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坐到我身边。听我对你讲一个故事,关于活着,关于生命和爱,关于灵魂的终极归宿。这是一个长长的上海故事,来到上海和离开上海的故事。
回到家之后,我从电话黄页上找到全国各地市、县公安局和政府机构的一百多个邮寄地址,开始寄送真相信。阿宝帮我写信封,我负责装信,装好后,等到夜幕降临,梧桐树叶遮蔽夜灯,阿宝陪我,将真相信分批投递到各个街道的邮筒。他对我说了一个秘密:去北京接我的前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他面前有一条路,路上开满了金色的花。
一个多月后,我即将临盆。一天,静安区国保警察殷国鹏、葛素芬带人径自闯入我家,大肆抄家,搜走了所有大法书,将我拘到静安区派出所,进行审讯。他们说,信封上的笔迹比对结果,是阿宝的笔迹,监控录像拍到了我们投递邮筒的画面。并且,他们把拦截到的九十多封信扔在我面前,要我交代,真相资料的来源,谁提供给我的。
我只向他们讲述我为何修炼法轮功的真相。
审讯无果,他们无法关押一个待产妇,再一次让阿宝给我办理了“取保候审一年”的手续,放我回家。
此时正值盛夏,我家弄堂口,多了几个不畏炎热的老阿姨,支起一张小竹椅,放上半个西瓜,摞着一叠报纸。烈日当空,老阿姨戴着老花眼镜,眯着眼,慢悠悠地翻报纸,扇几下手中的蒲扇。有人路过,她们便抬头瞥一眼。而她们的真实任务,是监视我。我每次推着自行车出门,老阿姨们立刻放下报纸,推了推眼镜,围上来,盯着我问:“去哪儿?”
“买菜。”我随口应道。
等我拎着一袋蔬菜回来,老阿姨们又迎上来,一只手抓着我的菜袋子,另一只手翻翻捏捏,嘴里念叨着:看看,买了些啥东西。手指拨开一把青菜,又捏了捏豆腐,确认里面只有菜,没有法轮功的资料,才松开手,放我过去。我拎着菜进门,虽然早已习惯这样的盘查,但仍感到心头压抑。
这种监视下,日子艰难向前延伸。二零零零年十月二十四日下午,我的腹部开始阵痛,我被阿宝送到上海红房子医院待产。分娩室内,时间仿佛被拉长,每一阵宫缩都让我全身颤抖,疼痛像潮水般一波接一波地席卷而来。痛得我直揪头发,
十一个小时的煎熬后,突然,一声清脆嘹亮的啼哭划破空气——孩子出生了!护士迅速擦拭着婴儿的小身体,将他抱到我面前:是个男孩!我费力地睁开眼,一个皱皱巴巴的小生命映入眼帘。他的脸颊粉嫩,微微皱着眉,眼睛尚未完全睁开,嘴巴一张一合,像是在试探这个陌生的世界。我怜爱地看着他,感受着生命的奇迹,心如同被一团柔和的光包裹着。
产房外,听到婴儿的哭声,阿宝激动地问护士:“是男孩还是女孩?”
护士笑着答道:“是个弟弟呀。”阿宝一把推开门冲进产房。他跑到病床前,俯身紧紧拥住我,声音里满是激动与感恩:“老婆!谢谢你!辛苦了!”
十天后,我出院回家。婆婆便留在家里照顾我坐月子。四十五天后,婆婆回自己家了。婆婆走了,阿宝上班,家里变得冷清,只有我抱着儿子坐在沙发上,呆呆地望着天花板,我不知道该如何照顾这样一个柔弱的小生命。我的奶水不足,我得给他喂奶粉。可我笨手笨脚的,连奶瓶都握不稳,冲好奶粉,抱着他喂下去,他却一下子把牛奶全喷了出来,我们母子满身都是牛奶,看着他呛得小脸通红,我手足无措,呆呆坐着看着他。终于等到阿宝回家,我将孩子交给他,自己急匆匆出门,跑到书店去买育儿书。
这是我生孩子坐月子后,头一次出门。弄堂石库门外的街道,梧桐树叶落满街头,是上海的秋天了。经过弄堂口时,我特意看看,夏天监视我的老阿姨们已经不见了。倒是摆摊修自行车的人,见我走出去,抬眼锐利地看了我一眼,目光中带着毫不掩饰的鄙夷,我走出老远,依然感觉他的目光如锥子一样盯着我,毫不放松,毫无善意。我心里明白了,他是最新受命,来监视我的日常行踪的。
我去到书店,买回来一本书《365天育儿》,回家翻来覆去地研读,照着书上写的,学着喂奶、给孩子拍嗝,哄他睡……就这样,孩子一天天地长大。
针对我家的监视,已经升级。
民警小孟来我家从不敲门,推门不请自进,也不遵照上海人家的规矩进门脱鞋,穿着皮鞋在地板上走来走去,对我大声训话。居委会的王学平、钟书记、张主任,每天早晚两次,来敲我家的门,并且大声呼叫我的名字。直到我出声应答他们,他们知道我是在家的,就说:“没啥事。”走开了。如果我没有答应,他们就一直敲门,一直大声喊我名字。我每天24小时带着孩子、“买汰烧”(编注:方言,买菜、洗菜、烧菜),一个人照顾一家日常,本已疲惫不堪,有时累得躺下睡着了,他们也会在门外,一直剧烈敲门,直到敲醒我,应声为止,而孩子常常被吓得哇哇大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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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明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