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4年11月15日讯】（大纪元记者杨欣文加拿大温哥华采访报导）香港导演刘健伦制作的纪录片《宁化飞灰》，前不久在温哥华举办了放映活动。导演是以一个前线记者的角度去反映2019年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在众多标志性事件中，“理大围城”就发生在11月。五年过去了，记者请导演来回顾一下当年他的经历和感受。
2019年11月，在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反送中）运动期间，示威者与香港警方在香港理工大学周边爆发大型冲突。11月17日，有大批示威者被香港警方包围在校园内，警方断水断粮、封锁大学各出入口且不准其他市民接近。包围事件直至11月28日才结束，大批示威者被拘捕。
作为这段历史、以及整个反送中运动的见证者和记录者，刘健伦导演把事件与自己祖辈的经历进行对比照，对历史与现状进行了反思。
进去那天早上 新闻说警察开始包围理大
刘健伦记得：“那天早上我看到新闻说警察开始包围理工大学，中午12点左右，我就开始进去。那时有很多路已经封了，就算记者都不可以进去。很幸运，在科学馆那里，警察是凌晨的时候才封路的，所以我可以进去。”
据他观察，当时，在科学馆外面的十字路口，从下午到傍晚，抗争者和警察两方都有驻守、互有进攻，警方不断地向抗争者发射催泪弹和水炮。“我当时整个身体都被水炮车发射的蓝色液体浸透了，这些液体使到自己整个身体的皮肤都发红、痒极了。”
刘健伦表示，在凌晨警察冲进楼梯里之前，曾有消息说会开放某些通道让抗争者和平离去，但到最后收到消息就说是，谁走就会被告暴动罪、被拘捕。当时校园里面很混乱，有很多人，包括小孩、学生、成年人。他能感觉到那种恐慌的气氛。
刘健伦当时正在为德国一间News Outlets（新闻媒体）工作，那个媒体是极少数第一晚在现场报导的媒体之一，旗下记者被允许在出示记者证、身份证，并经过搜身后，可以轮班，继续留在校园。
气氛越来越紧张 社会越来越撕裂
刘健伦觉得，2019年11月时，整个香港的政治气氛十分紧张。因为从6月份反送中运动开始，“大家的情绪其实一直都没有平和过”，“政府没有任何让步，警察的策略就是更加严厉地镇压。又发生了7‧21（元朗白衣人打人事件）和8‧31（警方在港铁太子站无差别袭击市民事件），整个社会的撕裂是很严重的。”
“我自己有些朋友，认识了十几二十年，因为政见不同，大家都unfriend（不再做朋友）了；我听到说有些人，都不可以回家了，因为政见不同的原因，与家人都闹翻了。”
他表示：“我最记得，临近10月1日，当时有传言说如果香港的情况失控，解放军会开进香港来；二来，当时的警察也放宽了枪械的使用。我自己当时是害怕的，尤其是我住在新界，开车出去上班，整条路没有什么车，整个城市与COVID封城时差不多，气氛是很紧张的。”
找律师立遗嘱 真的害怕自己中枪
“从家里出发，很老实地讲，我很怕中枪，怕我遇到什么意外、受伤。你知道这些是没有保险的。之前我有问过，保险公司是不会做保的。”“我自己在纪录片都讲了，当时我有记下律师的电话，我真是写了遗嘱。”刘健伦坦率地表示。
父母当然会担心他的安全。刘健伦说：“他们有担心的，但是我轻描淡写，我说没事的。他们叫我你要小心啊，不要那么拚命，拍不到就算了。但是，有很多时候你是控制不了的。”
刘健伦记得：“10月1日时，大家集结在铜锣湾SOGO（崇光百货）外面，警察没有发出不反对通知书，随时可以抓人。但是香港人很齐心，完全不畏惧。当时我看到这么多人在那里，自己的心好像定了一点。既然他们都不怕了，我作为一个记者，我怕什么呢？”因为“在这半年的运动里，大家有了默契和mutual trust（互信）”，刘健伦觉得，“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个，还有大家给了我一些力量。”
在“围城”日子里 一些令人难忘的事
在理大的拍摄过程中，令刘健伦十分难忘的事情其实有很多，在剪辑出来的电影里，他都尽量把那些场面逐一呈现出来。
刘健伦提到，17日晚那场熊熊大火后，在马路外边集结的人群散去了，“理大校园里有很多被烧过的痕迹，地面有很多砖头，还有很多水炮车留下的蓝色液体，一片颓垣败瓦，惨不忍睹，好像是战后的景象”。“有很多人走出来后被捕了，不愿出来被捕的人就躲在上面理大的建筑群里。”
“我们记者全部在地面一层，他们藏在上面躲避警察清场。大家有个共识，就是上面二、三、四楼那些，我们就不可以上去；为免骚扰上面，我们也都不会上去。”
“影片中有一、两个镜头，你可以看到那些‘全副盔甲’的那些‘勇武’者的身影，是因为他们有时候会下来‘巡逻’，他们叫做‘巡逻’，就是看看有没有便衣混进来。他们下来‘巡逻’时，我们便会看到。”
当晚有些人，因为不想被捕，迫不得已从下水道逃生。刘健伦表示：“那些走下水道的，我没有拍到，但是这些在新闻中都有播出来。”
影片里还有一个特别的场景，在空旷寂静的夜晚，一个理大的厨师穿梭在这些建筑群里，大声呼唤着那些仍然匿藏在某个角落中的“小朋友”。
刘健伦解释：“因为当时理大无论是教师、还是做管理的职员，其实全部都走了，他就是唯一留下来的人，给留守的示威者煮饭。我当时进过理大的食堂，其实里面很凌乱，因为被封锁，食材已经没有了，剩下的就是旧菜，进去后其实闻到的就是一股食物变坏的馊味。他留下来与其说是煮饭，其实是一个精神上的支持。我每晚都听到这个叫声，他每晚都出来叫，其实是想让留守的人知道有人在支持他们。”
校外的人曾组织过几次行动“围魏救赵”，想救校内的手足，但都不成功。
刘健伦提到，17日后，陆续有抗争者走出来，特别是个别官员和校长们进去“劝退”后。他认为：“有些人因为身体状况受不了，又或是心理上受不了。因为不知道要封校多久，里面又没有食物，整个精神压力很大。我们看到有些人身体很虚弱，要救护车载出去。他们都要登记，被告暴动罪是一定的。”
刘健伦是最后一天离开理大的。“我记得警察在外面撤走路障，有很多消防、爆炸品部门的人、有很多不同部门的人，进去不同的地方搜索。我们当时没看到有人被捕的，不知道那些人是继续躲在某个地方，还是已经都走了，我们没有这个数字。”
反思历史 香港年轻一代为何选择抗争
在影片里面刘健伦提到，自己的爷爷就是60年代，冒着葬身鱼腹的危险，从大陆偷渡来港的一代人。他们在狮子山下同舟共济，艰苦奋斗，创造出辉煌的香港。
回顾历史，刘健伦十分感慨：“我自己今年40岁，其实回顾历史，发现历史是不断重演的，我们人类没有吸收过历史的教训。以前是文革，到今天，香港重蹈文革时候上海的覆辙，就是由一个很自由的城市，现在变成了一个完全没有自由的地方。我们根本没有吸收过任何的教训，有权的人就要不断的有权，所以我们是一个蚁民、是Nobody（无名之辈），我们唯有逃走。”
刘健伦反思自己：因为祖辈的努力，“我们一出生时拥有的已经很丰盛了，所有东西很稳定。例如，人们经常说，自由好像呼吸一样，你一出生就有了。确实我们一出生就已经有了，我们不用怕什么，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当时爷爷跟我讲他的故事，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没有自由。他们当年有批斗，要吃香蕉皮，我们完全就像听故事一样。”
“但是到2019年之后才发现，原来我们想看一张报纸，会没得看了；我们想上街去游行、表达我们的诉求，原来是不行的，需要警察批准；原来我们在社媒上写一句什么，是要被抓、要判监的。于是我们才知道，哦，原来自由不是你一出生就会有的，也不是像你的呼吸一样理所当然的。”
他发现，香港人拥有过自由，也知道了自由的可贵，然而，现在香港人正经历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失去自由。连一个殖民地政府，都可以给香港有司法的独立、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反而政权移交给中方之后，自由就荡然无存，确实令人费解。
“很多人说，时代选择了香港人”，刘健伦表示认同，“我们刚好经历了这个时代。”
“我和现在十几二十岁的人比，年龄都差了一半。我算是一个年龄夹在中间的人，既不是我爷爷、爸爸那一代，也都不是现在打不死、很勇敢的一代。我称自己是个半个‘港猪’（安于现状的人）。以前我爷爷、爸爸一直都这样教的：不理政治，埋头苦干，你就可以升职、生活就无忧了。但是，现在发觉原来我们的生活很多是受到政治影响的。
“例如，我们原来以为是一国两制、我们有司法独立，然后有基本法，我们可以受保障，但是原来不是的，有很多东西被慢慢侵蚀，其实我们觉得香港好像不是那么安全了。其实97‘回归’后，我们慢慢地感受到，自由在一点一点被剥削，然后消失了。”
刘健伦觉得：“我爷爷那一代的香港人，很多都觉得香港只是一块踏脚石，是一个属于过客的地方，大家并没有当香港是一个家。但是慢慢地，年轻人觉得，香港已经在祖辈手中变得美好，香港就是我的家，香港是我要永久生活的地方，所以他们就要捍卫自己应该有的东西，要捍卫香港这个地方。他们觉得当初承诺的‘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大家是签了国际承认的合约的，怎么可以不遵守呢？”
刘健伦认为，“为什么香港人、特别是年轻人这么勇敢地走出来呢？就是因为这个感受，觉得这里是我的家。他们很单纯，没有那么多杂质，和我们这一代是不同的，不会去担心我出来后会不会丢了工作呢？上街会不会阻碍人们出行呢？”
用自己的故事为这段历史作证
在反送中运动的半年左右时间里，刘健伦累积了上千个小时的影片素材，运动过后，他并没有想到要做什么。
刘健伦表示：“最开始是没有想过的，因为有很多条片出了，有这么多出来了，我都没必要再去剪一条片，而且，我自己剪也未必比他们好。直到什么时候我自己有这个念头？就是我离开的时候。”
“我是2021年5月离开香港的，其实当时很深感受的就是，因为我爷爷都是这样过来的，就是要逃难，为什么到了我们这一代又要逃难呢？当时是有很深感触的；而且，2019年我自己见到的一切，当时的那个心情，虽然经过了一年多两年，对自己造成的那个心理冲击还是很大。我不想浪费这些片段，不想浪费一个历史的见证，所以我就将自己的故事和2019年整个运动的影片《宁化飞灰》剪辑出来了。”◇
责任编辑：林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