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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班回家以后，我坐在沙发上回忆4.25以后的一幕一幕，忽然明白了所谓中办国办信访局的发言与50年代的引蛇出洞如出一辙。因为法轮功没有任何登记和花名册，更没有各级领导，政府为了找到他们认为的负责人，故意播出那篇讲话，创造出一个表面宽松的环境，以便于在各个炼功点儿秘密调查谁是联络人。他们认为摸清了情况并逮捕联络人后，法轮功学员自然会群龙无首，风流云散。7月20日凌晨的大逮捕行动，早在4.25一结束就已经策划好了。上万名武警的调动，不过是89年天安门事件的重演而已。
“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吃完晚饭后，我又返回公司，把我经手的工作分门别类地整理了一下，写了一份述职报告，并把我认为公司可能将来会用得着的文件资料从我的笔记本电脑转储到了公司的公共服务器上。然后给经理发了份邮件说我有些私事，告假一天。
回到家里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0:00多了。我和璐璐默默地把家里收拾干净，最后看了一眼我们新婚刚刚一个多月的新房，精心挑选的家具电器，和挂在卧室中我们俩幸福的结婚合影，关灯出了门。那一霎那，我们无言地握紧双手，都不知道是否还能再回来。
11点多的时候，我们到了我父母家，姐姐也在。我们没有多说什么就各自睡了，准备第二天和众多功友一起再次去向政府和平请愿。
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们和从各地赶来的功友都被堵在了西单附近。当局调集了许多大客车，派警察将我们沙丁鱼一样塞进客车中，装到不能再装了就拉走。那天天气奇热，太阳的暴晒和拥挤的人群使得车箱里的温度超过40度，而且空气流通极差。功友们都把座位让给年纪大的老人。汽车在城区拐了几个弯儿，向东开去，没有人知道我们将被拉到哪里。
将近中午的时候，我们被拉到了朝阳体育场，以为会象昨天一样把我们放下就不管了。司机下车后并未打开车门让我们到外面喘口气儿。他在下面站了一会儿，打了个电话，就又上了车。车子继续向东开，一路上有人开始背诵一些李洪志先生写的诗。但我们没有一个人发牢骚，更没有人大吵大闹。汽车一直开到了高碑店乡政府大院儿内，身后的铁门咣的一声关上了。
车停在阳光直晒的院子中间。走出车门的时候，吹过来的一丝热风竟然让我感到无比的舒适和凉爽。几名警察将我们带入礼堂，告诉我们不许离开那里。另外一些工作人员则拿了一些面包和水高价卖给我们做午饭。
在下午两点多的时候，几名警察拿着几张纸进来，让我们每个人都把名字和单位写在上面，我看一眼表格，随手递给了下面的人。在场的人可能谁都知道，这就是秋后算账的登记表。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有功友过去要和警察对话。警察只说了一句话，让我们准备在三点的时候看新闻。从他们说话的不屑眼神和幸灾乐祸的口气中，我感到一场巨大的阴谋正在一步一步地向我们走来。但是我们却被限制了自由而束手无策。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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