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节征文】泪飞顿作倾盆雨
每每提笔，思绪不自解。我亲爱的妈妈生前最后阶段是个已患失智症八年之久的病人，刚听到噩耗的那一刻，是对我控制能力的极大考验。
怎么也没想到我还在天上“飞”的时候，妈妈就在地上等着我。天上人间“碰面了”最后的三个小时，于凌晨1:10才了却心愿，安心下地了？
我对自己的镇静感到吃惊。所有情感上的宣泄都慢慢发生在“孤蓬万里征、来澳八年抗战”取得永居身份后的第一次回国。进得家门，爸爸先警告我，妈妈变了，行为举止总有点怪。待两年后回沪时，她的病情有了实质性的变化。
凡事听是一回事，见证是完全另一码的现实了！泪飞顿作倾盆雨，终于瓢泼在我们第二次的碰面。两年后我跟爸相约去了上海某医院的失智病房，到了三楼房门前，工作人员开锁后她走了出来，只顾冲着爸爸直唤他的小名，完全忽视了我的存在！以后的几次都是她见到爸爸就雀跃呼叫他的小名，我也习惯了她对包括我在内的其他人一概视而不见的模样⋯⋯
鲜明的对比不断地在脑中转开。人，真的是一个最妙不可言，又极其分裂的单体。
标准全家福照片上，那个坐在左边、穿着裁剪合身恰好衬托娇小外形的黑色丝绒半身旗袍，外配白色开司米小外套和同样黑色印度绸裤，脚着黑色半高跟凉皮鞋的就是我的母亲。她头略向父亲的方向倾斜，面带微笑端坐在西装领带颇有风度的爸爸旁边，三个孩子端站两旁⋯⋯
任何一个家庭，母亲永远是最重要的擎这一家子的大旗手。我们这一家，也在妈妈母鸡似的双翼庇护下安然过着日子。
母亲生前任上海铁道部医院内科医生卅多载。因医院的性质，工作对象是来自全国铁道部工作的病人，上至长官，下至各路列车员，每天的繁忙、紧张程度可想而知，上个洗手间也得一路小跑，半夜查房或起身去医院抢救病人常是小菜一碟。我报考大学时，她说“太辛苦”, 不让我填医学专业。
敬业又勤业的妈妈病情诊断能力挺强，多年临床经验换来“陈医生一帖药”的称誉。辛劳工作日复一日，从没听到她半句怨言，母亲总以她本能的同情和热心对待病人，关爱不分高低，一视同仁，更不会有意去巴结任何有“官衔”的干部。她常下班后才发现办公桌底下有病人为表谢意而偷偷放入的新鲜蔬菜，或一袋外地新鲜当令水果。
妈妈在文革期间有两件事给我留下特深的印象。当时有个铁道分部的领导，在将要被开大会批斗的前一天骤然血压持高不下，妈妈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大胆开出病假单。工宣队带人前来调查，她镇静而坚持顶了回去：“我是从医生角度考虑，这样的血压如人有三长两短，你能否负责?!”硬生生地在强权面前不低头。回想起来，当时的形势下，此举正是二战著名德国理论“把枪口抬高一厘米”人性光辉展现的具体实例！
文革中爸爸被当作知识分子当权走资派在单位挨批斗，家被抄不止一次不说，还在某一天不让回家。妈一晚没睡，第二天一个人撑着雨伞前往区革委会要人，竟大胆提出：“你们造反派要保证让他活着回来！”事后她告诉我：“那时不知哪来的勇气，只有事后独自一人在伞下流泪！”我分明看到了伞下那颗静穆、孤独而勇敢的心！在这生活的紧要关头显得如此清醒而大胆；让人刮目相看，是工作能力的底气，给了妈妈有尊严的生活! 爸爸后来下放去橡胶厂劳动而肢体上没吃多少苦，一定和她的大胆问罪行动有关。
生活中的妈妈在我的眼里是个富于情趣和审美标准的女性，娇小玲珑的外表，整洁永不过分的着装，不说是美人胚子也该是行列里的一员，常被戏称为“大光明电影院里的标准头像”。
她的生活习性多彩而有魅力，还带着明显的职业特点。比如每人回家必先换去浑身外衣裤，先洗手。家里的床从来不是坐着闲聊的地方，一定会铺上床沿。每逢周末，她的雅兴便是家里必整理干净。
她常说：“女人要有会用自己的手改善生活的女性技巧。”我相信母亲的一双巧手是得益于那年代开明的外公让青少年的她和姨妈在自己的杭州丝绸被面厂里勤工俭学的经历。她有上海人那种去布店挑选特佳料子的审美能力，曾买布亲手缝制花书包，让我考上了大学时用，被说成“英语专业多了个中学生”。
一家人去中苏友好大厦参观“外国工业展览会”，购买回来的驰名世界的捷克玻璃器皿之精美让我的审美大受教育，懂得了凡事要讲究质量。不管什么，要说个“好”字的话，必定得有它的含金量，而无任何其它之嫌！
妈妈我爱你！所有这些对我随后的人生道路上的影响显而易见。那是一种不受任何环境影响的下意识、潜移默化对生活的情趣和品味的要求，得学会自己动手，学会创建家庭的能力。
回想起来，妈妈给我的身教体现在两个很明显的地方。
母亲非理论挂嘴的那类，然她对“人一定要有立足社会的专业和技术”有深深的认同。医院有一次评职称需在考核前复习，年过半百的她十分用功，几次坐在我的书桌旁，和我同时复习各自的功课。那叫我出题对她进行模拟考的认真劲儿就像是昨天的事。
这类润物无声的身教实在着力，家庭的历史往往会出其不意地重复，并延伸到我这一代（和我的后代）！
怎么也想不到来到澳洲，竟也是年过半百再考入高等学府圆我一梦，完成硕研课程，成为国家翻译局的认证专业人员，这是后话了。
我学会分担家务，三年大饥荒期间，常早早起床，去排队购买凭票供应的副食品。学用自己的手打毛线，做馒头，绣花，做衣服，学乐器等。我记住她的嘱咐：做人必须自尊自爱，要有信誉。从不轻易开口借钱，更不欠钱于别人：“永远量入为出过日子。”
岁月就这样时紧时慢的过着，退休后她还是被不断返聘若干年之后才完全退休。失智病症正慢慢向她袭来。在影响她身体的同时，也让她的性格起了变化，本来很乐观的一个人，变得多疑寡语，情绪难以控制。父亲带着她走遍上海各大医院，所到之处那怕甚至院长自己出面，答案都是一个：脑部有一片钙化区，病情发展不可逆。
爸爸常感叹：“连美国总统里根都无法逃脱不能治愈的命运，我能奈何？！”
过了一段令人倍感折磨的日子，母亲进住了专门的医院，大部分的时间她静躺床上。为了安全，四肢有时被床头宽带软绳拴住。虽体内器官都无甚大病，唯有大脑糊涂，她也再无能力去想什么了！难道这就是必须接受的事实，脑子空空如也地继续过着可谓残酷又不似残酷的岁月？！
这么多年啦，别提它！对妈妈的去世，我没有替她觉得太多的悲伤——她在床上已躺了八年，这次无非换个地方，永远躺在地上了。对她而言，没什么多大区别——这不是对生命行将结束之人比较平静、不再有痛苦折磨的最好出路吗？
出葬告别的那一整天，上海遭超强台风“韦伯”袭击，下起了几十年未见的大暴雨。我双手紧紧捧着她的骨灰盒，双脚泻着上涨的大水行走⋯⋯天若有情知我心，倾盆泪飞顿泻尽！老天和我共哀妈妈的往生⋯⋯
爸爸在妈妈往生的三、四个月之后，竟也赶着追随而去了。父母去，生命只剩归途。
生命本来就是一场场或长或短的相遇和离别，它最终是一条单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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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