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官清廉，这是古代做人的标准之一。当官的人，能做到清廉才算好人，才能传家，并身后流芳。
魏文帝时有个人名叫胡质（字文德），他是淮南寿春人，官至东莞太守、荆州刺史，后封关内侯。其子胡威，字伯虎，晋武帝时官至御史、青州刺史等。父子俩皆以清廉著称于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胡质在青年时代，就是一位品学兼优的人，在江淮一带广为人知。他的朋友蒋济向曹操介绍，胡质的父亲胡通达乃江淮之间一位德高望重之人，曹操大喜，问：“胡通达德高望重如此，其子孙后代如何？”蒋济回答：“胡通达有个儿子叫胡质，也是一位深孚众望的贤者。”
曹操就把胡质召到朝廷，任命为顿丘县县令。后来胡威在祖、父的影响下，少年老成，也因祖、父修身名高而声名鹊起，受到晋武帝司马炎赏识，当了御史。
胡质每到一处任职，就安定一方民生，政通人和，上下称颂。他鼓励农耕，使昔日贫穷之地出现了“广农积谷，有兼年之储”的富庶局面。他治军有法，海防也得到巩固，百姓安居乐业。他当一辈子官，每次因功得赏，都分发给部下，自己不留分毫。到去世时，竟然“家无余财”，人们检视他的遗物，只有一件皇帝赏赐的官服和一个装书的筐箧。
一次，魏国大将张辽与护军武周闹了矛盾。张辽听说胡质是位贤能之人，就想让胡质取代武周，胡质却予以婉辞。张辽认为胡质不识抬举，便找到他不客气的问：“我这样看重你，你为什么这样不给面子？”
胡质回答：“贤能之人的交往建立在相互了解的基础上，朋友得到利益再多，也知其不贪；朋友作战失败，也知其不怯；听到朋友流言蜚语，也不轻信，所以，可终生为友。武周先生是一位雅士，以往，您称赞武先生不绝于口，如今因一点小矛盾就绝交，我胡质实不赞成。再说，我的德才远不及武先生，恐怕也难成将军终生朋友啊！”一席陈词，打动了张辽，与武周言归于好。
有一年，胡威从京城来荆州看望父亲。胡质虽然当官，可家中并不富裕，以至于胡威去看望父亲时没有一车一马，也没有仆人随从，独自一人骑着毛驴上路。途中住宿客栈时，胡威自己劈柴、做饭、放驴。同住客栈的得知他是荆州刺史胡质之子后，无不惊讶，又无不钦佩。
胡威看望父亲后，住了几天就准备骑驴返程。临行，胡质送给儿子一匹绢。就这微薄的一匹绢，父子还差一点儿闹了误会。胡威问父亲：“父亲向来清廉如水，儿子不知此绢是何故得来？”胡质解释说：“这是我用自己俸禄买来的，用来给你作盘缠。”胡威这才放下心来。
胡威启程回京城，没想到从荆州出发，就遇到一位同行人。这位同行人把胡威沿途的食宿预先全包了，胡威执意不肯，经反复询问，才知同行者是胡质手下的一个都督，请假回京探亲，听说胡威也要回京城，便与胡威同路，尽一点讨好之意。
胡威听罢，立刻把父亲给的那匹绢给了同行者，辞谢后各走各的路，回到京城后，把此事写信告诉父亲。胡质查明后，将那位都督罢了官。胡质父子就是这样不买逢迎拍马人的帐。
胡威后来在西晋当了御史，他继承乃父遗风，在皇帝面前也敢提不同意见。晋武帝在吏治问题上，上宽下严，朝廷高官有错误也可视而不见，对于尚书郎以下的官吏，有一点错误，就严厉处分。
胡威便上书进谏，指出如此宽严失当，在法律面前不平等，是错误的。晋武帝说：“尚书郎以下的那些小官，严惩也无所谓。”胡威反驳说：“微臣所陈之谏言，不是说皇上对下级官吏严格要求不应该，而是说对像微臣这样的高级官吏，也要严格要求。只有对大、小官都高标准、严格要求，国家才可大治，天下才可太平！”晋武帝采纳了胡威的谏言。
晋武帝非常佩服胡氏父子的为人，一次，他问胡威：“你和你父亲相比，谁更清廉？”胡威不加思索的回答：“我不如我父亲。”晋武帝又问：“为什么？”胡威回答说：“我父亲清廉不愿意让人知道，我是恐怕别人不知道，所以我比我父亲差远了！”晋武帝认为胡威的回答“直而婉，谦而顺”，并对他进行了封赏。
胡质、胡威父子对上级不正确的决策，敢于直谏。他们当官，既不靠逢迎拍马，也不靠贿赂开路，靠的是人品和才干。只想为百姓做好事，不想谋私，所以，做起事来才堂堂正正。上至皇帝、下至黎民百姓都同声称赞胡氏父子为官清正、家风高洁、子继孙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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