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5年02月14日讯】(大纪元记者何雪加拿大温哥华采访报导)“当欧洲人来时，我们接受了他们，但我们并没有土地和资源的所有权观念，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相信大地母亲。”卑诗原住民峰会执行理事格兰特在与台湾学生分享原住民的故事时说道。
驻温哥华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近日组织了一场原住民座谈会，邀请卑诗原住民峰会(First Nations Summit)执行理事格兰特(Howard Grant)、Tsleil-Waututh Nation酋长托玛斯(Jen Thomas)和西门菲莎大学研究员哈里森(Scott Harrison) 与到访温哥华的“外交小尖兵”团队的中学生们分享自己的故事与见解，双方互动热烈。
“和解是一种归宿感”
格兰特说，原住民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数千年，“当最早一批华人来加拿大时，我们把他们当作家庭的一部分接纳他们。我们没有种族和肤色的观念。”
然而加拿大在1876年通过一项联邦法律《印第安人法案》，赋予政府对原住民事务的广泛控制。
格兰特说，自己的父亲是华人，母亲是原住民，由于《印第安人法案》规定原住民妇女与外族人结婚就失去了原住民身份，他母亲被迫离开了自己的社区。
格兰特指出，真相是原住民的土地和资源被掠夺了，原住民的孩子被送进寄宿学校，而寄宿学校制度破坏了原住民的语言、文化和家庭，“家庭对原住民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总是讲‘七代人’。”
经过原住民的不断抗争，加拿大政府同意对寄宿学校幸存者进行赔偿，并成立了加拿大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C）。2008年，时任加拿大总理哈珀代表加拿大政府就寄宿学校制度公开致歉。
格兰特说：“和解不是关于经济的，而是一种归宿感。”
酋长的亲身经历
托玛斯说，工业造成的污染毁掉了温哥华水域的贝类食物资源。70年代中期，贝类被禁止食用，但她的家庭成员中有6人因没有其它方式谋生而继续食用贝类，其中5人患癌去世。
他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如此努力地奋斗。我们不仅是在为我们的未来几代人而战，也是为温哥华的每一个人而战。我的妈妈总是说，我不是来和政府作对的。我们在这里是为了和你们一起合作，让这里成为一个对每个人都更好的地方。”
“我们被迫进入一个社会主义环境”
在探讨和解面临的挑战时，格兰特说：“我们是资本主义者，我们生来就是资本主义者。我们照顾我们的家庭和族人，作为个体，我们彼此帮助，那些没有能力或资源的人，我们也照顾他们。但是，当我们被安置在印第安人保留土地 （Indian Reserve Land）时，我们被迫进入一个社会主义的环境中，而这是一种生活上的挑战。你如何能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调和在一个空间里呢？”
格兰特在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见解。他说：“为了成为像我的祖父们那样的资本家，我必须离开保护区，成为加拿大社会环境中的一名劳动者。但如果我留在保护区，我将处于一种社会主义的体制下。
“被安置原住民保留土地区，我们被剥夺了改善个人生活状况的经济能力。换句话说，政府使我们依赖于他们。因此，他们会向保护区运送食物和资金。不过，这些资源必须平等分享，不管你是否拥有知识或努力工作，都没有区别。他们试图确保在印第安保护区上创造更多的依赖性。”
他举例说，俄罗斯的一些原住民在前苏联共产党垮台后，不知道如何照顾自己，“因为他们处于所谓的‘增强依赖’状态，也就是说，中央政府告诉他们该怎么做、做什么、什么时候做。“所以尽管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但他们连经营一个杂货店都做不了。”
来自台湾精诚中学的高中生告诉大纪元记者，这次座谈会让他们“听到了很多感人的故事”，增进了对加拿大原住民的历史和文化的了解，收获颇丰。◇
责任编辑：李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