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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1月19日讯】或许是国内言论空间在近年来不进反退的缘故，《告别五千年》竟成为我迄今为止的所有著作中出版过程最艰难的一本书。不仅辗转四五家出版社，出版时间比合同规定的时间推迟了一年多，而且所受斧斤之祸也最为严厉。尤其令我震惊的是，所有的删改事先都没有与我商量–辗转多家出版社的主要原因，正是我不同意删改，但我已做过多次让步，比如把编辑认为非删改不可的文章索性抽下，留待以后–正如此书中也有第一部思想随笔集中被编辑抽下的。但当按照惯例通读一遍样书时，我吃惊地发现，在冠以书名的《告别五千年》一文中，最后部分因议论二十世纪下半叶而大段被删，变成谄媚文字（以下【】内被删，□□内为编辑所加）：
第一第二个十年（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是头脑时代。当然，当时最有头脑的中国人，头脑里主要是西方思想。随后的三个十年（二、三、四十年代）是胸膛时代。先是军阀们像大猩猩一样互相比赛谁的胸膛拍得响，随后是国共两党比拼谁的胸膛拍得更响。这一比拼尚未分出胜负，日本人加塞进来，与全体中国人比拼拍胸膛，妄图上演蛇吞象的奇迹。然而由于头脑有限，日本人低估了中国人。他们不知道中国人有一句谚语”兄弟阋于墙，共御外侮”–在没头脑时代，中国人就靠这些谚语代替思考了；更不知道有一句”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专门等着他们。于是，因身材矮小而胸膛毕竟不大的日本人被赶走。随后，【比国民党远为更有头脑的】□富有头脑并且顺乎民心、得乎民意的□共产党成了最终的胜利者。气魄极盛的毛泽东唱道：”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于是，进入二十世纪下半时的最初三个十年（五、六、七十年代），这是毛泽东把胸膛拍得山响的时代【–不幸的是又再次成为胸膛比头脑更重要的时代。有头脑的知识分子都被洗脑，洗去其中的西方思想，代之以唯一被奉为正统的西方思想。于是由膝行而重新”站起来”的全体中国人，都跟着领袖拍胸膛，表示要胸怀全球】。公允地说，这是唐代以后中国人在世界上地位最高、影响最大的时代，然而代价太大了–除了胸膛以外，头脑和肠胃都被漠视。毛泽东之后的中共领导人终于醒悟，饿着肚子不可能把胸膛真正拍响，至少拍不出汉唐气象。于是开始低调，进入八十年代的肠胃时代【，目的是吃饱肚子后再拍胸膛，但依然不考虑头脑】。因为历史和文化有巨大的惯性，从上半身越过腰际的楚河汉界进入下半身不容易，反过来从下半身进入上半身就更不容易。
【历史的巨大惯性表现为，在八十年代初步满足肠胃之后，不仅没有向胸膛（和头脑）方向发展，反而是依历史惯性向腰线以下发展。也就是说，由肠胃领唱的八十年代，主旋律自然是公款吃喝和自费喝酒，”端起饭碗吃饭，放下饭碗骂娘”。然后饱暖思淫欲，由胯部主演的九十年代，压轴大戏自然是公款按摩和自费嫖娼，”玩的就是心跳”、”过把瘾就死”。文化的巨大惯性表现为，不仅帝王时代的唯一正统思想依然有没头脑的人为之招魂，而且当代的唯一正统思想也依然像幽灵一样在中国上空盘旋，两者都阻碍中国人的头脑获得真正的解放。由于在政治上无可为，上半身不遂，于是下半身又再次活跃起来。一本号称”金瓶梅第二”的脏书是这一时期唯一的”名著”，其作者曾有可能成为当代最优秀的没头脑作家，然而上半身的胳膊毕竟拧不过下半身的大腿。”以笔为旗”之辈，自以为得毛泽东之真传，继续把麻木不仁的胸膛拍得山响。然而毛泽东是真有胸膛的人，那些贴假胸毛的”好汉”其实没什么胸膛可言。至于到底有没有头脑，只要看看那种刑天式的架势，就不难找到答案。相反，在我看来，】□到了□九十年代【不仅是胯部的时代，更是膝盖的时代，宣称”抵抗投降”的人，却不得不向权力、金钱和愚昧屈膝投降。鲁迅说，”老调子还没有唱完。”然而时辰已到】，大幕将落，时代的歌手该谢幕了。”俱往矣！”五千年不散的筵席，终于该散场了。
《范文教学法》一文中提及的1977年高考作文题”心中有话向党说”，则被改为”难忘的一天”，相关部分也被擅改，变得文理不通。
不能否认，从一九七八年高考的作文题【《心中有话向党说》】□《难忘的一天》□到一九九九年高考的作文题《假如记忆可以移植》，进步是巨大的。前者是命令式的，【论点】□要求□已经给你，你只能提供【论据】□事实□，而不能对【论点】□要求□提出质疑。这与诱供相似，自然【不可能】□难以□有真情实感。如果你【论证”心中有话向娘说” 】□记叙”一天天都很平庸，无法难忘”□，就会得零分。后者则是询问式的，只给论题范围，不给论（观）点。一般来说，你大致可以有三种自由选择。一、可以论证：假如记忆可以移植，太好了，理由如下。二、也可以论证：假如记忆可以移植，太糟了，理由如下。三、还可以论证：假如记忆可以移植，好处若干，坏处若干，如何扬长避短等等。
然而有好题目，未必有好文章。原因是，我认为绝大部分考生，会从上述三种可能中选择最后一种。为什么？因为考生知道，这样写，论点全面而正确，符合辩证法。而事实上，按第三种选择写的文章，在阅卷时会有个基本评分：属一类卷。第一第二种选择，基本评分已列入另册。所以，如果教学体制不变，那么即便明年高考命题也是询问式的【 “心中有话向谁说” 】□ “难忘/不难忘的一天”□–这很类似于”假如记忆可以移植”–我相信大部分考生为了得高分，还是会写成【”心中有话向党说”】□”难忘的一天”□，而不是【”心中有话向娘说” 】□”平平常常的一天”□。【心中有话向党说原本无可厚非，但必须是发自内心的，才会有好文章。如果想要好文章，那就必须允许向娘说、向女朋友说。允许向娘说、向女朋友说，不能是空头支票，而必须是当考生向娘说、向女朋友说的文章真写得好时，也给满分，而不是判定他觉悟不高或思想不健康，立刻打入另册。】□应该说，”难忘的一天”并非就一定有什么重大的意义，而”平常的一天”就一定没劲。因此，写一天”难忘”，也不见得就非得给高分，与此相对照的是，写一天”平常”同样不见得就给低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一天”平常”也罢，”难忘”也罢，只要写出真情实感，只要内容充实，就都可以得高分。□
《齐人物论》部分则被删去”所谓革命现实主义”整整一节。
【所有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都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人类社会永远不可能完美，因此任何把当代歌颂为尽善尽美的盛世的”现实主义”，都是伪现实主义。没有比”到处莺歌燕舞”的革命现实主义更虚幻的现实主义了。半个世纪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是扼杀中国文学的鹤顶红。革命现实主义的伪文学，不折不扣地成了”人民的精神鸦片”。宗教仅仅对陷于苦难的人民许诺一个来世的美妙世界，作为精神鸦片，宗教起码没有睁着眼睛说瞎话，要求人民在苦难中体验出至上幸福。而革命现实主义却要求陷入苦难的人民体验一个今世的极乐世界，它要求人民违背一切真实感受，把苦难本身当成无上幸福。鲁迅说，只要中国有革命，阿Q就一定会成为革命党。把苦难当成幸福来歌颂的革命现实主义，正是被权力加以制度化的全民性的精神胜利法。】
所幸诸文均在《书屋》杂志发表过，在网上均能查到。另外还有多处删改，如序言《致新千年》里：
愿【苦难深重的】中国人，赢得时间之神的眷顾和佑护，赢得自由和尊严，赢得幸福和快乐。
又如《跟随你自己》一文：
尼采教导所有的人都成为”超人”，结果德国人都去追随”超人”希特勒，意大利人都去追随”超人”墨索里尼，西班牙人都去追随”超人”佛朗哥，日本人都去追随”超人”东条英机；【俄罗斯人都去追随”超人”斯大林，中国人都去追随”超人”毛泽东，朝鲜人都去追随”超人”金日成，阿尔巴尼亚人都去追随”超人”恩维尔﹒霍查，罗马尼亚人都去追随”超人”齐奥塞斯库，】如是等等。
虽然基本不影响阅读，但锋芒业已大减。
为了出版而不得已接受一定限度的删改（主要是删而不是改，编辑不与作者商量而擅改的情况更少见），这早已成为国内的出版惯例，连德高望重的巴金先生的《随想录》，也未能逃过此厄。巴老的”真话”，事实上也成了打过折扣的”假话”。
关于言论的限度以及作者如何把握这一尺度的问题，我曾经与许多知识界朋友讨论过。在给一位因为害怕被整容而宁愿无偿地把作品传上网的年轻朋友的信中，我这样写道：”我们现在的困境是：主管部门设定了’一米线’，由于这个’一米线’是不对外宣布的，不透明的，而且是随时调整的，因此一、作者为了发表，常常自觉地调整到一米以远。二、编辑为了不丢饭碗，必定请未保持两米以上距离者出局。而编辑的加码，导致作者变本加厉地自我勒索，调整到三米以远。大部分自诩有良知者，早就已经自我修剪到了丧失思维能力的程度，最终连自诩的所谓良知也只是一个自欺欺人的虚构。现在，能发表的所谓’擦边球’，可能距一米线已有一公里之遥。”
这位生于七十年代的才华横溢的年轻朋友回信说：”推进和明晰那根’一米线’，需要许多人一起努力，而且决定于努力者的份量。这样的人有10个和有1000个，对语境发挥的作用就大不一样。我自己宁愿是一个温和的和渐进的理想主义者。我希望自己的发言规避风险，但我清楚地知道我不能不发言。不能因为风险的存在而缄默。我写作时全然不考虑能否发表，写好了再看，如果发表需要一个洁本，我可以接受各种必要的删改。未删改的我可以通过网络来传播。但我不能让自己写出来的就是一个洁本。”
我为这位生于七十年代的年轻朋友能够有如此清醒的认识和不为名利所惑的定力，感到惭愧、敬佩和欣慰，有这样的后来者，我相信中国的知识人冲破言论限制的日子不会太远了。生于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的中国作家的自我勒索已经严重影响了他们的正常思维能力，更影响了他们的整体写作质量，使当代国人的思想生产力之弱与人口之众和历史之长完全无法相称，他们的思想小脚是注定走不出美妙舞步的。与我相似的生于六十年代的作家则有着一双在定型前幸运地得到放大的”解放脚”，我们”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跋涉，由于先天不足而限定了可能的高度。而生于七十年代以后的新一代思想者，则有可能迈着他们的天足走向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为中国人在全球思想舞台上赢得尊严和荣誉。
在长期的自我勒索和外部整容过程中，一个有思想的人会变成没有思想的人，一个没有思想的人会变成一个只有钦定思想的人。正是这一内外科手术的双重合谋，使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思想者最终丧失了思想能力和创造能力，沦为钦定思想的传声筒和外国思想家的二传手–以致半个世纪以来几乎没有几个中国人配称为思想者，更遑论思想家。然而一个没有思想能力和创造能力的民族，就是一个没有灵魂的民族。在本书序言《致新千年》中我为新世纪和新千年这样定性：”这是中国人不以帝王年号纪年的第一个世纪初，这是中国人不必向天子山呼万岁的第一个千年初–由始皇帝开启的奴隶制历史，终于走到了时间的终端。”而在《告别五千年》一文中我则这样呼吁：”‘俱往矣！’五千年不散的筵席，终于该散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下半身或下半时早已过去，过渡性质的二十世纪也即将过去，上下五千年终于走到了终结点。这不禁使我产生了莫大的期待：也许中国人确实到了重新挺起胸膛，用自己的头脑自由思想的时候了。”
（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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