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瓜是再普通不过的食物，而在1960年，地瓜却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那年秋天开始，农村的饥荒蔓延到城市，粮食定量一减再减，细粮越来越少，副食品减得更多，每人每月2两猪肉，2两花生油。按票证供应的东西根本不够吃。饥饿逼得人们到处找吃的，海里的海菜，山上的野菜，凡能想到的都吃光了，甚至人行道旁的槐树叶都被撸光了。（槐树叶用水焯过，可以做菜蛋或是掺上面粉做粘粥喝，不过槐树叶有毒，吃了肿脸。)
那个时代同现在对比全都颠倒来看：割肉要肥的；吃粮要细的；用不着计划生育，妇女大都不生孩子；减肥？笑话，人人符合三围标准，只少不多，“胖子”也有，不过那是缺乏营养造成的浮肿。
当时普通工人的月工资三十来块钱，黑市卖的粮票要五六块钱一斤。我兄妹五人，我是老大，正在上高中。父亲虽然没给党提意见，却也被划成不说话的右派，工资减到21元，他下放到潍坊种猪场劳动，捎回来的工资寥寥无几。母亲没有工作，家里的生活可想而知，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家里能卖的全卖了，但是也换不来多少吃的。
我当时在青岛九中上学，每天饿肚子，体育课停了，课间操没人去做。包括我在内有一半多同学得了浮肿，腿上一按一个大窝子。
教三角的安老师瘦瘦的，有些弱不禁风的样子，他从来都是很敬业的，这天讲了半节课，有气无力地说：“同学们自己看书吧！”然后一屁股坐到椅子上等着下课。教化学的刘老师在课堂上伸着鸡皮样瘦长的脖子说：“同学们，记住羰基，倒过来就是鸡汤！”许多年过去了，羰基的分子式早忘光了，刘老师也做古，但是这鸡汤真正是难忘。
那时已经有了自由市场，虽然时不时还要被取缔，或许法不治众，市场还是蓬勃发展了。我每天上学都要路过市场三路自由市场：市场上有人手拿着雪白大馒头叫卖：“1块钱一个！”；还有人卖杠子头火烧：“一块五，便宜了！”；有人卖花生米：1块钱8粒；有人卖晒干了的地瓜叶：4块钱一斤；还有人卖农村人吃剩的地瓜皮，好像是5块钱一斤。
路头一个穿着干净的老太太，她端坐在小板凳上，面前摆着一个老式的食盒，透过食盒玻璃盖，可以看到里面有酱好的兔子腿和兔子头，似乎肉的香气会透过玻璃散发出来，让我垂涎欲滴。每每走到这里总是多看几眼，在这个食盒前面几乎“流连忘返”。
有一次我鼓起勇气，怯怯地问老太太：“兔子头多少钱？”兔子腿肯定很贵，我连问的奢望都没有。
老太太没有嫌弃我这个孩子买不起，她操上海口音的青岛话，和颜悦色地回答我：“1块钱1只，我自己酱的，很好吃呀！”
“嗷，我回家问问！”我知道买不起，红着脸赶快走开了！
自由市场还有一个残酷血腥的景象，那就是乞丐。不清楚这些乞丐从哪里来，不但瘦弱，衣不遮体，而总是鲜血淋漓，满脸满身伤痕累累，污秽不堪，已经是人鬼难分的模样了！那时人人都饿肚子，没人去救济乞丐。这些乞丐只能抽空在别人不防备时去抢吃的，尤其是市场上卖熟食的，常常受到乞丐的袭击。乞丐抢到吃的，立即受到凶狠的拳打脚踢，被打到满是灰尘的地面，只是把抢到的食物拚命往嘴里填，很快就把抢到的“消灭”了，那些打人凶汉无可奈何，骂骂咧咧只能再踹上几脚。那时我年小，只是感觉这些乞丐既可怜又令人恐怖，而对那些打人的商贩很不以为然：“抢就抢了吧，他也是饿得没办法，打这些死亡线边缘上的人是非常残酷的事！”现在想起来，这些可怜的乞丐已经被饥饿折磨到了只剩下生物本能的地步了!
其实我比那些乞丐也好不了多少，每天24小时无时无刻不被饥饿缠绕。当时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个“宝葫芦”或是“阿拉丁”神灯之类的宝物，第一愿望就是要吃一顿饱饭。
父亲的朋友高大爷在潍坊，听说那里可以捯（方言）地瓜，所谓捯地瓜，是在收完地瓜的地里挖农民漏刨的地瓜。我旷了一周课和弟弟去潍坊捯地瓜。我们每天清晨扛着铁锨，让房东的孩子带领我们去捯地瓜。捯地瓜的人很多，有农民也有城里人。地开始上冻，挖起来很费劲，其实真正漏刨的地瓜并不多，大部分挖到是小姆指粗的地瓜根，偶尔有也是小地瓜。中午饿了找大一点的地瓜往身上蹭一蹭，也不管脏不脏、有没有土，生啃了就是午饭。晚上我和弟弟回去，高大爷帮着把地瓜根切成片煮熟，这是我和弟弟的晚饭。然后在人家放东西的小仓库睡一夜，第二天再去捯地瓜。一周下来成绩不小，给家里省了饭，又刨了一面布袋小地瓜带回青岛。当时父亲在潍坊种猪场下放劳动，临走我俩去看父亲。父亲从食堂打了拾斤熟地瓜，我们俩风卷残云，直吃得弯不下腰。拾斤地瓜全部吃光了，这真正是现实生活中的宝葫芦、阿拉丁神灯。父亲看我们吃这么多吃了一惊，其实父亲也吃不饱，这是从他肚子里省出来的。
事隔半个多世纪，父亲也已做古，直到今天每次吃地瓜就想起那拾斤地瓜，这是我一生中地瓜吃得最多的一次，也是永志不忘的一次，我想这些经历是现在的年轻人难以理解的，听说大陆又要大办供销社了，惟愿当年这些残酷的现实不要重演！愿老父的在天之灵安息吧！@#◇
责任编辑：林芳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