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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裔美众议员吴振伟:坚持信念表里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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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4月18日讯】 中央社记者吕怡青专访: 美国首位华裔联邦众议员吴振伟这几天来台访问。因为在国会表决中投票反对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地位 (PNTR) 而开罪了商业团体,使寻求连任受到挑战的吴振伟说,投反对票是基于对民主法治的信念,但他这种不计政治后果、始终表里如一的坚持,终能再获选民信赖。

在接受记者专访中,吴振伟的话题广泛,提到撞机事件,他说,随着中共释放二十四名机员,美国与中共的军机擦撞事件暂时告一段落,双方关系不至于受到进一步损害﹔至于对台军售,美国行政部门有义务也有必要依照相关法令,提供台湾需要的防御性武器。

谈到个人成长经验,出生在新竹、七岁移民美国的吴振伟表示,自己在成长的过程中面临过许多的挑战,但因美国是个开放进步的社会,自己才能够有许多机会不停地尝试并实现理想,最后甚至凭借着自身实力和坚强信念,从一个以白人选民占大多数的地区顺利踏入政坛、为民众服务。

尽管吴振伟曾成功地为奥勒冈州州民争取到兴建大型医疗中心、轻轨车道和研究计划补助的联邦政府经费,然而在寻求连任的过程当中,最引人争议的部分,其实是他在国会中表决是否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地位法案时投下了反对票。

  由于奥勒冈州目前正积极发展高科技产业,有六分之一的职业必须仰赖国际贸易,吴振伟的决定虽然赢得了劳工团体的支持,但却无可避免地开罪了奥勒冈州的商业团体。其中,许多华裔人士弃他而去,甚至还有人不客气地指责他明显违反亚裔人士的利益。

对此,吴振伟表示,投下反对票纯粹是基于个人对民主法治的信念,而这种不计政治后果、一路走来表里如一的坚持,最后竟然扭转了原本不利的选情,终能再次获得选民信赖。

  以下是吴振伟的访谈摘要:

问:首先请您谈谈对中美军机擦撞事件以及即将举行的对台军售会议的看法。

答:我想这个事情很清楚,那是一架正常的美军侦察机在国际领空进行合法例行的侦测任务,而且完全有权利在当地飞行。随着中国大陆释放二十四名机员,这个事件目前算是暂时落幕,因为双方都很清楚,如果再继续僵持,将可能对美国与中国大陆的关系造成损害。

  我认为美国政府向不幸丧生的飞行员和其家属表达哀悼之意是十分恰当的做法,不过,中国大陆方面并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去径自扣留机员长达十一天。

至于对台军售的问题,我认为美国一直善尽义务,依据台湾在国防上的需要,出售适当的防御性武器﹔美国国会相当认真看待军售这件事情,而行政部门会在这个月底和台湾代表咨商并做出最后决定。

在这里,我仍然希望行政部门能够依照相关法令办理,而且针对台湾的合法需要做出合理考量。

问:睽违数年之后再度回到台湾,能否谈谈对台湾的印象?

答:过去不论是以律师工作身份或是个人探亲的名义,每次回来都会感觉到台湾的不同,台湾改变得可说是相当快速。

  我当年离开的时候是一九六一年十月,再次回来则是一九八一年夏天,从那时候起,我开始有机会偶尔回来,尽管交通还是有点乱,但整体来说,台湾一直朝正面的方向在改变,而其中一直抱持着远见是很重要的。

问:如今许多人都在谈论著吴振伟的成功。然而事实上,您当年移民美国时只有七岁,还是个小男孩,如何去应付生活中面临的种种文化冲击?

答:一个人一生中总会面临到许多挑战和调整。我在纽约上州的一些老邻居们都还记得我当时和其他小朋友们玩在一起时的情景,大家差不多都是七岁,我一句英文也听不懂,其他孩子当然也听不懂中文,可是我们竟然也能够玩在一起,彼此用各自的语言交谈着,不过我自己已经不太记得这一段了。

我只记得自己在学英文的过程中的确很辛苦,面临了很大的挑战,不过,所幸美国是一个开放的地方,有着开放的文化,这毕竟是个充满机会的社会。

  纽约上州的孩子们一般来说对我都很友善,后来移居的奥勒冈州也是一个开放进步的地方,就像尽管选民和我的外表不一样,但却选了我做他们在华府的代表。

  这不是因为我是最优秀的华裔美籍候选人,也不是因为我是最优秀的亚裔美籍候选人,而是因为他们的心胸开阔,觉得我可能是代表他们利益的最好候选人,如此而已。

问:您在史丹福大学主修生物学,后来又如愿进入哈佛大学医学院,可是后来却选择休学,并在一年后进入耶鲁大学法学院,可否谈谈这其中的转折?

答:我总认为,担任公职可以、应该而且必须为人民生活带来更好的改变,我在自己的生活中充分看到这点。

我父亲在我只有四个月大的时候前往美国纽约上州地区攻读硕士学位,妈妈、姊姊们和我必须留在新竹–只因美国当时不合理的移民政策使然,让我们一家人必须分散两地,我父母就这样被迫分开了整整六年,日子非常难熬,我可以说,如果没有后来的重聚,也许他们的关系甚至无法维系下去。

后来拜选举之赐,我们的生活有了一些改变。我记得那年甘乃迪和尼克森的选战相当激烈,程度几乎不输去年布什和高尔的竞争。甘乃迪后来当选总统,大笔一挥,在上任两个月后放宽了移民法,我们一家人也得以在半年后到美国团聚,现在想起来,真是那场选举改变了我的生命。

选举可以让事情不一样。一个公共决定可以让事情不一样,对此我一直深信不疑,我想,刚经历过一场大选的台湾民众一定很能够了解,而这也是我决定从学科学和医学转到学法律甚至从政,这背后的最大动机。

问:令人好奇的是,一般的亚洲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成为成功的医师、工程师或科学家,您的父母同意您后来从政的这个决定吗?

答:如果是二十年前,我向父母提出自己未来可能会投身政治,我父亲一定会非常非常地担心,而他对我放弃学医这件事也一直很在意,不过你看,现在已经有愈来愈多华裔人士出来从政。

每当有机会对华裔人士演说时,我都会鼓励华裔的父母以更宽广的视野去看看他们的孩子究竟想做什么,为人父母者关心自己孩子的前途固然无可厚非,他们爱孩子,希望孩子选择风险较小、较有保障的职业也没有什 不对。

可是我认为,所有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容易在自己怀有高度热忱的领域里成功,这种说法对很多父母来说就很难接受了。我告诉他们,如果孩子有兴趣的是艺术、科学或新闻业,那么,硬要孩子从政就会很辛苦,反之亦然。

问:您一直不断谈到挑战和适应的过程,那么让我们谈谈选举。当时您在国会表决给予中国大陆PNTR法案时投下了反对票,这和许多华裔人士的利益可说明显冲突的,也让您的选战打得备极艰辛,当时您是如何度过难关的?

答:没错,我的投票不只是和亚裔人士意见产生冲突,和选区内最大商业团体的利益也明显背道而驰。

事实上你知道,在出任公职之前,我原本有一个令人称羡的职业和再令人满意不过的生活,我以诚待人,也坦白地和他人分享我心中的种种想法。

争取经费建立轻轨车是当然是我的部分职责之一,但是我很高兴这个社会还有所谓的核心价值的存在,让我能够毫不犹豫地做出决定,并且忠于自己的信仰。

事实上,就算输了选战,我大不了回去过以前的生活,但选举最后的结果却是:许多选民肯定我对改善民生议题的努力,也认同我为人表里如一、不计政治后果做我认为是正确的事。

我信守竞选承诺,不论承受的压力有多么大﹔而讽刺的是,我的主张最后不但没有变成选举时的负数,反而还带来了加分效果,因为奥勒冈人觉得,“好吧,这个人和其他口是心非的政治人物不一样,他对选民坦白,也勇往直前。”

其实,我当时投下了PNTR的反对票,纯粹是因为我坚持民主、人权和法治的重要,你无法强迫其他地方做出什 改变,可是你可以努力为那些希望改变的人民做些什 事情,至少给他们一点呼吸的空间。

问:最后,您认为人们如何在一个社会中一方面融入同化自己、另方面又能够不失去祖先的文化特色?

答:这真的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我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因为包括我自己,都还一直在努力地摸索、调适。

  我希望我的孩子在小时候就开始学中文,当然,在长大之后,他们也可以学其他不同的语言﹔不过我认为,和过去维系某种关系是一种人性基本需要,而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就在于如何维持着对“根”的意识,同时又能对任何不同的文化保持开放的胸襟。

  未来和过去是紧密结合的,如何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实践,是一项很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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