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4年11月21日讯】（大纪元记者杨欣文加拿大温哥华采访报导）在反送中运动中，作为前线记者的刘健伦不但在现场要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生与死的考验，事后更要疗愈鲜为人知的心理创伤。5年过去，虽然噩梦仍挥之不去，但飞灰落下生出了新的希望。如今，刘健伦导演愿以《宁化飞灰》一片去唤起人们对那段历史的关注，与香港人用勇气去等待那个共同盟约实现的一天。
向出生入死的前线记者致敬
1. 中过很多“枪”在创伤后遗症中挣扎
当刘健伦用镜头记录下的历史去写自己的回忆的时候，每一次不同寻常的经历，每一个令人震撼的画面，又回到眼前。
刘健伦表示：“其实每一件事、每一个街头发生了什么我都记得很清楚。如果你要我剪辑一个多小时的影片，我是可以很快剪辑出来的，但是为什么我用了两年这么长时间？其实，最难过的是我自己的心情。再次面对，对我来说是二次伤害。
因为我不想漏掉什么，所以每一次看我都几乎要重温每一个镜头，1,000小时的镜头我重看了超过80%。最初我自己都不知道，但当我回看、开始剪辑的时候，我就知道了，因为有很多身体和心理的反应就告诉我，我不可以整天面对着这些镜头，我不可以再回想当时的画面，因为看五分钟我自己就哭了，吃饭的时候都会哭，其实是控制不了地流泪。”
当时他“心情很差，无法工作，吃东西没有胃口，每天坐在咖啡店，可以坐一整天，直到关门。”
刘健伦解释：“ 因为我自己经历过的事情，没有太多人跟我一起经历；我见过的画面可能没有人跟我一样见过，所以是很难同别人去讲的。后来有个朋友介绍我去看香港的一个心理医生。医生跟我说，‘我知道你经历的事情是多么痛苦，即使我是一个香港人，我知道2019年发生什么事，但是我没有经历你经历过的事情。’他的医疗中心就是在兰桂坊上面，恒生银行总行外面。我坐地铁过去，中环站下车。一出地铁站，整个画面就全部浮现出来，就是有警察向我们不断射胡椒弹（胡椒喷雾和催泪弹？），在那里我还中过很多很多‘枪’（橡胶子弹） 。我一直在哭，四十五分钟的医疗过程，我哭了半小时，但是医生不太明白。 ”
刘健伦表示：“其实，运动结束之后，很多东西开始慢慢浮现，有很多心情。前线记者很多都有创伤后遗症，我认识的朋友都是。就是听到刺耳的警报声，不论警车还是救护车，就会出冷汗，心跳加速。 ”
他提到：“有一个行家跟我说，如果你是示威者、是被捕的人，有很多社工、或者NGO（非政府组织）会提供帮助，会有很多支持；但是因为大家都觉得记者一定要保持中立，你不可以发声，你不可以有任何感情上的发泄。就像我这样，你看到很多不公平的事情，有很多血腥的场面，其实你是要‘硬食’（强迫自己承受）。这种情况，在记者里面是一个普遍现象。 ”
“电影放映的时候，有很多记者、行家都会来看。我们交谈的时候，有很多人表示已经不可以再做记者，或者说不想再做记者而转了行；很多文字记者，也都不可以写他们见证过的、所一直累积的东西。这是一个痛苦的经历，而且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可以疗愈，甚至根本都疗愈不了，也就不想再提起。”
刘健伦坦陈：自己“无法释放 ”，至今一直“没有解脱过 ”。
2. 面对暴力无法伸出援手 记者内心充满矛盾与内疚
记者要保持中立，但记者还有良心。当面对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记者要谨守岗位，不能介入其中，这是令记者十分纠结和痛苦的事情。
刘健伦表示：“通常警察一开始行动，全部人都后退了，在那里看热闹的人都走了，在前面的‘小朋友’（年轻抗争者）也往后撤，剩下就是我们了。所以那些抓捕场面，例如打人等，那些途人或者示威者都不会看到，最清楚见证这一切的，其实就是我们这些在前线拍摄的记者。 ”
记者的使命是要真实地记录所发生的新闻事件，但是刘健伦觉得，其实有时会很难区分自己是记者还是抗争者。他提到：“有时我自己想帮忙，但是我知道我不可以说：‘你打到他流血了，你放过他吧’；‘你让他走吧，让他先叫救护车吧 ’。我一旦这样说就成了‘帮凶’，我一定会跟他们一样被拘捕的。所以我束手无策，只可以用镜头见证着这件事情发生，那个心情是非常非常矛盾的。 ”
“ 我经常跟朋友说，其实当时在很多情况下，基于良知和良心，我是应该要发声的，但是我当时是没有，所以是有很多内疚感，有很多自责，觉得我自己做得不够，觉得自己一个懦夫。 ” 刘健伦常常会陷入这种自责的情绪里。
3. 寻找走出困境的路
历时两年，《宁化飞灰》这部倾注了刘健伦全部心血的纪录片终于面世，这让刘健伦感觉好了一点。他表示：“至少，我是对得住自己，也都对得住在镜头前面喊过他们的名字的人。我在影片开头说过，这条影片其实是：献给所有的记者，所有不可以发声的人。这对我自己的心情，也可以说是有了一个way out（出路）。我不是收藏起了这么多的影片，然后不做任何事情，我现在做了，我至少做了一些事情，对得起我的良心。 ”
刘健伦谈到：“影片在2023年的10月剪好后，一年多来去过很多电影节放映，但是每次放映的时候自己都不敢看。我就在外面喝咖啡，等电影放完再回来继续答问环节。 ”“我知道我自己（情感控制上）还是过不了。 ” 在这次温哥华的电影影后问答环节，当观众的问题触及到他放不下的情感时，他还是破防了。
“宁化飞灰” 是相信有望光复香港
1. 飞灰落地孕育出新的希望
就目前的形势而言，有些观众感到光复香港希望渺茫。刘健伦曾经借用大江健三郎的一句话回应：“我们要有等待的勇气。 ” 什么是“等待的勇气 ”呢？
刘健伦解释：“为什么用‘宁化飞灰 ’ 这个片名呢？首先就是，飞灰落地后可以肥沃这片土地。
为什么我觉得有希望呢？就是当时香港有200万人上街，很多很多年轻人一起上街，他们这么齐心，用这么多不同的方式要捍卫自己应有的价值，这个是很令人惊喜的，在香港从来没有发生过。虽然你有国安法，虽然你用3万的警察去镇压，但是这个种子已经深入每一个香港人的心里。虽然今天大家流亡的流亡，不流亡的就要沉默，但是沉默不代表放弃，那些灰可以孕育出新的种子。大家都说 ‘煲底见 ’ （光复香港时的聚会処），我觉得，虽然现在我们有很多人回不去，但我不觉得这是一个没有希望的盟约。有一天大家都可以回去！ ”
“‘宁化飞灰，不作浮尘’，这句话是年轻人提出来的，体现了香港人的精神，就是宁愿化做飞灰，我也不屈服 ”， 刘健伦补充。
2. 大家手挽手 一起走下去
“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从创伤中）解脱、什么时候能解脱，但是有一个朋友看完电影之后跟我说，看了这部片是令他很伤心、很难过，但是他至少知道这个导演是跟我一起走的，就是大家好像是伙伴。这个是令我很感动的。 ”“我知道有人跟我一起走。你不是孤单的，我不是孤单的，观众也不是孤单的。总之大家在伤痛里面手挽手，一起走。 ”
虽然无家可归 仍然无怨无悔
2020年7月1日香港《国安法》实施后，香港的新闻自由逐步消失。刘健伦表示：“2021年我走的时候，苹果日报已经关闭了，由行家的口中我知道，有很多资料啊、影片啊，都执晒（处理）了。我大学的一个教授，她也是一个监制，她对我说：‘你这些片一定要留着，至少一定要有一个复制版本是不在香港的，因为这个是历史的东西。’ ”
“大家都看到，六四其实跟香港2019年都一样，有很多片都没有了，无论你是在社交媒体、在YouTube，其实已经没有了。所以我走的时候，其实就是带走这些片子、我自己的摄影机、还有几件衣服。 ”
离开香港之后，跟家人很少联络，刘健伦感觉最强烈的就是，自己好像一个无家可归者，没有了根。持有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的刘健伦，选择落脚英国，因为他的很多朋友去了英国。“我觉得可能很多香港人都会有同样的感觉。我唯一可以跟大家说的就是生活得好一点，有可能就继续在自己的岗位继续去付出，大家要团结，不要忘记我们的身份。 ” 刘健伦补充。
为了专心制作影片，刘健伦已经两年没有收入了，面临的经济压力也是很大的。他表示做完（影片）之后，“我要找一份工作，支撑我交租、吃饭，然后我才有时间去继续做这些。 ” 他笑称： “我的家人经常问我会不会露宿街头，我就骗他说我有事在做（上班），你放心吧。但是其实我没有在做事（不是做有薪工作）。 ” 虽然困难重重，但刘健伦表示：“没有后悔过。 ”
让更多香港以外的人透过电影了解香港发生的事
据刘健伦导演介绍，从去年10月影片完成制作、参加釜山电影节起， 纪录片《宁化飞灰》已经参加了韩国、纽西兰、比利时、瑞典等的大型电影节。有些获得official selected（入围资格），在纽西兰拿了最佳电影奖（dog edge）。本周一、11月18日，《宁化飞灰》参加意大利的电影节，之后还有美国的电影节。参加完电影节，就会考虑社区的放映，还可能放上网，做Vimeo（video on demand）。
刘健伦最大的愿望是更多人传阅这条片。“我们希望在全世界，除了香港人之外，更多人知道香港发生了什么事，知道香港人这次为什么要逃离香港，因为有很多人就是看完这条片之后才知道的；还有我觉得现在香港年青一代，很有勇气、很了不起。我有一个朋友是英国人，他有参与这条片的制作，他说很荣幸有份参与这条片，他见证了香港人的那种resistance（反抗）。”
令刘健伦觉得惊喜的是，“整个运动过去了五年了，有很多朋友、外国的记者朋友跟我说，香港的声音对他们来说其实已经是finished（完结）了。因为《国安法》之后，香港跟大陆的城市一样，香港的情况不会比乌克兰差，也不会比加沙差，所以香港对他们来说已经完结了。但是我们参加电影节，发现原来有这么多不同的国家去认同我们，让我们入围、参加竞赛。因为参加电影节最好的就是能参加竞赛，其次就是官方选择来公映。我们还发现原来这么多国家，都还没忘记香港，人们继续去关注香港2019年发生的事，我们香港人可以继续在其它国家发声。我们制作这部影片唯一的目的就是，想令到除了香港人之外的更多人，了解香港发生了什么事。 ”◇
责任编辑：叶柏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