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27日讯】《野火集》传进中国的高等院校的时候，我刚刚考进北大的国际政治系政治学专业。当时的我，正在试图确立自己的人生方向。曾经是共青团干部，曾经要求加入共产党的我，这时已经开始意识到原来觉得毋庸置疑的现行制度，其实并不是我理想中的样子，而中国需要的自由，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努力推动的。问题是，应当如何去推动？
这个时候，《野火集》的意义在于：第一，它让我看到了一种选择，那就是，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以个人良知为基础，秉持社会责任，以话语的力量瓦解与攻击旧的秩序与观念。对于理想主义热情高涨的八○年代大学生来说，这样的选择是最有吸引力的，因为毕竟，我们的职业道路是与追求真理的知识探寻息息相关的。体制内的从政之路与体制外的革命之路都还不是最现实的选择。这就是《野火集》得以在北大等学校风行一时的深层原因；第二，龙应台的行文风格极具魅力。对于我们这些感受到一定程度的政治压抑，又寻求答案的人来说，〈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这样的文章等于代我们喊出了内心的愤怒，同时又以清晰的逻辑论辩在我们心中引起共鸣。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感受。记得当时我们政治学专业的同学办了班刊，取名就是《野火》，由此可见《野火集》当时在中国的影响力。可以说，龙应台是最早开始以话语介入中国社会变革的台湾知识分子之一。这种介入，汇合进八○年代中国启蒙运动的洪流，最终引发了一九八九年的民主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讲，龙应台放的这把野火，曾经烧遍了海峡两岸。
现在在《野火集》问世二十周年之际，回顾《野火集》的意义与影响，我认为至少有两点是值得讨论的：
第一， 对自由的追求与维护是不分地界的。龙应台当年的文章打动我们的，并非她具体批评的台湾的社会现象──对此我们了解很少，而是那种批判的精神和批判的立场。华人世界是一个共生共荣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健康发展，影响到共同体内每一个分支的利益。但是，今天，面对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的构成的复杂环境，华人世界的公共领域有没有可能整合，话语力量的支配有没有可能发挥更大效用，《野火集》曾经起过的作用有没有可能在这种整合的基础上重新出现，在在考验着今天的知识分子。简单讲就是，今天的知识分子还要不要像当年的龙应台那样去积极地介入社会？
第二， 《野火集》集中批判的是社会现象，是人心。这一点至今仍然有启示意义。就是说，当我们目睹政权转移之后，仍然存在的种种问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认识到，其实社会的内在改造，包括社会观念、社会伦理等等的改造才是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一个社会，如果连基本的伦理规范都还有待建设，这种时候唱一些道德层面的高调是没有意义的。中国人连龙应台过去批评的一些小毛病，比如公众场合大声喧哗，都还不仅没有改变，还理直气壮的时候，你怎么可能指望他们可以理性地心平气和地谈论两岸关系呢？
因此，我一向以为，二十年前的野火，并没有烧尽民族精神深处的蔓草。这把火，有必要再次点燃。
《中国时报》，二○○五．五．十八
──原载《理想主义的年代》;“允晨文化”授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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