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汉武帝推动冶铁业的繁荣(下)

官营的好处

汉武帝将盐铁收为盐铁官营后，冶铁业开始朝着规模大、人员多、设备齐全的方向发展。

《汉书‧成帝记》记载，阳朔三年六月，“颖川铁官徒（获罪服苦役的刑徒之一）申屠圣等百八十人杀长吏、盗库兵，自称将军。”永始三年十二月，“山阳铁官徒苏令等二百二十八人攻杀长吏，盗用库兵，自称将军。”这两例中，反抗人数达到二三百人，可见冶铁作坊中人数之多，规模之大。然而，造反的很可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人。

西汉中期以后冶铁业规模之盛大还可以从考古中得以证实。山东滕县宏道院出土的汉代冶铁和锻铁石刻画像，经研究推测，每一铁官有鼓风炉50座，每座以13人计，每一作坊应有工人一千多人。

官营冶铁作坊实行一系列有利于冶铁发展的措施，克服“铁力不销炼，坚柔不和”等私营冶铁质量低劣的缺点，使西汉冶铁技术和铁器生产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西汉初期，有三种不同形式的私营手工业在“纵民煮铸”政策下形成，它们与西汉中期以后的冶铁规模相比，一般来说，规模较小、冶铸水平低，私营商贾一般也不具备更大的财力得以较快地采用新技术，冶铁业的规格受到局限。

从现有的发掘材料来看，西汉实行盐铁官营前，还没有发现“椭圆形炉及炒钢炉”的出土，铁农具和数量也较少，没有出现用于深耕犁沟的大型全铁犁及用于播种的铁耧足。

盐铁官营后，冶铁业的长足发展可能与下列因素也有相关。

首先，盐铁官营迫使大量有技术的工师从私人冶铸作坊转移到官营作坊。汉武帝盐铁政策实施后，对私铸者“钛其左足”，并“没收其私铸物”。特别是“告缗”政策的实行，这是一种鼓励平民告发商贾偷税行为的政策，这使私营冶铁者更加无利可图，工匠们为私营作坊劳作与到官府作坊的报酬之间的差额缩小，且后者更安全。工师从经济收入考虑也更倾向于为官方作坊提供劳务。于是在官营作坊中聚集了大量有技术的工师。

《汉书‧五行志》载：“汉成帝和平二年七月，沛郡铁官铸铁，铁不下，隆隆如雷声，又如鼓音，工十三人惊走。”一个炉旁就有十三名有技术的工匠，可见整个冶铁作坊工师之多。大量工师在官营冶铁作坊劳作，对提高冶铁质量，促进冶铁技术进步无疑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此外，官营手工业作坊中除了实行严格的“三级监造”制度以外，还采取一些有利于激发积极性的措施。如实施了“文理制度”、“计件付酬制度”等，提高工师、刑徒（罪犯）等手工业劳动者的法律地位。这些制度刺激了官营冶铸手工业的生产水平和生产效率，促进西汉冶铸手工业的发展。

《居延汉简》100载：“杂予阁谨以文理遇工卒，毋令怨失赋稍禄，令意且遗都吏循廉察，不如护大守府书移，幸毋忽如律令。”禁止官吏用粗暴态度对待工卒以及用不正当手段侵夺工卒的工酬。从考古发掘出的汉代器物上，经常可以发现其铜器铭文记录产品累计数字和顺序数字。1961年西安三桥镇高窑村出土的一批汉代铜鉴、铜鼎，其铭文上有工匠李骏造240枚，周博造240枚，左谭造240枚的记载。从每件物品上所刻序数看，应当为计件计酬。

秦汉时期，刑徒在官营铜铁矿劳动中占有较大比重，他们工作积极性的发挥，为西汉冶铁业的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汉书‧成帝纪》载：“（河平）四年春正月……赦天下徒……”河南巩县铁生沟出土一陶盆上刻有“大赦”二字，是在该地服刑的铁官徒的遗留物。这些都表明有刑徒在官府手工业中劳作，被称为“徒复作”，是驰刑徒（外地来服刑的罪犯）的一种。

有学者称，驰刑徒“有令诏书去其钳钛赫衣，更犯事，不从徒加，与民为例，故当复为官作，满其本罪年月日，律名为复作也。”从其对复作的解释可以看出，服刑的罪犯，在为国家戍边、打仗及劳作时，他们被视为平民且计算在刑徒期内。

《汉书‧昭帝纪》记载：“徒在作部，疾病致医药，死亡厚埋葬。”而在洛阳吉利区考古中发现，冶铁工匠有随葬品出现。“徒复作”被视为平民，病后得到医治，死后得到厚葬并有随葬品，说明他们的社会和法律地位得到认可与提高，其生产动力得到激发。

西汉冶铁业对后世的影响

汉武帝刘彻无疑是对中国冶铁业贡献最大的人物。汉武帝之后，中国的冶铁技术开始完善并成熟起来，生产规模也达到空前繁荣的程度。

个人冶铁经营时代，各地满是小作坊，作坊主只愿意生产可靠、成本低、市场大的生铁。而铁专营之后，技术复杂、成本高的兵器专用钢铁的生产就有了保证。汉武帝之前，铜兵器多过铁兵器，在他之后，铁兵器多过铜兵器。

汉代的冶铁官营制度有效地节制资本，并且有利于铁器的批量制造，使生产技术和生产效率得到大幅度提高。犁铧、橛、锄、锸、铲、锹、耙、镰等的推广使用，满足了汉代以农耕为生存命脉的各个环节的需要，奠定中国传统耕作方式的基础。

铁器制造的制度、技术（炒钢、百炼钢等）、器类、使用方法，在两汉时期完成历史上最为突出的变革，魏晋以后直至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中国，铁制农具的形状及使用方法并没有多大的改变，显示汉代铁器技术变革对后代影响之深。@*

责任编辑：谢秀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