝使用。这个毛病到了老年更为突出﹐弄得父亲和她一起外出时﹐常离她三丈远﹐说她老来俏穿的象花母鸡。母亲私下里告诉我﹐年青时什么漂亮衣服也不能穿﹐谁穿得漂亮讲究点﹐就是资产阶级思想﹐无奈只好都穿那种工作服。现在老了﹐再不穿就来不及了﹐来这个世界一回﹐啥花样的衣服也没穿过岂不冤枉﹖豁出去了﹐不管别人说什么她都坚持穿到底。一个爱美的人﹐活在一个不能容忍美的时代岂不是悲哀。
关于我母亲的那个工厂﹐我后来还知道它是个被称作“三高”的部级直属厂。通常提到一个工厂是“三高”单位﹐人们就当作是“厂房高﹑待遇高﹑生产质量高”这个“三高”了﹐这是误解。他们工厂到处都用红色的油漆写着大字﹐“易燃易爆﹑严禁吸烟﹗”“高毒作业区闲人免进﹗”“危险禁区﹗强硫酸﹗”等诸如此类的句子﹐来提醒有这种误解的人注意﹐他们厂的“三高”和人们想象的有本质上的区别﹐他们厂的“三高”其实是指“高危险﹑高事故﹑高职业病”。
母亲就是考进了这么个工厂﹐却让全家人为她高兴了半天。“丹梅中榜了﹗这叫自立更生﹑奋发图强啊﹗”祖父高兴地说。
“怎么喊的那个口号来着……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这下好﹐我们家也有个工人阶级了啊﹗以后没人有时间听我们啰哩罗嗦了﹗”祖母自豪地对老保姆说﹐老保姆抿着嘴﹐笑眯眯地斜眼看着母亲﹐那样子象是在说﹕你能了不是﹗
母亲高高兴兴地做着上班的准备﹐只当没听见他们说些什么﹐也没提起那些红油漆字和那个厂的“三高”。后来老保姆听一位老熟人说起才追问详情﹐母亲就细说那是个生产事故不断的“三高”厂﹐但末了她坚持说她喜欢去这个工厂。因为它是部级直属厂﹐不归祖父所在的凤凰城市委管﹐她不想在祖父管过的厂里工作﹐免得让人误会是在受老辈人的庇阴。祖父后来才明白母亲是想回避他的影响﹐自己去寻找生活出路。全凤凰城只有两家工厂不属市委管辖﹐一间是军管厂﹐另一个是母亲的工厂﹐实际上﹐母亲是在没有其他途径可行的境况下﹐选择了这个工厂。
起初母亲每天领着我去坐通勤车﹐到了厂门口﹐就把我放在工厂的幼儿园里﹐下班时再把我接走。有车坐又有小朋友玩﹐表现好就会得到糖﹐我当然很乐意跟母亲去上班。但好景不长﹐老保姆听说母亲的工厂是个“三高”单位后﹐就向祖父母泄露了机密﹐我的幸福时光就到此为止了。母亲虽然可继续上班﹐我却不许再跟去。
记得那天一大早﹐我被取消了上幼儿园的资格。觉得很冤枉﹐就和大人们讲理。我没有考虑到﹕我压根儿就没有发言权。非要发言的后果﹐就是被罚站了三十分钟。
为了向大人们讨回公道﹐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争。制造多起惊人事件﹐掀翻针线筐和菜篮子﹑推倒凳子﹐事发后立刻狂奔出后门﹐爬上香椿树﹐骑在我常坐的树枝上。到了这时候我就宣布﹕“胜利﹗”﹐然后看着老保姆气恼地叫喊着追出来﹐绕着树转圈﹐她会拿个竿子来敲我 ﹐我的对策是往更高的枝子爬去﹐她拿我没法子了就回屋去﹐换成祖母来讲道理。祖母实在让人伤心﹐她讲的道理是﹐如果不马上下来就关我禁闭。我对着空中反复大唱<我爱北京天安门>之歌﹐把我心里的不满都唱了出去﹐弄得她语无伦次﹐败回屋去。我在他们不注意时再溜进去﹐重踏我的抗争之路。为什么大人们可以不必讲理呢﹖为什么小孩讲讲理就要关禁闭呢﹖
最终他们还是诱捕到了我﹐因为一时嘴馋﹐也因为大哥出卖了我。我最后一次爬上树后﹐老保姆并没有再追出来﹐却是大哥拿了个苹果出来。想想看﹐在文革的时候﹐有钱也不是什么都卖得到﹐这样一个苹果摆在一个小孩面前﹐是多大的刺激啊﹗我顾不得要和谁讲理﹐也忘记了有人正在追捕我﹐一心只想着那个苹果的美味。“妹妹﹐妹妹﹐你下来﹐这是给你的苹果。”大哥在树下叫我﹐我便从上面滑下来﹐接过递给我的苹果啃起来。大哥忽然从后面拦腰抱住我大喊﹕“抱住妹妹了﹗抱住了﹗”﹐老保姆就迅速飞奔而来﹐把我拖进放杂物的小仓库关了禁闭。
头几分钟我有点害怕﹐因为这个房间很黑﹐平时也不让小孩进﹐但很快我的眼睛就适应了黑暗﹐等把挡着窗的厚纸撕破﹐房间就亮了起来。因为无聊﹐我 开始在那个房间里四处翻找着。奇妙的事发生了﹐老保姆的宝盒夹在棉被里﹐被我找了出来﹐平时我们得到的奖励﹐都是从那里面拿出来的﹐我一阵欣喜﹐打开盒子就大餐起来。祖母来领我去承认错误时﹐盒子内的美味已所剩无几。我就是这样﹐旧的错误还没来得及改又犯了新的。
祖父坐在沙发上等我去承认自己的错误﹐祖母拎着那个快空的盒子跟我一起过去﹐她不知为什么﹐忽然大笑不止。祖父说﹕“教育小孩子﹐严肃点﹐你再笑也要关禁闭。”祖母很听话﹐咳嗽了两声就抿着嘴不笑了﹐然后祖父让所有的人都出去﹐留下我作检讨。这种形式我很熟悉﹐我和大哥都做过检讨﹐比较而言我做得多也经验丰富。所谓的检讨就是把你干过的坏事﹐一样不剩地先说出来﹐之后回答“错在哪里”﹔如果一下作了好多错事﹐就要回答“最大的错在哪里”。这两样事做完﹐大人们就会告诉你去向谁说“对不起”﹐说前一定要先深鞠躬﹐这样证明你做了最好的道歉﹐大人们就没法子不原谅了。
必须牢记的是﹕这个时候一定要低头和严肃﹐要是憋不住笑了﹐还得从头再来。这些经验通常可以帮我蒙混过关﹐但今天却出了漏子﹐吃了老保姆的宝盒子﹐我的心情的确是太好了﹐好到我忘记了要低头认罪这回事。结果又是﹐旧的错误还没来得及改又犯了新的。
“自己先说说﹐今早到现在都干了哪样坏事﹐为什么被关了禁闭﹖”祖父问道。
“爬树。”
“就这一件吗﹖”
“嗯。”
“谁把篮子掀翻﹐把姨奶奶的鞋扔到院子里的﹖”
“我。”
“谁推倒椅子砸了姨奶奶的脚﹐还说﹐追不上﹐追不上﹖”
“我……那是姨奶奶不叫我上幼儿园。”
“倒是挺诚实﹐敢于承认是自己干的﹐就是忘性太大﹐让姨奶奶来回追你﹐对吗﹖”
“哈哈﹗哈哈﹐”我忽然想到任凭老保姆两只小脚交替如飞﹐也追不上我﹐得意起来。
“你犯了错误还挺高兴﹖还笑﹖”祖父生气起来。可我又想起那个被我吃空的宝盒儿﹐又抑制不住得意起来﹐这导致我的自我检讨没有过关﹐又一次被送回禁闭室反省。
这次更惨﹐临时改成禁闭室的小仓库里﹐一样有趣的东西也不见﹐能搬动的就是老保姆的两床大花被﹐无聊之极﹐我就将它们拖到地上﹐一铺一盖地睡起觉来。
刚躺在地上我还在想﹐谁把小孩关禁闭真叫坏。紧接着又想到大人们说﹐关禁闭是为教会小孩怎样做人﹐是对小孩好﹐我就迷惑起来﹐不知关小孩禁闭的人﹐是不是真叫坏了。十几年过后﹐我考进了一座国内一流的新闻学院﹐头两年我表现得天然而诚恳﹐但处境欠佳﹐等到大三那年﹐新来的老师点化了我﹐让我学“做人的技巧”。没想到这种东西异常容易通晓﹐刚学就令我的处境大为改观﹐只是要长此以往实在有违我的天性。可想而知﹐像我这样一个人﹐旧的错误还没来得及改又犯了新的﹐改造我的确不容易。但这些事至少让我明白﹐大人关小孩的禁闭﹐的确是为小孩好﹐要是从小没关过禁闭﹐个性就太强﹐长大后适应社会就难得多﹐承受力不够。社会现实就那么摆着﹐谁不夹着尾巴做人谁就是不想活了﹐谁不希望自己的小孩长大后﹐会生活得好哪﹖可这些个道理﹐对刚刚五岁的我来说仍旧十分难懂﹐我躺在地上为此迷惑的时间﹐还不足半分钟﹐就忘记了这个主题﹐愉快地睡起觉来。
一阵吵杂声传来﹐准是祖母和老保姆又来提审﹐让我去承认错误﹐我这样想着﹐连忙打起呼噜装睡。可是等了半天也没人进屋﹐我开始沉不住气﹐轻手轻脚地爬上咸菜缸﹐从窗纸的小洞里向外看去﹕家里来了好多人﹐有人在和祖父谈话。
我把耳朵换到小洞上﹐可以清楚地听到有人说﹕“组织上已做出了结论﹐请你尽快恢复工作﹐把一轻﹑二轻﹑重工几个局的生产恢复起来……”
然后是祖父的声音说﹕“电话里已经谈过我的意见了﹕要恢复生产得先恢复一些同志的工作﹐得有人懂生产﹐靠我一个人也做不了什么……我身体又不好。”
我把眼睛又换回去﹐看见祖父身边的桌子上放着一盘块糖。那些糖是专给客人吃的﹐如果我表现得好﹐客人走后﹐我便能得到两块﹐但今天我表现不好啊﹗心里一分神﹐脚下的缸盖子咚的一声翻到了地上﹐我瞬间就变成了咸菜缸里的浮游生物﹐盐水淹没我的肩膀直升向脖子。我双手紧攀在缸沿上﹐拼命地嚎叫着﹕“奶奶爷爷﹐救命啊﹗姨奶奶﹐救命啊﹗”﹐此刻﹐那还顾得上家里的铁规矩﹔来客人时不许大声喊叫呢﹗我就是这样﹐旧的错误还没有改掉又犯了新的。
祖母第一个跑进来救我﹐见状大惊失色﹐伸手卡在我腋下将我提起﹐举至空中。胡乱地嚷着﹕“哎呀﹗大姐……快﹗忘了这个小祖宗了……这儿有个缸啊﹗”
老保姆赶上来﹐脸气的象一块皱了的抹布。她一边帮着把我放在缸沿上﹐一边压低了声音责骂我说﹕“你这个属破车子的﹐得天天修理……”她吩咐祖母说﹕“你拉住她﹐我去拿个塑料袋﹐满身流汤﹐把她扔澡堂里”。
就这样﹐她们把我装进一个大塑料袋﹐只留出头喘气﹐然后一个在前一个断后﹐像抬一节木桩子那样﹐运送我去浴室。途中我看到了祖父和客人们的脸﹐每张脸都是倒着的。他们一定在谈笑我﹐有人不停地格格格笑﹐像是要断了气﹐可想而知我有多尴尬。我使劲闭上眼睛佯装成一节木桩子﹐听见祖母打趣说﹕“就是啊﹐我们家这个孙女给十个小子也不换﹐上房揭瓦下河摸鱼……”我的声誉就这样被当面抵毁着﹐可我仍旧不动声色地装成一节木桩子。因为我能保持尊严的唯一办法﹐就是装成一节木桩子。后来我才知道﹐这种佯装什么来蒙混过关的方法不是小孩的专利﹐大人也得常常装成一节木桩子﹐举个例子﹕你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保证你有一天不装成木桩子都不行﹐眼看着你的领导在糟蹋庶民﹐其儿子在盗空国库﹐你就是气的要命也管不了﹐最后你不也只能装成一节木桩子或者一条死狗吗﹖比较而言﹐我伪装自己的技术实在平淡无奇﹐一进浴室门就被祖母盖棺定论﹐她说﹕“装什么死狗﹐不好﹐装得不招人爱﹗睁开眼睛﹐把你自己洗干净”﹐我只好收起把戏﹐由一节木桩子变回我自己。
等我把自己洗干净﹐从头至脚被裹上个雪白的毛巾被﹐看上去像外太空来了只北极熊﹐傻的古怪。老保姆用一只拖鞋当枪﹐押我去客厅受审﹐她说﹕“把毛巾被裹好﹐露出屁股羞死人﹗坐小凳上别动﹐我给你拿衣服﹐再捣乱就是屁股痒痒了﹐想挨屁板子﹐你还记得打屁股什么滋味吧……”她就这样一路要挟着﹐对我进行驯服。先是利用我怕光屁股的羞耻感﹐之后是唤起我对挨屁板子的回忆﹐要不怎么能威胁我呢﹖此时我却不知道﹐其实这种驯服小孩的方法也不是老保姆的专利﹐在驯服我的那个年代﹐有成串的大人也在被驯服﹐他们是﹕张志新﹑遇罗克﹑林昭﹐刘少奇﹑彭德怀﹑陈毅﹐张三﹑李四﹑王麻子﹐难怪我长大后一读到他们在文革中受迫害的文章﹐就清泪奔泻三千尺呢﹐尽管我经历的是拖鞋当枪﹐糖果为弹﹐最近人性的驯化﹐与成人社会公认的迫害完全是两回事﹐但这种类似被驯化的心灵历程﹐不断累积以至开始裂变我的本质的时候﹐看到他们的遭遇就让我想到﹐我又何尝不是一个正在被磨损驯化的生命呢﹖如果我当时不仅仅是五岁﹐谁能保证像我这样一个旧错还没改又犯了新错的人﹐能不被迫去拥抱原子弹呢﹖但我当时的确只有五岁﹐既无完整思考的能力也无需去涉足社会﹐只是面对着想教会我如何做人的三位老人﹐所以我才有幸得以存活。
我坐在小凳子上等我的衣服﹐沉静和木讷得像个八十岁的老妇﹐祖父和祖母从一开始就在客厅里谈话﹐像是约好了似的﹐他们都不理睬我。我听见祖父说﹕“瞧﹐需要干活的人了﹐知道光玩嘴皮子耍笔杆子不行了……”
祖母就道﹕“当初他们借你出差搞你小动作﹐查不出问题﹐就借口身体不好﹐让你休病假……哼﹐这叫什么革命工作﹐叫停你就得停﹐叫干你就得干。”
老保姆拿来衣服要我自己穿﹐祖母正说着话忽然扭头问道﹕“强生呢﹖怎么没见强生﹖”
老保姆答说﹕“在暗室﹐跟老张玩呢。”
祖母接着刚才的话题继续和祖父说着﹕“当初讲新民主主义革命﹐什么都是自愿的﹐现在没这一说了吧﹖党的号召就是一切。我早就说过﹐当个领导像在踩钢丝﹐一溜脚就栽倒了﹔我看﹐你就趁早和我当观众吧﹗”
祖父沉默了一会儿﹐道﹕“我也觉着我们这点儿工资够用了。丹梅考进了化工厂﹐晓桐在农村﹐我们家一个工人﹐一个农民﹐给他们当个后勤﹐挺好。你当我不想有个清净。”
“你要真想清静就在家呆﹐哪儿也别去﹐咱们这一家子﹐能平平安安守在一起﹐我就知足了。”祖母又说。
“我看他们要你去就还会来﹐非你答应不可。要不﹐下次再来人我来对付。老梁就躺着别动说头昏﹔干脆躲暗室里别出来。”老保姆出主意说。
我还是弄不明白大人们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坐在那儿没完没了地说话﹐不感到困吗﹖我早就坚持不住了﹐昏昏欲睡起来。但在那之后﹐我却自认为弄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我看着老保姆﹐为了把市委派来的客人打发走﹐她一次又一次地说祖父不在家﹐可祖父在暗室里看报纸呀﹖大人们之间﹐也喜欢闹着玩吗﹐可他们总说闹着玩要有时有刻呀﹖逮到了机会﹐我问﹕“姨奶奶﹐你想不想做毛主席的好孩子了﹖”
“想啊﹐我就是老了点。”
“毛主席的好孩子不能说谎﹐你忘了吧﹖”
“哎哟﹐老了什么不忘﹐我说过谎吗﹖”
“说了﹐你说爷爷奶奶都不在家﹐他们在底下看报纸﹐你以为我不知道。”
她大惊﹐想一想又说﹕“刚才那个不能算说谎﹐那些人是想把你爷爷骗去关禁闭的。你爷爷在哪儿不能告诉他们﹐我不那么说不行﹐你想爷爷被他们领去关禁闭吗﹐那你就别想见到他了﹐”
这会儿轮到我大惊了﹐谁都知道我对关禁闭这件事的态度是深恶痛绝﹐连想都不用想﹐我说﹕“好﹐你还是先不当毛主席的好孩子吧﹐别让他们找到我爷爷。”
我最终成了老保姆的同谋。大哥听说了这事也加入进来﹐他说﹕“谁敢来害咱爷爷﹐毛主席的好孩子我就不当了。”这件事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让我知道﹐有些人撒谎是因为他不能不那么做。后来我更知道﹐还有一些人撒谎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害人。
从那以后﹐家里如果有外人敲门﹐老保姆只要悄悄说一声﹕“你俩还不快去保护爷爷﹐”我们就会一个飞奔去报信﹐另一个负责掩好暗室的门﹐母亲和张伯渐渐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多少年后我才知道﹐因为全家的保护﹐祖父得以渡过他生命中最温暖平静的一段时光。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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