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6月05日讯】（新纪元周刊／记者夏祷报导）出于什么机缘，康熙和太阳王这一双君王的交会有如完美的镜像，映照出东西文明中真挚、向上的那一面，并赋予了欧洲和中国寻获彼此、提升彼此的历史契机。而欧洲人所推崇的道德精神正是天传给中国人的核心价值，是中国神传文化最主要的内涵。
完美的平衡
有两位英明的君王，一位生活在古老的东方帝国，一位生活在大步迈入文明的欧洲。他们对彼此的仰慕，他们之间交换的礼物、书册和花卉种籽，以及在他们之间搭起一座桥的虔诚的使者，形成了一段神话般的历史。在这两位帝王的辉照下，东西方之间形成了罕见的，近乎完美的平衡。
那是伏尔泰（Voltaire）称之为路易十四的时代。路易十四（Louis XIV）集欧洲亲王的血统于一身：他把光热照射上法兰西，使宫廷在贵族中享有至高的权力，并把他的意志贯彻欧洲，一手打造自然疆界的法兰西国土，使法国跃上了历史舞台。路易十四的时代汇聚着推动人类思想的天才：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伏尔泰、莫里哀（Molière）；他建立的法兰西艺术学院、文学院、科学院为各国仿效，推动了欧洲的思潮。“欧洲知识共和国”飞跃式地前进，人类的理性崭露头角。
路易十四一手打造了文化法国。从无可比拟的、辉煌的凡尔赛宫辐射出去，法兰西王国把高雅的风格、成熟的法语传遍欧洲，并把古典科学传入俄国、中国。1665年，《学者报》出版，加速了知识的传递，是欧洲报纸的鼻祖。在所有欧洲君王艳羡的，金黄色向日葵围绕的凡尔赛宫，俊美的太阳王穿上阿波罗的金舞衣跃上舞台。他披上铠甲开疆辟土，培育遍及欧洲的艺术家、哲学家、文学家，打造一个明君的神话。身为天主教王国的君王，他深信自己的一切来自上天。他取消《南诏特令》、驱逐新教徒，导致法国的技艺人才流入欧洲各国，带动了工艺的发展。在上演莫里哀无比诚实的讽世喜剧的宫廷，路易十四把欧洲领入了文明的新一里程。
在地球另一端，庞大的中央帝国当时是欧洲人口、疆域的近两倍。统御这一东方帝国的是康熙大帝。和路易十四一般，他兼有女真努尔哈赤、蒙古成吉思汗、汉族的高贵血统。他允文允武，近乎全才：骑在快马上左右开弓箭无虚发，好猎猛虎。“康熙大帝骑术高超，姿势优美，在平路还是陡坡上都能上下自如，奔走如飞。”（白晋Joachim Bouvet，《康熙大帝》）在南书房中，康熙苦学不倦，熟读了儒道经典，并留下涉猎广博的著述如《几暇格物编》和大量诗词。康熙朝编的《康熙字典》、《全唐诗》、《古今图书集成》等大部丛书成为民族的文化瑰宝。另外，他还懂得乐理，会弹奏汉族、满族多种乐器。
精力充沛的康熙在御田中亲自躬耕，培育了一年两获的御稻米，改善了长江两岸的稻获量。他三次西巡、六次南巡，蠲免各地未交清的钱粮多达545次。平日出巡时，康熙仁慈地让百姓接近他：“所有的百姓，不管男女，都以为他们的皇帝是从天而降的。”耶稣会士巴多明写道：“这位君主是人们在许多世纪中才能见到一位的那一类非凡人物之一。”
奇妙的交会
1684年，南怀仁嘱托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3～1693年）赴法国，敦请路易十四派遣耶稣会士为使节去中国。和柏应理同行的是一名中国青年沈福宗。沈福宗赠送太阳王《论语》、《大学》、《中庸》的拉丁文译本，在凡尔赛宫表演了书法、展出中国丝画，并讲述了汉字的特色。这一名中国人庄重的衣袍、言谈举止叫法国人叹为观止；他带来的远国文物有如一扇窗，让他们看见了古老帝国丰饶的，前所未见的风采。
以他向外辐射的巨大能量，路易十四派遣六名国王数学家去中国。正如法兰西把自己文化、政治的果实与欧洲各国分享，对于性喜华丽的太阳王，遣送耶稣会士、浑天仪给中华帝国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
1685年，汤若望、白晋、张诚等人携带数十箱科学仪器，乘坐“飞鸟号”从布勒斯特港启程。16、17世纪，欧亚之间的海路十分险恶，前来中国的传教士多因疾病、海难而葬身大海。1620年，23位耶稣会士从罗马出发，一路上经历了瘟疫、海上风暴及海盗袭击，抵达澳门时只有五人幸存。
在海上、陆上经历了许多波折，白晋一行五人终于在三年后抵达中国京城。三十多岁的康熙命来自太阳王的使者坐在御座两旁，对他讲诉他们伟大国王的性格、事迹，就像天底下没有比这更叫他感兴趣的事了。在治理朝政之外，他让白晋、张诚每天入宫，以满文对他讲授数学、几何、天文、静力学、乐理。在内廷，康熙为各种漂亮神气的天文仪器、双筒望远镜、角尺、绘图仪器、音乐盒所围绕。“在五、六个月的时间里，康熙已经掌握了几何学，能够随时说出他所画的几何图形的定理及其证明过程。他对我们说，《几何原本》他至少读了二十遍。”（《康熙大帝》）
对于西学的重要，康熙有深切的认识。为了仿效路易十四著名的法国科学院，他希望在中国也建立一所类似的学馆。1693年，康熙命白晋为中国特使赴法，物色更多博学多才的耶稣会士来中国。四年后，白晋等人抵达法国。他们穿宽大的钦差大臣袍服来到凡尔赛宫，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同时，他们带来一箱箱贵重的来自中国皇帝的奇珍异品、四十九册珍贵的汉文典籍致赠路易十四。在路易十四回赠康熙的雕刻、珍品中，有一幅他自己的油彩画像。耶稣会士曾描述康熙目不转瞬地望着画中夺目的太阳王，怀想这位和自己一样幼年登基，遥远西方的君主。
同时，各国传教士关于中国的书写，来自远方帝国的一船船丰盛、华美的货物掀起了欧洲对中华帝国深深的迷恋。在法国，路易十四穿中国袍服，坐轿子来到了名为“中国皇帝”的新年筵会，开始了欧洲的18世纪。在今天，这是一个对我们来说十分陌生的世纪。
从丝绸、茶叶到日常生活的杯盏、家具，整整一百年间，“中国风”成为欧洲贵族最大的时髦。对于17、18世纪的欧洲人，青花瓷瓶上衣袍典丽的东方人是优雅的极致。大气的中国屏风、空灵的中国庭院唤醒了另一种美感，另一种生活。在英国，莎士比亚《仲夏夜梦》的舞台上出现了一座神秘的中国花园。安妮女王喜欢穿中国衣袍现身宫廷，在茶会上摆放镶嵌玳瑁山水人物的中国屏风、茶具。在俄国，凯萨琳沙王王宫中的中国蓝厅壁上是浪漫的中国山水、人物；王宫中巴罗克式的中国村仿造了另一个与真实相距甚远，“中国风”式梦幻的中国。
在精神层面上，耶稣会士对中国典籍文献的大量译介激发了欧洲的思潮。这是文艺复兴之后，正在告别中世纪蒙昧的欧洲。急于改变自身的欧洲文人看见了在世界另一端，古老的东方帝国根植于道德的理性，以及奠基在这理性上的稳定、古老的文明。在这历数千年而不衰的文明中，启蒙学者看到了以道德为基石的自然宗教。他们惊喜地发现世界上竟有一个国家实现了哲学家治国的理想，全国从上到下崇拜圣人孔子所教导的“哲学家宗教”。
或许，在欧洲人向远方文明取经的殷切中，不免理想化了东方古国的道德精神，然而他们的向往不仅止于抽像的理论，却融入了日常生活中——才高气傲，写作中不忘大力批判天主教的伏尔泰二十年来在桌前只挂孔子的画像；太阳王的家庭教师拉莫特•勒瓦耶景仰孔子与苏格拉底同为道德和理性的化身，把句子中的苏格拉底代换了，诵道：“圣人孔子，请为我们祈祷。”我们看见，在当时的欧洲人心中，这东方帝国的精神高度是他们衷心向往、渴慕的。
在法律上，对于中国复查所有死刑案的制度，欧洲人印象深刻。16世纪的西班牙修士门多萨（Juan Gonzales de Mendoza）在《中华大帝国史》中写到审判三审制度时说：“这个帝国想尽所有办法不处死一个人。”对于中国法律的自我平衡性，耶稣会士提供了一手的见证。在康熙出猎或巡幸时，常有百姓跪在路旁候驾告御状：“皇上让卑贱的工匠和农夫接近自己，并以亲切慈祥的态度对待他们。皇上温和的问询使对方十分感动。”（《康熙大帝》）
在恳求康熙颁给天主教容教赦令的过程中，耶稣会士亲眼看见了皇帝受到朝臣意见的约束，不能任意而行。此外，中国的教育平等、选贤任能、科举等制度也深受欧洲启蒙学者所激赏，并启迪了日后欧洲教育的改革。相对于当时王权、贵族、教廷特权高涨，世袭贵族制弊病丛生的欧洲，中华帝国的法律、教育显示了这古老文明值得尊重、仿效的理性平衡。
我们当记得，这时的中华帝国正是康熙盛世。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如今我们十分陌生的，流着猎人血液的女真族和汉族联手打造的物质丰盛、精神强健的满清帝国。而在天平的另一端，是介于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之间，启蒙时期的欧洲。白晋的《康熙大帝》在人手中流传，人们盛传远方强大的东方帝国有一位君主，他集所有的美德于一身，是完美的皇帝的典型。与这位明君交互辉映的，是一个引人遐思，和平，备有美德和华采的古老帝国，人类文明的乌托邦。
学习几何的中国皇帝
在这东西文化交会的时期，最著名的形象之一是立在浑天仪一旁，穿钦差大臣衣袍的耶稣会士。在工业革命前夕的欧洲，科学与神学之间取得了微妙的平衡。正如哥白尼、克卜勒等古典天文学家虔诚地把天文望远镜转向光年外的星辰，天主教传教士透过古典科学成果的传播来成就救恩。来自太阳王的使者，不可规避地，怀着同样的心愿来到了康熙的皇城。
早在年少时，康熙对天文的兴趣就已展露。在一封信上，南怀仁述说他随康熙出巡的光景：“到了对岸，皇帝和两位西域王子、他敬重的鞑靼阁老坐在一块儿。夜空明澈，皇帝看着半圆的天穹，叫我用汉语和我的母语把主要的星座讲给他听，想以此表明他对自然科学知识的了解。他又拿出几年前我们为他绘制的小型星座图表，依据星座的方位说出时刻来。在贵族国戚前，他为能展示自己的学问而感到满意。”（南怀仁，《鞑靼旅行记》）
做为法国的文化使者，耶稣会士带来的天文、历法、舆地等科学是人类了解自然的工具。在精神上，崇尚真理、理性的古典科学与实用、科技取向的现代实证科学有天壤之别。在来自太阳王的使者悉心指导下，康熙用象限仪观测太阳子午线的高度、以天文环来测定时辰。“漂亮的大半圆仪，这件用于天文观测的仪器皇帝喜爱有加，不仅在御花园中经常使用，巡幸时也常常让内廷官员背着随行。”康熙通过这些仪器来理解、探测大自然，并在第三次南巡时登上黄河堤岸，用水平仪探测水位高低，亲自发现了治水大臣所疏忽了的，河水倒灌入洪泽湖的现象。
一位学习几何、数理、天文的中国皇帝——在今天，这多像是痴人说梦。然而康熙把这梦想成就了。他以健康、急切的胃口吸收西方科学、文化，了解西方君主制度，并命人把《穷理学》、《几何原本》、《钦定骼体全录》等涉及多种学科的书册译成满文。1713年，他令皇三子胤祉在畅春园成立被誉为皇家科学院的“蒙养斋算学馆”，馆中汇聚了一流的汉满天文、数学家从事天文观测、数理研究，并编纂浩大的《律历渊源》，编纂时间长达十年。
康熙对数学、天文的研究远远超出了爱好者的水平，却已达到了专业水准。除了亲自教授皇子外，他在宫中开设
自然科学的讲筵，向九卿、大学士讲授天文历法、算学、乐律，并多次令国子监挑选官学生去钦天监学习算学、自然科学。优秀的学生留在钦天监任命，参与编纂《历象考成》、《仪象考成》等浩繁的类书，并被派去远方考察制作地图。蒙古正白旗弟子明安图曾以官学生的身份到皇宫听讲，他回忆道：“自童年亲受数学于圣祖仁皇帝，至老不倦。”
天朝出现了穿钦差大臣袍服，佩戴十字架、长须长髯深眼眶的西洋人。每天天不透亮，他们从遥远的住所动身入养心殿讲授，皇帝对他们的亲切是人们有目共睹的。1692年，经过在大臣之间的斡旋后，康熙颁布了天主教赦令：保护教堂、基督徒，允许百姓入教。和欧洲无休止的宗教争端对比，这一中国皇帝颁发的赦教令在欧洲受到了各方的赞誉。
康熙特许传教士在京城盖一座“救世主堂”，并赐下他亲笔写的“万有真源”匾额及诗一首：“森森万象眼轮中，须识由来是化工。体一何终而何始，位三非寂亦非空。地堂久为初人闭，天路新凭圣子通。除却异端无忌惮，真儒若个不钦崇。”
在他们写回国的长信中，耶稣会士从来没有放弃这位东方圣君终将带领全帝国百姓皈依基督教的盼望。
航向中国
一切充满了蓬勃的生机，一切充满了可能。这是人类文明史上东西方交会最好的时候：在老子、孔子的思想中，欧洲哲学家看见了归依于天道的平和理性。同时，中国打开自己，看见了地球仪上远比想像中渺小的中国版图。
透过西洋人的地图、仪器，中国人从另一个角度看见了天穹、地理。耶稣会士继承明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开启的传统，花了十年的功夫完成第一幅有经纬网、实地勘察的中国全图：《皇舆全览图》。古老的帝国开始以另一种眼光来注视世界。1685年，康熙朝开放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连云港）四个对外通商港口。中国向世界开启：在皇帝的亲自领军下，西学深入这以农为本的帝国。
然而在东方文明卸甲、全盘西化的今天，仔细审视康熙和路易十四的交会，我们将发现在这交会中不是西学东传，却是欧洲对中国文明的仰慕，才是真正重要的事件。从1685年太阳王的使者启程去中国一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中国热持续了一百年，从哲学、教育到艺术、生活，中华文明在欧洲文化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痕。
遥远的地球另一端，中央帝国与天和谐共处的生活风格、道德哲学、瑰丽的文明典章向欧洲文明展现了绝佳的典范。17世纪中叶，欧洲正在告别中世纪的巫术、迷信，向理性迈进；遥不可及的中华帝国，无论精神上或地理上的，是它崇仰的目的地。“航向中国”，恍若叶慈诗中的“航向拜占庭”，在贸易、猎奇和传教之外，对于当时的欧洲人有一丝朝圣的意味。
在儒家经典的第一本拉丁文译本《论语》序中，柏应理写道：“在没有神的启示的情况下，理性从来没有显得如此完善、拥有如此大的力量。”16、17世纪的欧洲陷入了各派宗教的角力、持久的宗教战争；这来自东方帝国，奠基在人性之上的人文理性，因此受到了极大的欣羡和重视。
以他著名的单子论——即宇宙多元论为归依，终其一生，莱布尼兹致力于在人世间实现一种超越各种矛盾的和谐。对他来说，欧洲和亚洲之间相互理解、调和，是形成宇宙和谐必要的宏伟工程。他悉心研究儒家、宋明理学典籍及《易经》，在其中寻找和基督教启示神学互补的东方智慧。
东西方之间的相依存对人类的进展至关重要——对于这一点，西方的智者有深切的体悟。在《中国近事》序中，莱布尼兹写道：“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文明仿佛今天汇集在我们大陆的两端：即欧洲，和正如欧洲妆点着西方一般，妆点着地球另一端的中国。我相信，这是命运的特殊安排。大概是天意要使这一双文明程度最高的（同时也是距离最远的）民族把手探向彼此，一步步使位于它们之间的各民族过上更合乎理性的生活。”
在中国人所实践的道德感中，莱布尼兹看见了一种自然宗教。他快人快语：“我们才需要来自中国的传教士。”“不管怎样，我觉得鉴于我们目前面对的空前的道德没落状况，似乎有必要请中国的传教士到欧洲给我们传授自然神学的目的与实践，就像我们的传教士向他们传授启示神学一样。因此我相信，若不是我们借一个超人的伟大圣德，亦即基督教给我们的神圣馈赠而胜过他们，如果推举一位智者来评判哪一民族最杰出，而不是评判哪位女神最美貌的话，那么他将会把金苹果判给中国人。”（《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
他甚至建议西方君主向中国学习，东西方互派文人以发现普遍的真理，以“从中生出奇妙的和谐”。在收到白晋寄来的“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后，莱布尼兹大为振奋，他相信把伏羲的符号延伸出去能发明一种新的文字。以哲学家理想化的天真，他写信请路易十四仿造中国字，创造出一种为各国人民所理解的象形文字。他并表示希望能去中国旅行。不但如此，他还把自己发明，并在伏羲的八卦中得到印证的二进制算法请白晋呈给喜欢数学的康熙，并写信要求加入中国国籍，以表达他对中国的敬意。
对于人类文明，对于人自身，这时生活在欧洲的学者怀有崇高而谦逊的想望。伏尔泰多次提醒自己的同胞：中国人不可能如许多欧洲人所认为的，同时是偶像崇拜者和无神论者。虽然在自然科学的发展上中国不及欧洲，然而“在四千年前，当我们还不能阅读时，中国人已知道了全部我们现在拿来炫燿的那些东西了。”“当您以哲学家身份去了解世界时，首先把目光朝向东方，东方是一切文化的摇篮，东方给了西方一切。”（《风俗论》）
在千年来儒家的经世治国中，欧洲学者看到了完美的模型，甚而提议在欧洲“移植入中国的精神。”对于许多启蒙思想家，中华帝国奠基在最高的伦理原则之上。对他们来说，利玛窦所批评的中国人缺乏尚武的精神不是懦弱，却是一种美德。在伏尔泰眼中，中国独特的道德科学“是最重要的科学”，而中国文官所展现的“礼貌和尊严是欧洲最机敏的权臣所不及的。”
1769年，园艺家、传教士波维尔（Pierre Poivre，1719～1786年）呼唤：“只要中华帝国的法律成为各国的法律，中国就可以为世界可能的模样展示一幅迷人的景象。到北京去！去瞻仰史上最伟大的人，他是上天真正完美的形象。”（《哲学家游记》）
这里所指的伟人是康熙。白晋献给太阳王的《康熙大帝》1697年出版，书中康熙年轻自信的画像成为欧洲人所熟悉的，中国皇帝的形象。同时，耶稣会士多种关于中国的著作：李明的《中国现势新录》、柏应理的《中国哲学家孔子》、耶稣会士写回国的一封封关于中国文化、风俗的长信，以及与中国有关的数百种书册在欧洲（主要在法国）先后出版，引起热烈的讨论。中国美学、立在大地上纯真高大的南京瓷塔、孔子朴实无华的道德哲学在欧洲掀起了意义深远的风潮。
从利玛窦开始，在耶稣会士近一百年不辍的艰苦耕耘后，中国终于深入欧洲人的心灵视野。大量出版中国典籍文献的巴黎成为汉学之都。1814年，法兰西科学院创设汉学讲座，中国研究正式进入西方学术。
不能否认，一部分启蒙学者（如沃尔夫Christian Wolff）对儒家的认知不免有所偏颇和误导，然而莱布尼兹、伏尔泰对于东西文明之间互补的看法恳切、切中时弊。是以一种公正而不乏理想色彩的理性，这两位学者在批判西方文明的弊病时，把视线转向中华帝国、转向中国人通过自然理性来实践的道德传统，以把人类领向更高、更完善的生存之道。他们所推崇的道德精神也正是天传给中国人的核心价值，是中国神传文化最主要的内涵。
在这一中国热的高峰，对中华文明古国的赞叹濒临了信仰的高度：“中国，世界上最高贵的地方，宇宙的中心点，在所有阳光得以照射，万物得以存活之处，那是最荣耀的帝国。”（那法瑞Domingo Navarrete，《那法瑞修士游记》）
从时间的这一端回望，这是一个奇迹式的时代。东西方——骄傲的东西方从未如此接近、从未如此充满了对彼此的憧憬。这是人类文明对于改善自身、完善自身的憧憬。出于什么机缘，康熙和太阳王这一双君王的交会有如完美的镜像，映照出东西文明中真挚、向上的那一面，并赋予了欧洲和中国寻获彼此、提升彼此的历史契机。
本文转自276期【新纪元周刊】“特别企划”栏目
http://mag.epochtimes.com/gb/278/10815.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