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拉斯贵支笔下的战争传奇《布雷达之降》

1625年6月5日，拿骚的尤斯蒂努斯（Justinus van Nassau）率领其败阵的荷兰军队残部撤出了战略重地布雷达城（Breda）。首次遭到围困时，他们有七千兵将，现在只剩下了一半。另有一万荷兰人和六千多英国盟军丧生，包括城市中的平民和试图增援的士兵。

这场败仗损失之大，使人们容易忘记，这场败仗并非耻辱。布雷达的守军面对的是两万三千人的西班牙军队，这是当时欧洲最组织有序的军队，其指挥官安布罗吉奥‧斯皮诺拉（Ambrogio Spinola）是那个时代攻城战的“最强大师”，守军在敌军压倒性的优势下坚守了九个多月。

最发人深省的是，有人决意向这些荷兰守军致敬，并彰显其英雄气概与护城技巧——这个人正是斯皮诺拉。

“战争荣誉”

斯皮诺拉对敌军的卓越军事技能充满敬佩，遂允许荷兰军队如阅兵游行一般地撤出布雷达——他们手持武器，鼓声震天，旗帜飘扬；他也严禁部下对败军幸灾乐祸。当尤斯蒂努斯以传统方式向他走来示降时，斯皮诺拉下马与他平等相见。两人一见面，斯皮诺拉便对这位荷兰指挥官及其部队大加赞赏。

斯皮诺拉这一举动很快传开了。他对战败荷军的礼待，成为“战争荣誉”（Honors of War）的重要先例——这种荣誉是授予被围困敌军的，面对注定失败的结局，他们坚持抵抗至最后一刻，最后才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折兵损将而投降。

四年后，斯皮诺拉从西班牙启程，前往意大利曼图亚（Mantua）公国指挥军队。与他一同远航的名人包括西班牙国王腓力四世的宫廷画家、时年25岁的迭戈‧委拉斯贵支（Diego Velázquez，又翻译为迪亚哥‧维拉斯奎兹）。委拉斯贵支为斯皮诺拉画了肖像。他们无疑谈论过布雷达之役，起码这是他们在船上参加社交聚会时的话题之一。

胜仗组画

《布雷达之降》完成于1635年，是描绘国王腓力四世统治时期大胜仗的十二幅组画之一。这一系列作品由八位不同的艺术家创作，用以装饰新建成的布恩‧丽池宫（Buen Retiro Palace）的王国大厅（Salón de Reinos）。

其中七幅画作符合军事题材绘画的常见定式：前景中是得胜的指挥官——身形高大，通常骑马；背景则是成群的士兵，队形常常十分奇特，画中那种凌驾一切的氛围是很典型的。另有两幅画（其一现已佚失）则以征服者解放平民为主题。

组画的最后一幅——尤塞佩‧莱昂纳多（Jusepe Leonardo）创作的《尤利希之降》（The Surrender of Jülich）是描绘斯皮诺拉胜仗的两幅画之一。按常规范式，画中的将军骑在马背上，战败的对手跪在他面前。然而，斯皮诺拉的举止却展现出温和的风范。他的战马没有前冲或仰立，而是安详地站立。斯皮诺拉虽没有从胜利者的位置下马，却也没有强势地宣示主宰地位。对比委拉斯贵支的画作，《尤利希之降》往往被视为常规军事绘画的典范；它偏离了常规，又未挑战常规。

在《布雷达之降》中，委拉斯贵支则更进一步。

《布雷达之降》

这幅画的中心是斯皮诺拉与尤斯蒂努斯的会面。对他们二人的描绘为整幅作品设定了基调，准确传达了这场邂逅的精神氛围。画作并不去刻意捕捉场景的具体样貌，而是基于鲁本斯《以扫与雅各的和解》（The Reconciliation of Esau and Jacob）一画来绘制——以扫与雅各是《创世记》中亚伯拉罕之子以撒的两个儿子。

今天，人们可能会忽略或误解这种参照的意义。有些人可能认为鲁本斯画作在当时只是个方便的范本；另一些人则可能认为，参照一幅表现兄弟情深的画作，可以更加突显斯皮诺拉的宽宏大度。

但我们作出这样的猜测，只是因为我们习惯于将荷兰和西班牙视为不相干的国家。在16世纪初，这两国其实共同拥有一位君王——神圣罗马帝国的查理五世，他是荷兰的“美男子”腓力一世和西班牙王位继承人胡安娜的儿子。数十年后，荷兰部分地区反抗这位君王，内战中，西班牙军队被派去增援荷兰的“忠诚派”。

委拉斯贵支创作《布雷达之降》时，“八十年战争”（1568至1648年间哈布斯堡尼德兰与西班牙帝国的战争，以荷兰共和国独立结束。——译者注）仍在进行。基于表现兄弟和解的画作来绘制斯皮诺拉与尤斯蒂努斯的会面，具有明显的象征含义——荷兰叛乱者与忠诚派的和解，或是荷兰与西班牙的和解——同属一位君主的两国正如一对手足。

两位指挥官的身后是两支截然不同的军队：左侧是一小群荷兰士兵，除了一人持火枪外，其他人仅有几根相对较短的半长矛和长戟——主要是仪式上用的。右侧则是十几名军官，其头顶上方竖立着三十根长矛——比一般人身高的两倍还要高。更远处有无数影影绰绰的人头和直立的长矛，从画面中央一直延伸到右边，他们属于庞大的西班牙军队。就在左侧，尤斯蒂努斯头部后方的远处，一面荷兰国旗在降下，几根长矛在放倒，以致敬胜利者。人群后面有一大团硝烟，提示着战争造成的破坏。

委拉斯贵支这幅画既表达了西班牙胜利的必然性，也彰显了荷兰人不懈奋战的英雄气概——不仅是这场守城战兵力不对等，他们本预期反叛终将失败（最终证明是错的）。从这个角度看，画家表现斯皮诺拉对败军的宽宏大量是一种隐喻，喻示着如果西班牙君王的权威得以恢复，荷兰人民将会受到怎样的礼待。

作者简介：

詹姆斯‧巴雷塞尔（James Baresel）是自由撰稿人，文章发表于《美术鉴赏家》（Fine Art Connoisseur）、《军事史》（Military History）、《克莱蒙特书评》（Claremont Review of Books）和《新东欧》（New Eastern Europe）等多种期刊。

原文：‘The Surrender of Breda’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责任编辑：茉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