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孙家花园监狱(11)
（七）监狱医院里临死前的饿殍(1)
1962年5月的一个早上，我醒来就感到发烧，咳嗽不止，胸部气闷而疼痛。后来疼痛加剧，晚上一睡下便感到胸部受到尖锐的刺痛，三天三夜不能入眠，且发烧到39℃，医生判定为外感引发胸腔积水，窜入胸腔所致。
于是我便被送往医院，进一步检查，确诊为急性胸膜炎和胸腔积水。当即便留在医院里住下了。后来，医生为我抽出了胸腔积郁的黄水，打了几针，病情有所好转。胸不痛了，烧也退了，只是骨瘦如柴了。
又过了几天，稍能行走，我便怀着好奇心，打听到对面的几间病房是专门住国民党高级军官的特级病房，一来，想询问一下我父亲的下落，二来也想了解一下一下这些“高级犯人”的情况。便在一个下午吃过饭后，私自走进了那编号为02的房间。
一走进去第一眼就觉得与大病房有所不同，病床的床位很宽松，若大一间房间只有两张病床，住着两名六十多岁的老头。我进去时正碰到他俩正在分护士刚刚送来的一盅“流汁”，那长脸的老者正将流汁倒进两个盅子里，让那圆脸的先拿，两人一付认真的劲头丝毫不亚于大监房中的犯人。最后还争着去刮那送来盅里的残羹。
他俩喝完了自己的流汁，便向我投来陌生的询问。我开始问他们知不知道我父亲的情况，说出他的名字后，他们都摇头并不回答，眼光里含着长期蓄养的警惕。我又问道：“听说你们二队供应优惠得多，每月每人还有二两白糖？”
哪知道，那圆脸的老者一脸不高兴，板着脸向我正色道：“你是那队的？到这里来干什么？”闻得其中不甚欢迎的口气，我正要回答，那长脸的却开口道：“你问这些干什么？你难道不知道住院规定，病房里的犯人是不准窜病房的？按照监规也是不准窜队的么？”
那口气分明在训斥我，我还没有认真思索说错了什么话，便被下了“逐客令”，讨了这个没趣，一脸羞愧的走出他们那房间，心中老大的不畅快。
想到两位在“旧社会”还颇有地位的人，到这儿来怎么会变得如此的猥琐？连那口流汁都要斤斤计较？是被长期监狱训驯得如此，还是他们本身就养出的防范和忌讳？难道这是一个衰落民族阴暗的心理？看来，在这个牢房里打听父亲的下落，除了一种偶然的缘分，人海茫茫，监狱封闭得比铁板还死。
两天后，由两名犯人抬着一个担架送来了一个大约五十多岁的病人，据说是重庆某看守所的在押犯，那已快入头伏的夏天，病人被白色的床单遮得严严实实。只有头颅在外面，一张像骷髅的惨白的脸，双目紧闭，处在昏迷状态。
护理人员和抬担架的七手八脚将他抬下担架，安置在最里面的病床上。我们这病房一共安放着八个病床，全是呼吸系统的病人。除我之外其余病床上全是生命处在旦夕的重病人。
那刚刚送来的病人，经过医生的一番忙碌，打过强心针后，输液架便在他的床边升了起来，不知道是因为护士手艺太差，还是这个病人的血管已经细到难以用输液针头插入。打针的护士费了将进一个小时，才将针头插进病人的血管中，过了两个多小时，病人才渐渐地清醒过来。醒来后便一个劲的狂咳，从那撕人心肺的哮喘中，令人感觉到他正在同死神作最后的较量。
那天晚上，同房病人被他的咳嗽声吵得无法入睡。没有人陪伴他，医生指定刚刚退了烧的我为他义务护理：在每一瓶葡萄糖药液输完以后为他传唤护士，按时给他服药和喂开水，喂流汁，接小便，以及晚上等他输完液后，拨下针头……
第二天上午，他似乎清醒过来，睁开眼睛，轻声地嘀咕什么，可是那声音低得来根本无法使旁人辨听。只见他做着手势，示意希望能坐起来，我便扶他坐起，那一身真算是骷髅架一般，将被子塞在他的背后，刚刚坐定，又是一阵猛咳，见他用手指着小便盆，我连忙递了过去，便见他口中吐出一口血来。
九点光景，护士又给他输液，要我替他捉好昨晚输液的手，我细细看去，那手背早已肿得像发泡的馒头，手背上已扎了二十几个针眼。看来，是无论如何都找不到该在那里扎针了，只好换一个手，又废了好大的劲才给他输上液。
虽面对着这个命在垂危的人，从他那黑洞洞口中艰难喘出带着血腥的臭气，令人沤心和窒息，但受同情心的驱使，我还是很细心照顾着这素不相识的病人。
他的三餐是由医生决定的全流汁，所谓全流汁只是普通的豆浆或藕粉，每次我用小匙喂进他的嘴里，但他只喝了几口便摆手，中午配给他的是稀饭和馒头，他每次也只喝几勺稀饭，将馒头紧紧的捏在手中。
看得出他心中好想吃那白花花的“美食”，可惜已咽不下去了，如此紧捏着，足足两个小时，也许再也捏不住时，才缓缓地松开手指，馒头掉在床上。
同室的病人见到纷纷议论开了，一个说：“唉，活着的时候，想吃却没得吃，现在病成这个样子，有吃的，却又吃不下去了。”一个又接着说：“看他那样子隔死也不远了，还打什么针吃什么药？”一个又说：“也不知政府通知他家里的人没有，听护士说，这个人还是长航局的一个副局长。”另一个人接着说：“当官的又咋个？进来都一样，当官的也尝尝当犯人的滋味。”(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