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海泅渡回归路（25）前门派出所⋅大兴派出所
来，坐到我身边。听我对你讲一个故事，关于活着，关于生命和爱，关于灵魂的终极归宿。这是一个长长的上海故事，来到上海和离开上海的故事。
前门派出所内， 一个年轻警察过来问我：“你是哪里人？”我微笑地回答：“不告诉你。”他皱着眉头将我带到另一名警察面前，“又是一个不报姓名的，交给你了。”
这警察走到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年学员面前问：“你从哪里来的？”老人也微微一笑，温和回答：“我不想说。”
这警察又问一位中年妇女，语气不耐地重复道：“那你呢？”
那位同修平和地回答道：“你只须知道我是大法弟子。”
那警察见再问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气急败坏地走出了房间。
待警察的脚步远去，大家不约而同地，快速拿起墙角的横幅，重新揣入各自的怀里。
我们被警察驱赶到派出所后方的一条死胡同，那里早已站满了几百名法轮功学员。人群中，我看到了熟悉的面孔——李玮红和沈芳。不约而同地，我们穿过人流，站在一起，开始背诵师父的经文。
中午了，当顶的太阳，穿透两边的高墙落下来，学员们纷纷从衣袋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干粮，彼此分享简单的食物。我感到小腹逐渐胀痛，神色焦急不安。李玮红注意到我的异样，走到看守的警察面前，温和地说：“这里有个孕妇，需要上厕所。”
警察面无表情，冷漠地回应：“不报姓名地址，不许上。”
李玮红轻声说：“如果她是你的家人，你也会这样吗？”
警察不耐烦地一挥手：“少废话，不许上！”
李玮红叫来几名女学员，围成一圈，遮挡我。男学员们则默默地背过身去，尽量给我留下些许隐私。见状，我摇摇头，说：“这里到处是同修，我不想弄脏这里，影响大家。”我咬紧牙关，继续忍耐。
到了下午五点，警察开始分批将我们押往各个乡镇派出所。我与一名女学员被押送到大兴县的一个乡镇派出所。这一路颠沛，一个孕妇的简单生理需求，在这样不讲理的地方，成了一种奢望和无望。下车后，我立刻向看守警察请求上厕所，警察冷漠地点头，我才得以缓解一天的重负。
我被带到审讯室，两名年轻警察坐在桌前，语气刻薄：“叫什么名字？从哪来？为什么到北京闹事？”
我静静地看着他们，沉默不语。
见我不说话，一个二十出头的警察突然走上前，一手揪住我的头发，一手扬起，狠狠地搧了我两个耳光。我的脸颊火辣辣地疼，望着他，依旧微笑：“你不要这样，对你自己不好。”
那警察愣了一下，走开了，不再打我。
无果的审讯持续到深夜，一个满身酒气的警察，摇晃着走进来，盯着我的腹部，声音阴冷地说：“你不说从哪来的，我就把你肚子里的孩子踢下来！”
我闻言，心猛地一紧，我直觉他是真能干出来的。出于母亲对孩子的保护，我终于低声说出两个字：“上海。”
审讯的警察立刻拿起桌上的电话，通知上海驻京办事处，让他们派人来接我。
第二天中午，两个中年男人开车，将我从大兴那个派出所带到上海驻京办事处。一下车，我便被带到地下室内。推开门，我一眼又看到李玮红和沈芳，我们惊喜地相视一笑，只短暂交流，她们便又被带走，押送回上海，而我则被暂时羁押在地下室。
在地下室关了一宿，清晨，我听见一阵熟悉的脚步声，远远走来，在门外听住。我惊喜地看着门——门推开了，果然是阿宝！他脸色憔悴，眼里布满血丝。
他见到我，用目光检查过我的整个人，来不及说话，却脱下自己的鞋子，向我亮出他满是水泡的脚掌，声音里打着抖：“夏海珍，这三天我急都急死了！看到你留给我的信。昨晚居委会才通知我，说你在北京被抓了，街道办的王主任带着我，乘早班飞机赶来接你。”
说罢， 他拿上我的蓝色皮包，握住我的胳膊，道：“走，跟我回家去！”我感受他颤抖的声音，颤抖的胳膊。
回到上海，静安区的国保警察说，和我一起去北京的其他学员被押回上海后都已经送看守所关押了。因为我怀了身孕，他们就让阿宝签字担保，我不会去北京上访。阿宝签字后，带我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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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明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