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大鸣大放”(5)
对政治的戒心，必然使我们这些孩子成为政治的盲人和懦夫。
从美国归来的董时光先生在西师任教，他在鸣放会上发言，以两个国家、两种制度、两种人民生活水平的对比，来说明他的观点——共产党在执政上的专断独裁。
重大邀他来向全校作了一次近似民主沙龙的演讲会，他的演讲，给从小就受中共传统教育而闭塞的大学学子们，开了一个认识世界，自由思考的窍。可那次我却没有去。
倒是马开先去了，她回来向我传达，显露出受益匪浅的快感。她说：董先生所讲的全是两种制度的对比，全用事实说话，比方说，在美国，学校的一个教师和学生，可以就学校设备、教学安排、乃至于教师待遇向校董事会提出质疑，而校董事会必须给予答复，凡正确的，需采纳并出示改正时间。
还有，美国政府必须遵守美国宪法，尊重任何人的意见；任何人有权批评政府，并通过议员弹劾政府官员，等等。
其实，对这些方面的了解，我们已从报刊文摘中略知一二，只不过被中共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民主自由是有钱人的民主，在那里被剥削的阶级过着被奴役的牛马不如的生活”所歪曲，加上不断的政治运动，将崇美恐美当成了极大的反革命罪恶，不敢正视和思考。
在整个大鸣大放中，我完全处于无知之中，愚昧使我们失去了对世界潮流和进步文化的任何接触，失去了对民主社会的了解，失去了真正生活的一切动力。
压抑使愚昧顽固化，愚昧使压抑合法化。
大鸣大放触动了我们长期的压抑和愚昧，我们开始感觉到，我们真是长期处在愚昧和压抑之中的可悲人类！这种状况仍是毛泽东的基本思想保证，要不然，为什么毛泽东视“民主”为洪水猛兽，一有露头便要彻底铲除；要不然他何以在生前掀起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毛氏极权再明白不过，中国人一朝明白了自己愚昧和压抑的可悲处境，独裁是很难坚持下去的。
对于大鸣大放将预伏着一场比反胡风运动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的狂风暴雨，更是我们这些闭塞的年轻学子们想不到的。
有“百花齐放”的政策，有各级党组织对知无不言、言者无罪的庄严承诺，谁会想到等待“言者”们的是手铐和监狱！
直到谭天荣在北京大学刷出了争取民主自由的大字报；林希翎在北大发表演说为胡风鸣冤；四川大学冯竹君发出争取民主自由的声音时，重庆大学才站出了一位冶金系团委书记蒲世光，贴出了一张署名“非团员呼声编辑部”的大字报，旨在替家庭出身不好的非团员学生们，喊一声“反对唯成分论”罢了。
即使如此，全国大学生们的思想仍没摆脱“愚昧和压抑”的牢笼，也绝没超过中共思想的封锁圈。
谭天荣的大字报是以“中国共产党万岁”，“自由、民主、理性人权万岁”的口号为结束语；林希翎所呐喊出的民主依然是“社会主义民主”。这种在压抑之下的呼喊，这种同共产主义理论“靠拢”的姿态，并没有丝毫感动毛泽东。
已步入专制迷的毛泽东，此时正在酝酿一次大规模的“阳谋”——向民主疯狂挥动屠刀的“阳谋”。连蒲世光这种对“唯成分论”的小小反对声，也没有逃掉残酷的镇压。蒲世光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罪，被捕入狱，并被处以二十年徒刑，尽管这个取名“非团员编辑部”的全体成员只有他一个人。(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