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6月05日讯】（新纪元周刊276期，记者夏祷报导）平衡的断裂：中国礼仪之争
康熙对西学的热情，不幸，没有得到更深远的发展。一直要到晚清，鉴于西洋的船坚炮利，中央帝国才汲汲于学习西洋造船术，开办新式学堂、派遣留洋学生，加速吸取西方的学问。也就是说，在这古老的帝国，来自太阳王的国王数学家播下的种子一直要到最后才向四面生长。
然而从另一方向，这些传教士默默完成了他们的使命。康熙的天主教赦令颁布，在穷苦的乡下人和满清贵族之间，天主教悄悄生根茁壮。这无疑是一种奇异的恩典：不是科学而是宗教，耐心地敲开了古国大地的门。在康熙的皇家科学院忙于观察星辰、绘制地图的同时，清帝国的百姓以不乏神迹的种种经历信靠了这些蓄长胡须的传教士的天主——我们不该忘记，这才是远渡恶海来华，昼夜奔走于途的传教士真正的使命。
康熙朝中期，中国已有大约三十万教徒。正当基督教在中国健康地发展时，多明尼会（Dominicans）及方济会（Franciscans）教士认为中国教徒祭祖、敬孔、祀天的习俗是崇拜偶像，特向教廷提出告诉。罗马教宗因此派遣红衣主教多罗来华。
“一个外国大主教贸然前来他统治的土地上，并要求指导皇上对其子民的教化。皇上对这感到惊讶和震怒都是在所难免的。”（伏尔泰，〈中国礼仪之争〉，《路易十四的时代》）然而康熙待多罗以礼，并努力和他沟通。多罗主教“抱病在床，由皇上差官到北堂用肩舆迎入宫……抬入畅春园。”“元宵时，皇上招多罗往城外御园观灯。观灯以前皇上遣太监赐宴。宴毕入园看灯火，皇上屡遣宫监赐食。”
由于多罗在文化上的误解和坚持，两方不欢而散。1707年，多罗在南京执意公布教宗禁止中国教徒祭祖、吊丧的禁令。一怒之下，康熙令人把他押解至澳门交给葡萄牙人看管，多罗被软禁在修道院中，一直到他在三年后病故。
为了与罗马教宗的禁令抗衡，康熙宣命传教士入京，从皇帝、皇子手中领取印票，声明遵守利玛窦规矩，不干涉教徒行中国传统的礼俗。领有印票的传教士可以永久居住中国，反之则被驱逐。对于惊恐的耶稣会士，康熙安抚道：“尔等放心，并非禁天主教。惟禁不曾领印票的西洋人……”
在这著名的“中国礼仪”之争中，康熙三次派遣多名耶稣会士携诏书至罗马向教廷呈述而没有结果。他于是大量印制了红色谕旨发放给各地教士，令他们经由海陆传回罗马。1715年，教宗克莱门十一世重申禁令，并于1721年派嘉乐主教来京城交涉。康熙召见嘉乐十三次（有时一同召见所有在京的各国传教士），向他解说祭祖及称天为上帝的意义，并说：“朕原视中外一家，不分彼此。”
然而在传教士把教宗禁令译成满文呈给康熙后，康熙震怒了。下面是禁令的部分内容：“写有‘敬天’二字的匾额不许悬挂于天主堂内，如已悬挂即当取下。春秋二季祭孔及祭祖宗大礼，凡入教者不得参加。入教之人甚至不许在此处站立，因为站立即与异端相同。……今有可行与不可行之礼，俱有教王之使臣定夺。有与天主教不相反者，许行，相反者，拒决断不许行。”
盛怒之下，康熙下谕：“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传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并说：“中国道理无穷，文义深奥，非尔等西洋人所可妄论。”“尔教王条约只可禁止尔西洋人，中国人非尔教王所可禁止。”（《康熙与罗马使节文书》）
骄傲的东西方透过变形的棱镜，看见了彼此的另一面。明末利玛窦以来潜伏在传教士与中国传统习俗之间的矛盾全面浮了上来。“要不是两个愚蠢的家伙（一个是多罗，另一个是一会儿要提到的马戛尔尼）把一切都弄砸了的话，西方和中国的关系本来是可以日趋密切的……”三百多年后，提起这著名的“中国礼仪”之争，仍旧教一名葡萄牙神父愤怒地把汗湿透了衣袍。
在东西方的文化撞击中，欧洲人理解中国的一个根本困惑是：中国是否是一个无神论国家。也就是说，儒家的学说是否是一种全然世俗化、虚无化的宇宙论。在康熙与教廷使者的多次辩论中，如何解释中国人对于天、对于祖先的认识成了焦点。与世界其他文明不同，中国崇敬的不是人格化的神，而是抽像的、唯一的天。在世界各大文明崇拜以人的形像现身的神祉时，唯有中国从尧舜、儒、道到宋明理学，敬仰“唯天为大，唯尧则之”，以巍巍天道、天理呈现自身，不落言筌、不着形象的天。
关于中国的信仰，一部分欧洲学者企图建构一个奠基在无神论之上的中国式理性，并以之为启蒙主义理性的灵感。这样的理解，事实上，将陷入误区。正如康熙对多罗所说：“尔天主教徒敬仰天主之言与中国敬天之语虽异，但其意相同。”也正如利玛窦、莱布尼兹所言：中国古代“天”或“上苍”的概念遥遥对应基督教的上帝的概念（而非上帝本身）。中国人思想中的天蕴藏形上的意涵，不是原始宗教中的神灵，更非欧洲人误以为的“物质的天”。在中国人的意识中，天是人生存的背景，人所依行的一切道德行为的最高原则，具有哲学、神学的高度。
在18世纪东学西渐的过程中，孔子成为启蒙主义学者的“守护神”。然而由于许多欧洲人对中国人意识中的天的理解失去焦距，这其中的陷阱需要我们悉心辨别。日后，启蒙主义成为人类在高度自信下，背离了传统信念和宗教感，朝理性、平等、科学大步迈进的时代思潮，并逐步铸就了我们今天所生活的，理性化、世俗化，以无神论为主导的世界。在这背景下，我们更应谨慎对待启蒙学者和中国哲学夹缠着误解和“拿来主义”的交错复杂的关系。
被切断的世界
康熙虽然对天主教下谕“禁之可也”，并没有严格执行。宫廷中，博学多才的耶稣会士照常任职。1722年底，宋君荣神父在广东上岸时见到了天主教凄惨的景象，然而由于皇帝和耶稣会士关系亲密，各省官员不敢骤然禁教。1723年，浙闽总督上奏即位不久的雍正：“西洋人在各省起盖天主堂，潜住行教。”可见当时各地传教士的活动并未停止。
真正撕裂了东西方之间的平衡点的，是雍正元年底（1724年1月）下的禁教令：“所有西洋人除在京效力者，一律遣往澳门。”对于这项禁令，大半生在中国戮力传教的教士上书苦苦哀告：“祈求陛下恩准长期在华并且有票的欧洲人留在中国。求陛下悯其年迈，准其在区区有生之年在此照看他们先辈的墓地。同时求陛下不要强迫基督教徒抛弃他们信仰的宗教。”
由于传教士恳切的哀求，雍正允许他们留居广州，但不许传教。从此以后，禁教政策在全国风行雷厉。耶稣会士在书信中提到：禁教令是雍正私下教谕臣子，亲手酝酿出来的。雍正禁教的原因有多重，除了因为皇储之争时耶稣会士的介入而心生怨怼外，根本原因在于他的思维。
“尔等却有一个成为人的神，还有什么永恒的苦和永恒的乐，这是神话，是再荒唐不过的了。……大多数欧洲人大谈什么天主呀，大谈天主无时不在、无所不在呀，大谈什么天堂、地狱呀等等，其实他们也不明白他们所讲的究竟是什么。有谁见过这些？又有谁看不出来这一套只不过是为了欺骗小民的？以后尔等可常来朕前，朕要开导开导尔等。”
“先皇迁就了你们，他在文人们心目中的威望就降低了许多。”“在朕的先父皇时期，各地才到处造起了教堂，你们的宗教才迅速地传播开来。朕当时看到了这种情况也不敢说什么。你们哄得了朕的父皇，哄不了朕。”（宋君荣神父，1727年）
禁教令颁布之后，掀起了一场持续一个多世纪的宗教迫害。传教士被遣送到广州澳门，各地教堂或被拆毁，或改为祠庙、公廨，供奉天后等民间信仰。各国教士被遣送时险象环生，一名波兰神父在杭州街头险些被纷纷扔向他的石块砸死。满汉教徒被强迫停止信教，或被杖刑、囚禁致死。
“北京来信说在所有的旗营里正在极严格搜查入基督教的满汉官兵，严刑拷打逼他们放弃信仰，同样的命令不久也将传达到富尔丹。”“我从各方面得到消息，在南昌山、谷城、光化等县也做了类似的搜查。从衙门官员那里得知，是皇帝下旨搜查的，皇帝得知好些传教士不再在广州露面，他们进入了其他省份，藏在基督徒家里。那些官员并不攻击基督教，但是要给他们钱，基督徒凑了一笔钱给他们。”（顾铎泽神父，1730，《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在这场迫害中，最著名的案子是苏努亲王的三个儿子。这三名亲王和其上百名家人、奴仆的坚信叫人想起了罗马帝国时被迫害的基督徒。教名为苏若瑟、苏若望的两位亲王多次被审讯而不放弃信仰；他们戴上九道重镣被押入牢房，先后在黑暗的牢房中死去。苏若瑟死后尸体连同镣铐放入棺材烧毁，之后“许多士兵守卫在那里，禁止任何人停留。整个城郊都在传说有个王爷因为是天主教徒而被活活烧死。”
雍正迫害的不只是天主教。登基不久后，他派遣年羹尧、岳钟琪镇压青海蒙古族首领罗布藏丹津。与康熙朝皇十四子胤禵任抚远大将军时的怀柔策略迥异，清军火烧郭隆寺、塔尔寺等多所寺庙，在歼灭数万名叛军之外，杀害了上千名喇嘛及其信徒，班师回朝时雍正亲自出迎。之后，雍正二年、五年设西宁办事大臣、驻藏大臣，强化西北蒙古族、藏族的治理。
在风行雷厉的禁教下，传教士百年来致力于传播的西学受阻。虽然在雍正、乾隆的朝廷仍可见传教士二、三品官的身影，然而他们主要是以钦天监正、对俄外交使、宫廷画师、建筑师、钟表机械师等身份为皇帝效命。画师郎世宁、设计圆明园水法（喷泉）的蒋友仁为皇上奔走，紫禁城中却少了昔日国王数学家博学的身影。畅春园内的“蒙养斋算学馆”，学习数理、乐律，和传教士并肩而坐的中国皇帝也都随着康熙疑点重重的驾崩而消失在历史中。
初茁壮的西学中断，西方科学沦为中国帝王的装饰品——这件事的悲剧意义在一百多年后的巨变中将全幅展现。
在欧洲，天朝失去了为她大力宣扬的忠诚使者。相反的，“从北京一封接一封信传来，告知刚刚掀起的对信仰基督教的人的迫害。”失去了这些极力推崇中国文明、苦心把一本本经书译介给欧洲的传教士，从崇高到破败，从礼仪到野蛮，中国在西方人的眼中逐步变色，直到她成为另一个不可辨识的国度。
雍正禁教不是孤立的事件：它把中国和世界之间那一座桥梁一刀砍断。与海禁、闭关相比，这是钳制百姓心灵的，真正意义上的锁国。
转折点：雍正弑父
关于19世纪中国所遭受的亡国灭种危机这一奇耻大辱，阻挠变法的慈禧、颟顸的满清大臣往往是后世怨怒的焦点。然而毁坏的因子潜藏在更幽微的地方。翻过康熙、太阳王之间奇妙的平衡点，迅雷不及掩耳地，历史来到了雍正厉行的禁教政策。更主要的，我们来到了作为康熙之子，雍正与其父背道而驰的人格与风格。
如果时间教导了我们什么，那就是没有完美的人。关于康熙，最震撼人的秘辛或许是他在废黜皇太子胤礽时的真情流露。在众皇亲大臣之前，他流泪历数完了皇太子的罪状后痛哭扑地不起，在场的所有人叩首流涕。这一段史实告诉我们：康熙耗尽了心血，兢兢业业开创出来的大清盛世的继承人是他的一大心病。同时，康熙的后继者是谁，在这震撼人的插曲后不可能是一件简单的事。对于自己的继位者，康熙有一种悲怆的预感。唯有这能解释他出格的恸哭、日后对于皇储之争撕心的痛楚，以及更赤裸的，他晚年对于皇子弑父的忧惧。对于自己的身后事，康熙早有不祥的预感。这预感一丝丝雕铸了晚年他悲剧式的容颜。
“康熙大帝煞费苦心地把自己对天主教及传教士的善意传达给皇太子，因此，从皇太子内心中，我们已经看出他对天主教怀有和对儒教一样的尊敬与热爱。”（《康熙大帝》）这段话的意义将在以下的讨论中展现。
直到今天，雍正弑父篡位没有得到证实。这是时间尘封的，一个至沉至阴的人伦之秘、历史之痛。让我们追忆那一段肃杀的日子：
在康熙因风寒而卧床的七天里，步兵统领隆科多把守畅春园，皇四子胤禛多次出入。康熙驾崩当夜，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听见畅春园传来异样的声响：“突然，仿佛是从畅春园内传来阵阵嘈杂声，低沉混乱，不同寻常。基于对国情民风的了解，我立即锁上房门，告诉同伴：出现这种情况，或是皇帝死了，否则便是京城发生了叛乱。为了摸清叛乱的原因，我登上住所墙头，只见一条通衢蜿蜒墙下。我惊讶地看到无数骑兵朝四面八方狂奔，相互之间并不说话。观察一段时间后，我终于听到步行的人们说：康熙皇帝死了。”
在这不比寻常的混乱后，持刀出鞘的士兵急驰护送驾崩的皇帝遗体回紫禁城。混乱中，隆科多宣布康熙口谕，胤禛继位。诸皇子对这一消息的反应几近疯狂：在大内值班的胤礼碰见隆科多，听说消息后惊骇至极，疯狂而奔回家。第二天，胤禛下令在当夜举行大殓，并急召回皇十四子抚远大将军胤禵。皇城九门不启六天，严禁出入。
康熙的遗诏在驾崩后三天才出现。从朝鲜使节到百姓，沸沸扬扬传出了各种传言。朝鲜冬至使的报告如下：“或称秘不发丧，或称矫诏袭位。内间事秘，莫测端倪。而至于矫诏，则似是实状。”
即位后，雍正立刻下诏收回所有康熙的朱批谕旨，并不到几天就“发布了一个使全国震惊的命令：赵昌被拘执，处死刑，财产抄没，子女为奴。”（马国贤，《京廷十有三年记》）。“在康熙皇帝晏驾时，雍正刚刚登基，尚未等到其守丧大礼的结束，出于人们不知道的原因而逮捕了赵老爷，判处他戴枷到东直门。”（冯秉正，1724）赵昌是内务府官员，康熙的贴身内侍。他是康熙与西洋传教士的桥梁，皇帝的“眼睛、耳朵和嘴巴”。
胤禛即位后十三天，他的生母孝恭仁皇后说：“钦命吾子继承大统，实非吾梦想所期。”坚不移居太后宫殿。雍正元年五月，孝恭仁皇后突然死亡，死因未明。对胤禛继位愤恨不平的皇子们遭到了悲惨的下场，非死即幽禁，或被赐予侮辱性的名号（阿其那、塞思黑）。原本继位呼声最高的胤禵幽禁了半生，他曾在禁中“狂哭大叫，厉声径闻于外，半夜方止”。
此外，胤禛不住舒适的畅春园、不去自康熙起清帝每年居住半年的热河避暑山庄、不举行木兰秋狝大典、不葬于祖陵东陵等重重不可解的疑云都叫人难以释怀，并揭示了弑父者胤禛的心理状态。
雍正朝最大的公案要算是扑朔迷离、欲盖弥彰的《大义觉迷录》。雍正七年，胤禛对曾静、张熙指责自己的十大罪状巧言答辩，和犯人的审讯词、口供一起收入《大义觉迷录》刊行天下，令官吏、学校教官人手一册，全国性强迫阅读，玩忽者治重罪。而更叫人匪夷所思的是：乾隆即位后立即把书召回销毁，“有私藏者罪之”。
书中，胤禛对天下控诉他的十大罪状逐一辩解。对于“杀兄”、“屠弟”之罪，他细述各兄弟“桀骜之行”，并说自己“光明正大，公正无私，诸兄弟之才识实不及朕。”对于“好杀”之罪，他这般自辩：“朕性本最慈，不但不肯妄罚一人，即步履之间，草木蝼蚁，亦不肯践踏伤损。”
奇异之处不止于此：胤禛命悔改的犯人曾静、张熙四处宣扬这一奇书及皇帝的英明，痛斥自己误入歧途，并让人人表态，其乖谬不啻文革式的批斗。雍正朝设有观风整俗使达七年之久，可说是文革“思想教育”的先驱。雍正一朝，惨烈的文字狱近二十起，不少是他亲自揭发、审讯，惩罚也以屈辱人心为能事，非人所能想像。由于株连甚广，造成了一种驱之不散的恐怖气氛。此外，在他辱骂人臣、不似人君的朱批中，胤禛其人的蛛丝马迹无所隐藏。
从他即位的第一天起，雍正篡位的传闻历历如绘。历年来，清史学家孟森、王钟翰等人提出了坚实的论证，民间对于胤禛弑父、改诏的历史场景也投注了不同凡响的想像力。然而自上个世纪末起，出现了为雍正翻案的说词。晚近，清史学者、康熙八世孙金恒源再论“八人同受面谕”纯属虚构，清史专家李学智并提出了隆科多矫造遗诏的史证。满文《上谕档册》中有一文件上写着：“康熙六十一年11月14日（康熙驾崩第二天）诸阿哥等奏：恭阅尚书隆科多撰书《遗诏》。奉旨：是。着交内务府、翰林院会同撰写。”也就是说，和隆科多宣述康熙“口谕”异曲同工，现存的所谓康熙遗诏是由隆科多起草。
康熙五十六年，康熙面谕诸皇子、大臣他预拟了十年的遗诏。现存的遗诏是在这份遗诏上切割抄袭，最后加上继位者名字而成。在他的亲笔遗诏中，康熙痛陈自己肩负天下，兢兢业业的“血诚”，和对于立王储之戒慎恐惧的苦衷。痛切之情，“披肝露胆，罄尽五内”：
“当年立心以天下为己任，许死而后已之志，今朕躬抱病，怔忡健忘，故深惧颠倒是非，万几错乱，心为天下尽其血，神为四海散其形……立储大事，朕岂忘耶？天下神器至重，倘得释此负荷，优游安适，无一事婴心，便可望加增年岁。……倘得终于无事，朕愿已足。”
这些话在现存的遗诏中完全消失。颁布世人的，是一份曲折了康熙的意志和情感的矫诏。无论是否亲自出于大行皇帝之手，遗诏是皇帝颁布天下的最后一道命令。它昭告天下：新君承命登基，国祚延绵。当遗诏乃违背大行皇帝意志的伪诏时，它的意义发生了改变。大一统有了断裂。
仔细掂量这两份遗诏天壤之别的重量以及其象征意义，再思量雍正即位后治国精神在本质上的天翻地覆，无疑，史实的天平将压回真理的位置。同时，我们也领会了为何胤禛在即位五天后下谕，称隆科多为舅舅。
何以晚近竟吹起了为百姓恨之入骨的弑父篡位者翻案之风？这一风气和现代人倒错的是非、偏重事功、物质表象有不可解的关系。深入探究，这一天外吹来之风更和“雍正王朝”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领导人的治国风格暗暗和节有关，我们不可不深思明辨。
“观其眸子，人焉廋哉？”在胤禛的面相、言行举止中，在他刻意编写的《大义觉迷录》中有太多的破绽，直指一个黑洞。明澈了这一大力逆向扭转历史的黑洞，我们将更理解中国近代史的幽微转折，以及康熙对于废黜皇太子如斯悲恸的深刻因由。
另一个西方、另一个满清
和女真族浓烈的猎人血统迥异，胤禛不好打猎。在位期间，他不曾举行承传女真牧猎传统，锤炼满人勇猛之血的木兰秋狝大典。有如一个工作狂，他日夜批奏折，创下历代帝王朱批的惊人纪录。同时，他以果决的政策为清朝国库纳入丰厚的银两，上接康熙、下启乾隆，形成了著名的康乾盛世。然而在这盛世中已悄悄植下了日后亡国灭种的因子。
历史学家同意，促使中西交流大逆转，并导致日后近乎亡国的关键是雍正的禁教。长远来说，雍乾两朝的文字狱、诛心促成了乾嘉的考据之风，并铸就了中华帝国中、晚期文人闭锁的生存风格。生活在高压统治下的汉人缺乏明末的自由风气，常生活在恐惧之中。同时，八旗弟子在入关后生出了颓废、安逸的风气，一扫往日的矫健。面对来到门下频频叩关的西洋商船，这闭锁的心灵更向内缩聚，并形成了日后对待英国使节团的僵固、保守。而我们知道，在18世纪，英国已是自称“人类主人”的西方第一强国。
在雍、干两朝背对世界的七十多年间，西方天翻地覆。1748年，孟德斯鸠完成《法意》。1762年，庐骚完成《民约论》。1769年发明蒸汽机。1772年，狄德罗等人编纂的《百科全书》出版。1774年，烧煤铸铁炼钢。1776年美国独立。1789年法国大革命，路易十六被送上了断头台。从器械、社会结构到思潮，西方经历了一波波的惊涛骇浪。到了18世纪末，从内到外，这已是另一个欧洲。
在笛卡尔的二元论之后，精神与物质之间生出了绝对距离。孟德斯鸠的《法意》抛弃了把美德和自然秩序统一的自然法，视中国精神为一种奴役的精神。朝理性、民主、自我意识、工业化大步迈进的欧洲人失去了对中国式的开明君主制及道德哲学的兴趣。两百多年来改变世界版图的帝国主义以更大的野心迈入了一个以科技、获利为驱动力的，滚雪球般失控的世界。
历史的转轮倾轧，满清面对的不再是温文儒雅，专注于精神、人心的，来自太阳王的法国传教士，却是挟带精良器械、工业硕果，一心扩大贸易、领地的，帝国主义心态的英国商人。同时，路易十四之后的法国历经平民革命的巨变、启蒙运动的世俗化风潮，也不再是太阳王时代崇尚文化、优雅的法兰西。
与此相对的，是雍正一手改造了的满清帝国。
胤禛登基后，清廷对远道来致贺的葡萄牙大使心生疑惧，再三追问他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在胤禛和传教士的对话中，更吐露了日后西洋船炮兵临城下的端倪。
“你们想让所有中国人都成为基督徒，这是你们宗教的要求，朕很清楚这一点。但这种情况下我们将变成什么呢？变成你们国王的臣民。你们培养的基督徒只承认你们，若遇风吹草动，他们可能惟你们之命是从。朕知道目前还没什么可担心，但当成千上万的船只到来时就可能出乱子。中国北面有不可小看的俄罗斯人的王国，南面有更值得重视的欧洲人和他们的王国。”（《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冯秉正，1724）
对于西洋人的宗教、科学，康熙及其继位者之间的态度迥异。对于西洋人厉害的武器，康熙及其继位者同样持迥异的态度。平定三藩时，康熙命南怀仁监造火炮。闲谈时，他问过张诚：“既然欧洲能造这么好的枪，为什么不把它们运到中国来？”到了乾隆，清廷对英国使节赠送的野战炮态度冷淡，甚至拒绝英国人示范如何使用。英法联军攻入圆明园时再度发现这门倒楣的大炮。它倾倒在地，炮口依然簇新。
让我们回溯这一大逆转。胤禛在隆科多的严密护卫下即位，禁教令在雍正元年底颁布。之后，耶稣会士的信中布满了这一场百年迫害的斑斑血迹。抱着大愿来到中国的传教士落入了屈辱、锁链和死亡。
在锁国的同时，雍正把锁链转向帝国的子民，把他们的心灵上锁，把士子的心诛灭。
雍正弑父。雍正所弑的，除了康熙的肉身之外，是康熙“孜孜汲汲、殚心竭力”开辟出来的雍容大度，吸纳西方文化、礼遇传教士的时代。这一弑父的行动是如斯彻底，以至于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康熙与太阳王之间那完美的平衡陌生得有如神话。然而如果时间果能逆转，那才是近代文明真正的开端。
篡位者，窃国者也。被盗窃的，是康熙开创的自信而开放，好奇而勇敢的满清帝国。被偷天换日替换成的，是一个日后我们恨铁不成钢，腐朽懦弱的满清。被盗窃的，是中华帝国与西方携手并进的，属于全人类的一条康庄大道。
本文转自276期【新纪元周刊】“特别企划”栏目
http://mag.epochtimes.com/gb/278/10821.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