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海泅渡回归路（23）进京护法
来，坐到我身边。听我对你讲一个故事，关于活着，关于生命和爱，关于灵魂的终极归宿。这是一个长长的上海故事，来到上海和离开上海的故事。
一九九九年夏季过去了。我在一家公司找了个管理食堂的工作，工作地点离家很远，我只能住在单位宿舍，每个周末才回家一次。
这个公司老板是我从前在眼科病房住院时结识的病友。我送给了她一本《转法轮》，用我自己举例说明，炼法轮功能祛病健身。她笑着，爽快地接过了书。
在管理食堂的工作中，我用“真、善、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财务账目一清二楚，食堂油水我分毫不占，不长时间就赢得了同事们的敬重。大家知道了我炼法轮功，就感叹：看来法轮功根本不像电视上说的那样。
二零零零年一月，我被医院检查出怀孕了。这个好消息，让全家都为之兴奋。阿宝夙愿得偿，更是激动，不停地重复同一句话：“我要当爸爸了。我要当爸爸了，我要当爸爸啦！”公公婆婆天天忙着为我张罗营养餐，还要看着我吃完。整个家充满了喜悦，暂时隔离了我的修炼者身份带来的未知忧患。
因为出门上班，我又有了人身自由，能偶尔去同修家。五个多月后，有一天，我在一个同修家又见到了李玮红。她给我们看了几张真相资料和照片，山东潍坊的一名法轮功学员陈子秀，被绑架到洗脑班，在雪地里被毒打致死。苏北淮安的一名法轮功学员张振钢，被殴打到奄奄一息，还有呼吸，人就被警察推进了焚尸炉。
这些正在发生的迫害案例，令一屋子的人都哭了。恩师被诽谤诬陷，同修被迫害离世，我的心里满怀悲愤。李玮红说：“我要去北京上访，还师父清白。”闻言，我毫不犹豫地说：“我也要去。”
末了，李玮红从自己的包里掏出她的火车票，让给了我。说，她自己会再去买一张去北京的车票。
我不敢把自己的决定告诉阿宝，依然正常工作上班。每晚我在单位宿舍里，独自哭泣，眼泪湿透枕头。心里左思右想，想到肚子里的孩子是全家人爱和希望的寄托，我怎能带着他贸然离开？然而，我不能不去北京，不能不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如此残酷的迫害形势下，每天都在死人，我此行定然凶多吉少。万千顾虑，我的良知又警醒我必须做出唯一选择。
我在单位宿舍里给阿宝写了一封诀别信，信中我写道：
“法轮功让我拥有了健康的身体，把我从痛苦的深渊中托起，让我明白了做人的道理，启迪了我的善念，使我的生命变得更加美好。这一路走来，你亲眼见证了我的变化。可是现在，我的师父被造谣诽谤诬陷，我的同修因为坚持‘真、善、忍’的信念而惨遭迫害。我无法忘记他们的苦难，也无法装作什么都没发生。如果在这样的时刻，我连站出来为师父说句公道话的勇气都没有，我还有什么资格说自己是一个好人？”
“阿宝，我舍不得你，也舍不得我肚子里的孩子。但我更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在一个没有谎言、没有黑白颠倒，人与人之间充满真诚、善良与和平的世界里成长。如果这次去北京，我无法回来，你一定要好好活下去，照顾好父母。”
我趴在灯下，边哭边写，泪湿衣襟，字字沉重地写完了这封承载着信念与不舍的诀别信。
二零零零年六月一日，身怀六甲的我，踏上了前往北京的列车。等找到车厢，我劈面看见了李玮红，与我们同行的，还有上海各区的五六名法轮功女学员。因为我是孕妇，同修们把最舒适的卧铺让给了我。抵达北京后，我们直奔天安门广场，在前门附近找了家宾馆住下，一起商量如何行事。
李玮红说：“根据来过的同修说，北京信访办已经成了抓人办了。只要去上访，根本没人接待，警察直接抓人。问出哪个省市来的，直接让各地驻北京的办事处来接人，送回当地后，当地的各级政府部门都会受到株连，遭到处罚。送回去的学员，还会被派人看守起来。有的地区学员直接被送劳教。现在看来，我们只能去天安门广场向政府表达我们的心声了。所以，我们身上最好不要带身份证，被抓住了，也尽量不报姓名地址，免得牵连上海的各级政府部门。”
听了她的话，大家纷纷掏衣兜，扔掉了自己的身份证。
六月二日一大早，李玮红嘱咐我们，大家分开走，这样不容易被便衣警察盯上。九点钟，我们在旗杆下集合。
叮嘱事宜后，她从包里拿出一件自己亲手绣的黄色背心，前襟绣着法轮图形，后背则是“真善忍”字样。“谁愿意穿这件背心？穿上了，很可能会被警察打得更厉害。”她以故作轻松的语气这样说。
我毫不犹豫地说：“我来！”接过背心往身上套。可惜我怀着身孕，身体太胖，怎么也穿不上这背心，最终，李玮红自己穿上了这件背心，外面套了件外套。
我们分头走出宾馆， 上午九点，我们如约抵达天安门的集合地点。@（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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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明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