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之道判释》绪言

黄鹤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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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郁郁乎文哉,吾从周”1距今已两千多年了,其一部《春秋》史,也不过是“述而不作”,然其留下的历史文化遗产,竟让华夏民族传承至今,成了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标签。孔夫子俨然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代名词。然而,自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成为各朝代的显学。于是乎,各种解释儒学的文章、书籍纷纷出笼。有“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有讲“仁义”之道,“仁礼”之道的;有称为“君子之学”,“成德之学”的;有说“人道”,有说“天道”的;或说“仁义礼智信”,或是“孝悌廉耻忠”的。这个儒家学说,可说汗牛充栋,五花八门,莫衷一是。当年孔子创立他的学说,似乎没有那么复杂:“吾道一以贯之”,说“仁”,克己复礼而已。

孔子编纂《春秋》史,对鲁国几百年来的兴衰做一个史实的记录,其并没有加上个人的看法或论说。其周游列国的政治主张及其弃政从教的言论,零碎散落在《论语》一书里。《春秋》不过千把字,《论语》孔子的话也不过几千字,加起来也不过万把字而已。何以一个人说出的万把字,竟让华夏子孙几千年来乐此不疲,研究又研究,逐摸又逐摸,产生出庞大的学问来?不管你是支持还是反对儒学的中国人,都得承认这个孔夫子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真是千古一圣夫子哉!可以说,没有一个人能像孔子这样享受此一殊荣。

我们既然无法逃离这个儒文化圈,何不对其进行检讨和批判、反省其自身?到底当今提倡的“儒学”、“国学”有多少价值和意义?

自孔夫子创立其“仁礼”学说以来,其学术路向至少有两次大的变更:孔子讲“克己复礼为仁”被孟子提倡为“仁义道德”。“礼”在孟子那里被淡化了,他以义理来实践孔子的仁,只把礼作为门坎迈过就以义来主导行动路线。也就是说,他继承孔子孙子思《中庸》那一套“心性”学说。这是第一次路向变更。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孔子的学说就立为儒学的正宗了,而且还将孔子以前的经典据为儒家所有,所谓的“四书六经”。《诗》、《书》、《礼》、《乐》、《艺》、《易经》等都是儒家的经典。最明显的是《易经》,被儒家据为“首经”。这第二次变更就大了,由孔孟之道变成儒术,其内容就不单是孔子和孟子的学说,还包括以前“三皇五帝”的学说。太史公说“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2如此我们来审视儒学,就有些繁杂广博了。到了宋明的“理学”,将人道与天道相连接进行论述。其以《易经》、《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五书作为理论基础,对孔子的“仁学”进行系统的改造,基本上完成了儒学的形而上学道德观。儒成为教,已无可懈击。到了清代,也只有经之考证学而已。梁任公说,“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其在我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3而民国出现过一阵的新儒学,不久则被共产马列主义所淹没。此应该是有思而无潮,见不到我国文化昂进之时代。

到了今天的中国,突然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提倡所谓的“国学”。这个“国学”是什么东西?国家之学?中国之学?中华传统文化?不甚了了。以当今“闹孔、尊孔、拜孔”为能事来看,儒学为主流是不会错的。然,这比民国初年袁世凯大闹尊孔风潮更复杂。袁氏就孔子而尊孔,而今的“国学”,其范畴更大,“儒、道、释”以及“墨、法、名家”都可以纳入国学的范围。而当今的“马克思主义”为当朝执政的理论基础,是否亦属“国学”?这个“国学”的概念之模糊与不清,可见一斑。

我们从历代皇朝解释、应用儒学可以看出,当初孔子创立其学说是极其单纯的,他“述而不作”,只不过把周王朝的典礼制度记录下来而已。后经子思、孟子发扬,成为“仁义道德”的“孔孟之道”;再后一点,就变成五花八门的“儒学”了;如今又成为“国学”的热门。这可就热闹了:他们对儒学进行量身打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随心所欲地为我所用。据我的观察,目前有如下现象:

一是一些反孔人士,胡乱拿出孔子的一两句话,大批特批一番(其实那套东西也只不过是“五四”以来的陈词滥调),以为这样就超过孔圣人了。当今中国人在一股狂躁热的鼓动下,想做思想家的人太多。你也不想一想,历代以来的那些“鸿儒俊杰”是吃干饭的吗?你还没有驳倒这些士大夫和那些智者,就想超过孔圣人,不是有些妄自菲薄吗?这类人自以为聪明超过古人,不把古人放在眼里,我敢说他们根本无法进入古人的学术氛围中去。这种轻佻侮慢的流水账,能在孔门面前拿出什么东西来就可想而知了,除了谩骂还是谩骂,根本无学术可言。

二是一些想像力非常丰富的学者,他们完全抛开传统的章句注释学和训诂学的方法,异想天开地做另一种诠释。这一派有疑古派的遗风,不能说其考究一无是处,但总的来说已把古典搞得面目全非,无可依据了。这类标新立异之人,也是狂躁热潮流的漂浮者,以奇技异巧来博取读者的喝采。这类学术在大陆特别兴行,新观点、新思维特别多。让人读了眼花缭乱,莫衷一是。

三是儒家的铁哥儿们派,对孔孟特别忠诚,崇拜得五体投地。孔孟的话句句是真理,“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这一派基本上沿着历代儒家的路子走来,亦步亦趋,对儒学下了不少功夫。其对儒的正面优点,发挥得很不错。但由于其信仰度太深,一叶障目,竟然看不到儒学的一点缺失。

本人,老庄道学之人也。因缘汇聚,要作老庄道无哲学的研究。因魏晋及宋明时期儒者多讲天道,贫道也想看看此道与老庄之道有何不同,探个究竟。不慎就掉入孔孟之道的书斋里,找来“四书五经”读一读。不想这一读,倒读出些味道来:孔孟之道,有很多东西真的值得挖掘,于是就萌生要写一写孔孟之道的想法来。此论,可说是“无心插柳”。此柳是否成荫?不是贫道所思所虑之在。游刃于圣哲之门,“涤除玄览”,不亦乐乎?贫道不才,不敢造次,对孔孟之道不敢说有深刻的认识,也没有渊博的学识。但贫道是个坐忘之人,没有反孔派的愤世疾欲,非要打倒孔家店的架势;也没有尊孔派的敬仰崇拜力量,非要立起一个偶像;更没有投机取巧派成名成家的利欲心,要做一个哗众取宠的思想家。我对孔孟之道的看法,是在老子“玄览”的超然境界上,试图靠近古人,阅读古人,把他们作为一个可歌可敬的智者进行论述,尽可能地还原他们的学术要旨,还他们的一点真面目。当然,斯人已逝,孔孟离我们的时代也久远了,有谁能真正担保说掌握了他们的学问?而且儒学是历朝历代的显学,有关孔孟的学问汗牛充栋,很多学问都被人做出来了。我又能从这老生常谈中拿出什么新东西?这也是鄙人诚恐诚惶、不敢多作造次的原因。故鄙人不敢以“论国学”、“论儒学”等来做大学问,而以“孔孟之道判释”来观解,也可算作有点自知之明吧?中国国内某些反孔健将如黎鸣等,自吹他是青年学子的新台阶,专以“逻辑学、科学方法论”来吓人。他说出一大堆逻辑:什么形式逻辑、先验逻辑、信息逻辑等等,说中国人因为信这个没有逻辑学的孔丘几句话,全都变得愚蠢了。把孔子和《易经》骂得一文不值,说全是垃圾。看来全中国就他一个人聪明,好像是因为他懂得逻辑学?乖乖,有逻辑就“大甩”了?没有逻辑学就是蠢蛋?对此,我则是敬谢不敏的。他们如此数典忘祖,崇洋媚外,恰恰把中国古典不讲逻辑学的特殊学问忽视了。不过在这里我也很乐意地告诉这些人士,正因为他们用逻辑、科学实证的方法去审视古人的东西,特别是中国古人的东西,才造成他们与古人的割裂,不懂得古人何之所言。用哲学家熊十力先生的话说,这些人只懂得用“量智”,而不懂得用“性智”。用“量智”,整部《论语》、《易经》就是乱七八糟、毫无逻辑性的一堆废话;而你用“性智”,则你就能读出许多与你心心相照应的东西了。黎鸣等虽然懂得一点逻辑学,但他们是不懂得什么叫“性智”逻辑学的。贫道最厌恶的就是用辩证术做学问。说不出自己的东西,没有自己的东西,模棱两可,这看似道貌岸然,实则是孔子说的“乡愿”而已。(待续)@

1《论语》,蓝天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47页。
2《史记》,中华书局出版,2005年3月第一版,2487页。
3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市中国书店出版社,1985年3月第一版,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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