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街上跑的人﹐十有六﹑七是传染病人或带菌者﹐那留个传染病医院还有什么用处﹖没被传染的健康人﹐体内必定有特殊抗体﹐不然何以健康到今天﹖经过广泛调查和深入研究﹐市领导们做出了一项新决定﹕将那个又葬又破的传染病院改成了精神病院﹐俗称“疯人院”。
当下精神病患者之多﹐堪称世界之最﹐且极具时代特色。不多开几家精神病院确实不够用。光我们这个街道属区就有三个半疯人﹐按得病的顺序讲应该是这样的﹕
头一个是在大街上高举毛主席语录狂奔﹐非要和汽车硬碰硬﹐嘴里大喊﹕“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好心的邻居和过路人怕他碰出人命来﹐就连拉带拖地送他回家。他在众人拖拉时奋力高喊﹕“毛主席万岁﹗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很像电影中的英雄人物奔赴刑场。更让众人啼笑皆非的是﹐他还像儿童模仿打枪那样﹐“蹦蹦”地喊两声﹐躺在地上不动了﹐假装中弹死亡。
很多老人都私下说他得了恶报﹐为弄个一官半职﹐揭发了自己的对象﹐把一封有反党言论的情书交给了党组织﹐由此那个十六岁的女孩成了反革命﹐枪毙那女孩时﹐他去偷看靶场﹐回家后就开始疯了﹐而且越来越重。不知是谁给他起了个浑号叫“情郎”﹐取“情狼”的谐音﹐意思是咒骂他出卖了自己的女朋友﹐是感情世界里的一条狼。这个咒骂未必不贴切﹐但他出卖女友变成“情狼”时﹐是十九岁﹐疯时才不过二十二﹑三岁的年龄。若是换个背景﹐换个处境﹐也不过是个奶气刚脱的大孩子罢了﹐能懂什么呢﹖
另一个被大家戏称为何义仙。是工学院的老师﹐平时挺安详个小老头﹐一犯病就成了武林高手。万一谁被相中﹐就得快跑﹐不然五六个小伙子也摁不住他。此人虽有暴力倾向﹐但名声却挺好。一来他不是见谁打谁﹐而是只打被他想象成坏人的人。二来他是在学校值班时﹐眼看同事的小孩在院子里正玩﹐被飞来的流弹打倒在地。当时海运学院派和工学院派的武斗已经停了。没想到会有人对个孩子打冷枪。老头听到枪响一看孩子一身血﹐抱起孩子就往医院跑﹐到了医院孩子已经死在路上了。连累带惊带急带气﹐加上心疼小孩﹐老头猛地栽在医院地上休克过去﹐等救醒后精神上就出了偏。拎个棒子或扫把满街找“该打”的坏人。每次开打之前﹐他都提示性地大吼﹕“最高指示﹐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然后在出棍打。
他这种先礼后兵的打法﹐很有些侠义风范﹐不象奸臣小人那搬﹐背后捅黑刀子﹐让人没得防备。所以被他相中的人﹐只要快跑都能幸免挨揍。要遇到有小孩在现场﹐他总是怕吓到孩子﹐要说﹕“爷爷保护你打坏蛋﹐不怕不怕。”然后再喊再打。这个疯老人的病因和病状特点﹐使人们确信他是良心太好才疯了﹐就比喻他是古书中的疯道士疯侠客﹐总之给了他个“义仙”美名。起先也有叫他何义疯的﹐意在他是为正道正义不能伸张而急疯了的。但这称号有个“疯”字﹐还是不够恭敬﹐等有人开始想出个“义仙”来尊称他时﹐许多人都跟改了口。其实他的真名叫何正濮﹐是工学院教化学的。
第三位是个女的﹐病 态最难让人接受。只要她小姑子没看住﹐就脱得一丝不挂冲上街﹐专拦灰色小汽车磕头﹐哀嚎惨呼﹕“主任﹐我脱﹐我脱﹐饶了魏成吧﹐我脱了……”。这件事刚出来时﹐整条街像炸了的油锅﹐各种咒骂声不绝于耳﹐有人围看热闹调笑﹐随之疯女人的故事就传的家喻户晓。再后来她犯病跑出来﹐男人见了赶快跑去喊女人来。常在街上玩的半大小子们﹐大概早被家里紧告过﹐有的背过脸去﹐有的索性跑开。等有女人赶来﹐用床单桌布之类的东西蒙住她﹐再“好了﹐蒙了”的喊一声﹐一切秩序即在瞬间恢复正常。我听到过人们感叹这女人可怜﹐但时间一长感叹声就没有了﹐人们开始习以为常。此疯女另一病态是每夜必歌﹐一更天始三更天止﹐唱腔凄美悠远﹐夹杂一些极具功力的念白﹐使整条街似弥漫缭绕在天音和咒语之间。也听有邻居去她家报怨。结果她小姑子说﹐怎么劝也没用﹐她非要唱﹐我管不了。说罢就嚎咷大哭。去的人也只能赔上些好话﹐怪自己多事。
这女人虽然疯了﹐唱的却异常动人﹐整条街的人都为之所动﹐夸她唱的好。渐渐地人们也习惯在夜阑人静时听她的京剧唱段熟睡。有一天人们忽然发现这歌声停了﹐四处打听才探得消息﹐说市传染病医院改成了精神病院﹐有暴力倾向和严重扰邻事件的病人﹐可以优先考虑入院。这么一来她和我上面讲过的两位疯子一同﹐由街道革委会点名推荐﹐住进了那座新改成的精神病院。听母亲说这位疯女人是市京剧团的著名青衣叫纪淑娥﹐文革前母亲看过她的戏﹐印象颇难忘﹐说她飘逸如仙艺盖群芳。谁能想到﹐几年的时间﹐人会疯成这个样子。中学时我有个同学的母亲在京剧团唱老旦﹐听她讲起才知道﹐纪是戏曲学院分来的高材生﹐较他人而言﹐年青﹐业务也更专精﹐很召人嫉妒。平时此人只重业务﹐对剧团内复杂的人事关系一窍不通。一次开创作会﹐讨论曲目时她失言说﹐京剧应以上演改编的古典曲目为主﹐现代戏人物太类型化﹑性格太雷同。这些话被人添枝加叶打了小报告﹐她就成了文化局的黑典型﹐被文化局点名批评和隔离审查。纪父母早亡﹐由姨妈带大送去学艺的﹐来剧团后和团里的武旦魏成结了婚﹐算是有了个自己的家。她被隔离后剧团有传言﹐说听到夜里有人喊救命﹐很像是她在喊﹐大概他丈夫也听说了这传言﹐把台上用的大刀偷拿回家开了刃﹐有天夜里她又喊救命﹐他丈夫就持刀冲了进去﹐正好看见几个审查人员在撕脱纪淑娥的衣服。他就使出了武旦的看家功夫﹐把在场的人都砍了﹐两死三伤。事后公安局就把魏成抓去﹐按预谋杀人罪枪毙了。纪淑娥就是在她丈夫砍人那天被吓疯的。
最后一位姓王﹐疯的较轻﹐算半个疯子吧。整条街的人都称他“短路”﹐有时也喊他“没个够”。他的症状更稀有﹐定时定点地站到街道商店的土台子上﹐对自己进行批斗﹐还在自己的脖子上挂个牌子写﹕“阶级异己分子”。听说他干什么都很正常﹐只是跟到点上班似的﹐谁也拦不住﹐准时去站那个土台子批斗自己。此人病症不属伤人和扰民类﹐故未得到优先住院权。据不可靠消息说﹐他已在精神病院报了名﹐在等空床位。文革结束后的几年﹐他女儿四处托人送礼﹐总算在新建的精神病院给他搞到个床位﹐住了进去。不久有传闻说他在医院里还定时要去批斗自己﹐医生当然不许﹐他又非要去﹐医院就给他打了针控制中枢神经的药﹐帮他镇静﹐结果用药过量﹐造成他瘫痪一周后死亡。她女儿发誓为自己的父亲讨回公道﹐逐级上告至中央﹐八年后才得到以“医疗事故”为由的经济赔偿。可这是后话﹐是另一回事了。就当时而然﹐疯人的唯一出路就是去精神病院。尽管这种被老百姓称作“疯人院”的医院﹐从没听说它把哪个病人治好过﹐可谓是有进无出的医院。但让这么些大脑线路受阻的人跑在街上﹐岂不有损国家的脸面﹑政府的清白﹖不把这些精神病藏起来﹐怎么也说不过去。由此改建和再建几座疯人院﹐即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民心所向。即便是事后诸葛亮﹐又有谁能不承认领导们是聪明的呢﹖(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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