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海泅渡回归路（19）逆转
来，坐到我身边。听我对你讲一个故事，关于活着，关于生命和爱，关于灵魂的终极归宿。这是一个长长的上海故事，来到上海和离开上海的故事。
十九、 逆转
回到泗阳老家，去医院前，我做了精心准备。我把一叠子名片带在身上，上海电视台的名片放在最上面，第二张是某著名杂志社的名片，上海第一大律师的名片放在第三张。
我如约来到许院长的办公室，许院长把我带到会议室。宽大的会议室里，只有我和他两个人。
许院长说：“你找的上海律师，给我们发函了，所以我们要和你谈谈，把这事给了结了。经过院领导研究决定，看你是个年轻小女孩，多给你一些补偿，给你一万五千块钱。如果你觉得少了，你去法院告。你找上海律师，我们也不怕，法律条文在那里摆着。”
我说：“如果不是医疗事故，医院给我一百万，我也不可能把眼睛卖给你们。但是事情发生了，造成了我一辈子的痛苦，我将来能从事的工作都受到限制。我只是希望医院能考虑我的实际困难，能再多给我一些补偿。”
许院长蛮横地说：“那你就让律师向法院起诉去。我们只能给这么多。”
我说：“我年纪轻轻就出了这样的医疗事故，得到了上海各界人士的同情与帮助。很多律师都提出要给我做免费法律援助，上海第一大律师后来听说了我的事，也想帮我。”
我开始从包里拿出一叠名片给他看。他凑过眼睛来，看看我拿出的名片。当他看到最上面上海电视台某主任的名片时，脸色大变。
我慢慢往下翻律师名片，当他看到第二张著名杂志社名片时，脸色更难看了。
当我翻到上海第一大律师的名片时，我对他说：“上海各界媒体知道了我眼睛的医疗事故，都对我很同情，也都很气愤，说医院不挂号，没有病历，没有诊断，就把人直接拉上手术台，造成这么严重的医疗事故，难以想像医院的管理有多混乱。我们要深度曝光，杜绝这种事情再发生。”
我继续说：“考虑到许院长您是一个很讲道理的人，还帮我报销眼睛治疗的医药费，我没有接受采访。许院长，要么您和医院领导再研究研究？”
他脸色很沉重，点点头，说：“好，我们再研究研究。”
经过几轮的谈判，他代表医院和我达成了最终协议：医院赔偿我四万两千元，并承诺承担我今后眼睛治疗的所有费用。
拿到这笔钱时，我的心情复杂得难以形容。四万两千元在当时的农村是一笔巨款，可这钱却是用我的一只眼睛换来的。这份沉重的代价让我既心酸又释怀。
村里的人听说我从医院那里拿到了四万两千元的赔偿，都感到不可思议，甚至有些难以置信。在他们眼中，这简直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一个无权无势、毫无背景的小女孩，竟然能从官方医院手中争取到赔偿？尤其是在医疗事故中，医院这样的官方机构不仅有自己的利益保护机制，更有上级领导撑腰，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只能像草芥一样被践踏，被忽视，甚至连开口诉说的机会都没有。
村里的人纷纷来问我是不是给某些领导送了不少礼。他们哪里知道，我拿到这笔赔偿，经历了多少艰辛和屈辱。村里的人，大多是靠土里刨食过日子的穷苦农民，手里几乎没有什么存款，日子过得异常拮据。自从我拿到赔偿之后，在他们眼里，我成了村里最“有钱”的人——那个年代的“万元户”，几乎是人人羡慕的对象。亲朋好友纷纷登门，有的语气恳切，有的态度理所当然，都希望能从我这里借点钱。
“我想批点鸡蛋卖卖，可是没有本钱，借我点行吗？”一个远房本家侄子问我。
“家里的房子漏雨了，这日子实在没法过，能不能借点钱修修？”另一个叔叔叹着气请求。
“孩子病了，咱农村人没医保，药都买不起，能不能借我些钱？”一个满脸愁容的大嫂问。
看着这些熟悉的父老乡亲，一个个面露恳求的样子，我心里五味杂陈。他们是和我从小到大共同生活的人，也是这个村子里最朴实无华的一群人。但我却无法答应他们。我想起邻居大叔之前叮嘱我的话：“你把这笔钱带到上海去，好好跟阿宝过好你的小日子，钱千万别借出去。借出去了，他们没钱还，你还能从上海一趟趟回来要账？他们什么时候才有钱还你呢？再多的钱也不够借的。”
然而，压力并不仅仅来自乡亲们。家人也开始找我开口。
一天，我的大哥特意过来找我，语气里带着小心和期待：“我想在街上买块地皮，盖两层楼，可还缺八千块钱。你能不能借给我？”
他的请求让我心里一沉。我很为难，可这笔钱，是我用眼睛和命运换来的最后保障。我咬了咬牙，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哥，这笔钱是我用一只眼睛换来的。我现在眼睛这样，以后找工作、生活都不容易，我不能借。”
尽管我拒绝了乡亲和家人，我的心却始终不是滋味。生活的苦难是真实的， 我对他们的拒绝，让我感到深深的内疚与挣扎。但我清楚，这笔钱不仅仅是补偿，它更是我和阿宝能不能一起走下去的生活保障，我不能轻易动摇，更不能让它随意流走。@（待续）
点阅 苦海泅渡回归路 系列文章
责任编辑：李明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