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9月6日 晴
从那无路的山坡上牵马下来，冲翁三郎骑马向另一个山头驰去。那里坐落着他的家。
小翻译根秋泽仁告诉我，大概是十五年前，昌都一位名叫阿贡智格的转世喇嘛资助了六十八名儿童在德格学习藏医，十三岁的冲翁三郎就是其中之一。后来，阿贡智格仁波切去了印度。如今，七十多岁的阿贡智格仁波切又资助了六十多名儿童在德格中学就读。
冲翁三郎藏医学成之后，在一个地理位置极其偏远的乡镇卫生院上班。但是很快，他就放弃了这份工作，因为工资太少。他有一个做生意的哥哥，不再愿意回到戈麦高地。他有一个姐姐，抛弃了未婚先孕生下的女儿清明湛玛，跟随一个商人去了城市。他还有一个妹妹，名叫甘秋绒姆，帮助父母放牧二十多头犛牛。
我和四郎瑙乳骑马，顺着一条青稞地边的小路，上了山岗。戈麦小学就在那山岗上。
早有牧民守候在校门外的平地上。他们脸庞黝黑，带着笑容，这使得他们的牙齿显得很白。
低头进门，三十三个孩子夹道欢迎。三十三条哈达献上，堆满我的脖颈。三十三张又黑又脏又羞涩的脸庞一一闪现。
我心中突然有种莫名的感动。
他们将是我的学生。
隐约之间，我仿佛看见了童年的自己。
＊2013年8月15日 补记
我所拍摄的很多照片里都有马的身影，因为戈麦高地上的人们在最为日常的生活中，都不能允许马的缺失。马几乎负担着一切。
这里的马属于蒙古矮种马，四肢短粗，脖颈强壮有力。高峻的山地给它们造就了非凡的耐力而不是速度。在戈麦高地，速度意味着死亡。
从石头上开凿的山路极其陡峭。如果从马背上摔落，迎接你的就是悬崖或者深渊。时常有盘旋的秃鹫、忽上忽下的红嘴乌鸦群和迅疾掠过的鹰隼，隐现在你脚下的雾霭里。有时候你会经不住想要跳下悬崖，骑在飞禽的翅膀上，就像你在乘坐飞机靠近舷窗时，看到那棉花团一样的白云总是抑制不住想要跳进云朵里的渴望一样。
我曾体验过这种濒临死亡的感觉。那是冬天，牧民全都搬离夏季牧场，回到村庄。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曾佩、美青年格佩、小翻译根秋泽仁和刚刚退伍的高大英俊的炮兵中士朵登，还有我，我们一起骑马去牧场给一户牧民盖房子。
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说过，从村庄到牧场，徒步需要三个多小时，骑马的话，其实也快不了多少，因为山路崎岖、坎坷、狭窄、陡峭，而且还布满小石子，好多路段（我指的是在紧靠岩崖的地方凿出的其陡无比的小路）不得不从马背上下来，牵马攀爬。一般情况下，骑马是为了解除徒步的辛劳，而不是为了节省时间，以便尽快到达。
时间概念在戈麦高地上是缺失的。有时候你会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时间消失了的宇宙的边缘地带。然而，就是在这样的路上，他们决定赛马，以显示自己的勇气和骑术。这是青春期的孩子们用另外一种方式好勇斗狠，就像生活在县城里的藏族青年用刀子和拳头来好勇斗狠一样，都是为了消解内心的困乏和智识的贫瘠。
为了省去备鞍和卸鞍的麻烦，他们在出发前只在马背上铺了一条羊毛毡。当然，为了我的安全，我用了骑乘的马鞍。但这给我造成一种隐约的羞辱。我曾试着不用马鞍骑马，却没有成功。
这一挫败，让我深深地体会到人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变得越来越懦弱的，因为在我还是个十二岁的少年时，我就跟这些藏族青年一样，骑跨在我家那匹枣红马光溜溜的脊背上，两手抓紧马鬃，在村庄和泉水之间那条坚硬的沙砾路上狂奔。我必须克服这种被年龄和经验培育而成的懦弱，以便学会平静地面对死亡。
我们之所以懦弱，是因为惧怕死亡。于是，我欣然加入赛马的行列。起先，在一块弋割过青稞的稍微平坦的空地上，我们拽动马勒，将马并成一排，然后齐声吆喝，一， 二，三……马冲了出去，开始抢夺空地尽头那唯一一条通向牧场的小路。
我骑着一匹黑色小马。它躁动，但体弱，很快就落在别的马后。然后，我们在那下临悬崖的小路上奔跑，尤其是在下坡时，由于马的前腿较短，所以马跑起来也很艰难，而人在马背上面对马头前那倾斜的小路，会有一阵阵地晕眩，而且心会时时收紧。
最后，我们骑马冲出小路，在一个遍布石头的山坡上奔跑。突然，我的小黑马四蹄陷入乱石。它的身体剧烈摇摆，几近跌倒，快要将我摔离马鞍。有那么一瞬间，带着拥抱死神的欣慰，我预感到自己要么会被石头撞死，要么就会摔断骨骼。
＊2005年9月8日 晴
小翻译根秋泽仁第一次出现在我面前，是在德格的朋友喜饶多吉家里。他的穿着打扮就像一个小城市的叛逆少年，宽大的工装裤，红色运动T恤，当然，都是产自南方村镇小作坊的仿冒品。
小翻译根秋泽仁小学毕业后，曾在德格寄宿学校读书，后被美国一个基督教的教会学校选入，到昆明读书。在教会学校，他学会了汉语，也能说几句简单的英语。在戈麦，他是惟一能够进行藏、汉翻译的人。
别看他才十六岁，贪玩和不服管教的恶习，令他连连触犯教会学校的校规。两年之后，他被勒令退学。小翻译根秋泽仁重回戈麦高地。德格和昆明的城市生活开阔了他的眼界，这使他看上去完全不像一个牧民的孩子，而是更像一个小县城的纨绔子弟。
没有小翻译根秋泽仁，我的生活难以想像，在整个戈麦高地，没有几个人会说汉语，甚至包括民办老师三郎多吉。
三郎多吉十二岁的时候开始上小学。当时，只有一位民办老师。过了几年，那位民办老师死了，三郎多吉接替了这位启蒙老师的位置。
从1983年到1990年，他每月的工资是57元，1990年到1996年，每月工资调到80元，1996年到现在，他的月工资是150元。
他有三个孩子，大儿子朵登去当兵了，很快将退伍回家，女儿在戈麦高地放牧，小儿子在德格寄宿学校读书。他的妻子扎西丹措有病，总是恶心和呕吐，无法放牧。
最近，他在送小儿子去德格上学的时候，顺便带着妻子去医院看病。为了付医药费，他卖掉了两头犛牛，而他家总共才有九头犛牛。◇（节录完）
——节录自《戈麦高地记忆的眼睛》／远足文化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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