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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曉波

民間只有堅持非暴力抗爭,具有不怕威脅和保持尊嚴的品質,具有敢講真話和不低三下四的勇氣,在每一起人權迫害案件發生時向迫害者說“不”,才能讓獨裁者們懂得:不公正秩序、專橫權力和暴力加謊言並不能永遠暢通無阻。才能對當局造成一種壓力,才有可能讓獨裁者們有所畏懼和收斂,並作出某種讓步。沒有來自民間的足夠壓力,單方面地期待獨裁者的良心發現和主動放棄專橫權力,無異於癡人說...
對於生活在國家恐怖主義之下的人來說,當用手投票的權利被剝奪之後,當和平地表達異見屢屢遭到迫害、甚至連基本生存空間都充滿恐怖之時,逃向自由的用腳投票就是另一種方式的反抗和不服從,也要冒極大的風險,有勇氣者方能踐行。逃往這一行動本身,除了逃亡過程的風險之外,起碼還表示:人是追求自由的存在,沒有任何理由忍受強權所造成的恐怖秩序,特別是由權力濫用所帶來的恐怖,尤其令...
對於中國改革來說,除非改革的方向由維護獨裁政權和權貴利益逐漸向旨在擴展人的自由轉化,中國社會的精英階層及其他健康力量,除非能夠逐步約束獨裁政權的為所欲為,並以建立公正規則為己任,否則的話,中國未來的遠景就是:當經濟發展難以為繼之時,社會動亂將不可避免。
在“一切為了十六大”的口號下,黨權是怎樣肆無忌憚地濫用,而本來就無權的人民又是怎樣被隨意侵犯,甚至就是生活在沒有“緊急狀態法令”的緊急狀態之中。這種充滿恐懼的緊急狀態,隱藏在主流媒體的一片歌功頌德中,是由確保十六大順利召開的各種公開的和不公開的禁令製造出來的。由於要確保黨權分配時期的社會穩定,中共高層的草木皆兵式的恐懼,再次凸現了黨權與民權之間的尖銳對立
當代恐怖主義的可怕,乃在於它的徹底“超限”,恐怖分子在實施屠殺前,大都要進入一種瘋狂的嗜血狀態,即超越任何法律的道德的理智的約束,也超越每個人對自己生命的珍惜,可以利用任何高科技手段發動令人難以想象的大規模屠殺。如果人類不主動出擊,不先發制人地對恐怖主義實行有效的打擊,在劫持民航客機製造了9·11災難之後,下一次,很可能就是更可怕的核武器和生化武器的恐怖災難...
在大陸,一方面是怨聲載道,另一方面又是調笑遍野,與財富分配的兩級分化相適應的是國人在人格上、精神上的極端分裂症流行。在面對獨裁強權的無可奈何之中,小道消息、政治民謠和黃色笑話,成為"六四"之後中國的一大奇觀,既是人們發洩不滿的最好工具,又是人們尋求輕鬆的上佳調料。當屢遭野蠻壓榨的農民正在衝擊縣政府之時,中心城市的百姓們卻在電視機前笑呵呵地收看"快樂大本營"等...
被統治者對現存秩序的或主動或無奈的認同,是長期獨裁制度養成的“好死不如賴活著”的馴順,是中心城市和整個精英階層被利益收買,成就了江澤民政權穩定的民間基礎。如果說,毛澤東時代的穩定,是靠強制的平均分配、意識形態勸誘力和領袖個人的超強權威來維持的,那麽鄧、江時代的穩定,就是靠對精英階層的發財致富欲望的大釋放、對底層百姓的維持溫飽欲望的滿足和徹底的實用主義機會主義...
當權力操控變成匿名化非個人化之時,它就是一架自動機器,無數技術官僚被配置在這架機器之內,以專業手段、最新技術、實用主義說辭和機會主義靈活支撐著它的運轉,那些執行操控任務的官員,甚至也會在被操控者面前表現出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顯得很有些“無辜”——機器一旦轉動起來,我們作爲工具性的齒輪和螺絲釘,也就只能隨著轉動,否則就會粉身碎骨。
在党權爲重而人命爲輕的制度下,多少無辜受難的生命被獨裁制度第二次扼殺——跟隨肉體毀滅的是謊言對亡靈的褻瀆。……太多的死于人爲事故的無辜亡靈,本應該獲得自己國家下半旗致哀的尊重,但在制度性的對生命的輕蔑中,亡靈們得不到起碼的尊重;冷酷,剝奪了應有的敬畏和憐憫;謊言,掩蓋著生命被無辜剝奪的真相。幾千年瞞與騙的屠夫制度和冷血文化,究竟還要把生命當兒戲耍弄多久!我們...
執政黨爲了加強其財政能力和宏觀控制的能力,在政策上和立法上儘量擴大中央政府的稅源,壓縮地方稅源;在宣傳上大力提倡納稅意識,打擊偷漏稅行爲。但是執政黨所提倡的納稅意識完全是本末倒置的:只講納稅人的義務,卻不講納稅人的權利;只強調偷漏稅違法,卻從未強調納稅人的知情權、監督權、否決權和罷免權。因此,不改變歧視性的制度和人治,不廢除權貴階層的牟利特權和法律豁免權,不...
阿扁斷定,這是正面表達臺灣主流民意的最佳時機,因爲心虛的中共面對來自民主臺灣的正面挑戰,最激烈的反應,也就是象李登輝時代的大規模軍演而已。毛澤東時代中共做不到的事情,江澤民時代也無法做到。
我們在指責西方人之前首先要反省亞洲和華人世界、特別是我們自己。日本和南韓等民主國家,何時對中共提出過人權問題!港臺精英們的表現就更等而下之,非但不對中國糟糕的人權狀况提出質疑,反而爭相向中共政權獻媚。而我們自己的精英呢?更是在小康時代裏活得聰明自在。從根本上說,中共不尊重起碼的人權標準和道義規則的行爲,首先是國人自己在利益的計算中默認了,用出賣道義換取既得利...
在目前的情况下,任何一方的激進行爲——中共動武或臺灣獨立——都不符合美國的全球戰略利益,因爲那將迫使美國在時機還不成熟之時提前攤牌,美國也就被提前逼入了成本高昂的背水一戰。美國最不願意看到的是台海危機提前引爆,所以不會支援極可能破壞其全球戰略時間表的台獨公投,更不會允許中共的武力犯台。
中共害怕臺灣公投,實際上是害怕民心所向,儘管中共一貫自我宣稱:統一是包括臺灣大多數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的心聲,但是中共心中非常明白臺灣的主流民意是什麽,起碼不想在大陸的獨裁制度沒有改變之前就談統一。如果中共政權的心中所想真如其口頭所言,也有對民意的尊重和對人民的信心,何必害怕公投呢?公投的結果,說不定是主流民意希望統一,豈不就非常容易地解决了困擾兩岸幾十年的...
中國金融的全面腐敗,中國吏治的全面腐敗,是制度性的,是中共的一黨專制使然。不從改革中國的政治制度入手,不改革中共一党對國家資源的壟斷,不從根子上去解决,一切的療救都無補于事,中國金融系統的崩潰,也和中共的敗亡一樣的無可奈何花落去。
要說敗壞了國家信譽和有辱民族榮譽,真的還輪不到普通的平民百姓,一党獨裁政府犯下的種種踐踏人權的罪惡,已經無數次地辱沒了民族榮譽,早就把國格敗壞殆盡,最該受到國內外輿論的譴責。……當一個野蠻制度捆綁住它的人民的雙手、剝奪了他們用手投票的正當權利之時,大多數平民的反抗只能是用脚投票。東德人向往西德、朝鮮人向往南韓、大陸人向往香港臺灣西方,所有獨裁社會的人向往自由...
臺灣變成民主社會之後,民間不斷質疑政府的金元外交,相比之下,而沒有任何監督政府的權利的大陸百姓,就尤其悲慘。
國人幾乎是本能地抓住這一醜聞幷將其上綱上綫,一面借此全力抹黑美國及發源于西方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一面把華爾街醜聞當作自我弊端的遮羞布,其說辭還充滿愛國激情,真可謂理由充足且底氣充沛。但,只要耐心瀏覽一下國人的說辭,透過表面的義正詞嚴而深入到內裏,那些先入爲主的偏見、幸灾樂禍的下流、故步自封的傲慢、頑暝不化的蒙昧、自欺欺人的掩蓋,便一目了然。
幾千年了,國人就是在這種無奈而又無所作爲地等待著新救主的降臨,中國政治就是在執政者的自我加封的權力游戲中循環往復,老百姓就是在被獨裁者給定的命運中乞求溫飽 ——有時坐穩了奴隸地位,有時連奴隸的穩定都沒有。 這是無奈,更是無所作爲,是無所作爲催生出的無奈。
我欣賞《民主論壇》並願意爲其供稿,乃因爲在利益優先成爲普遍處世策略的倫理惡境中,她始終堅守鮮明的道義立場——不僅堅守民?臺灣及其2,300萬人民的自決權利,且把推動大陸民運及政治民主化作爲義不容辭的責任。一個民主的中國,乃大陸人之福,亦是臺灣人之幸。
相對於空間與時間,人生太有限、太短暫了,對死亡的恐懼就是人對自身的有限和短暫的恐懼,其哲學形式就是對時空的恐懼,以及由此而來的終極追問。
近年來,警匪片成為大陸銀屏的一大景觀,從大要案的紀實劇到虛構的驚險劇,黑社會和販毒成為這類連續劇的主要素材。我很少看電視劇,偶爾看到了一部收視率頗高的《冰毒》片斷,引起我的興趣,於是就接著看完。我感興趣的不是明星王志文和蔣雯麗,也不是複雜的劇情,而是劇中的主要配角──統治著金三角地區的大毒梟。
最讓人不可思議的是,改革二十多年的中國,早已遠離爲毛澤東誕辰大搞全國性祝壽的時代,但是其主流媒體卻熱衷於炒作兩個邪惡獨裁者的生日慶典,在國際專題中給了邪惡國家足夠長的版面和時間。這兩個慶典的盛況,我是在中央電視臺的國際新聞節目中看到的。其實,聯繫到中共高層最近的外交舉動,就不難理解中國主流媒體的突出報道:中共在慶典前夕送給金正日600萬美元,江澤民出訪利比亞...
我呼籲中國政府:在中共十六大召開之前,真正肩負起善待人民和民族振興的責任,拿出正視歷史真相的勇氣和開創政治新紀元的魄力,認真對待六四難屬群體和賀信彤等良心犯親屬的要求,學習怎樣才能尊重民意和切實改善人權,爲十六大的召開創造良好寬鬆的社會氛圍,而不讓草木皆兵的自我恐懼製造貽害無窮的政治緊張。公正評價六四和釋放良心犯的善政開始之時,也就是中國政治的制度創新的開始...
大屠殺已經過去十三年了!在第十三個祭日面對亡靈之時,在看到天安門母親的抗爭因孤立無援而舉步爲艱之時,悲壯感正在被一種自己不願承認的“敗得真慘”的感覺所侵蝕。由悲壯到悲慘只有一字之差,卻標示出中國社會日甚一日的精神糜爛,以及自己一年比一年沈重的自我譴責。
在小布什訪華前夕,中共執政后創辦的第一份《人權》雜志誕生。在一党獨裁的國家出現專門討論人權問題的刊物,也應該算個進步。盡管這份雜志仍然是中共的御用喉舌,不可能討論中共政權對人權的制度性的剝奪和壓迫。但是,它也表示在人權高于主權的時代,在經濟上努力加入全球化的中共政權,特別是在与推行人權外交的美國打交道時,不得不用某种方式應對國際社會對中國人權狀況的持續批評...
獨裁者之間的友誼,唯一的紐帶是相互遮醜;獨裁者之間的相互支援,唯一的目的是一起欺騙民衆。一句話:這是用謊言凝結成的戰鬥友誼。 雖然中國與古巴是兩個國家,但家醜不可外揚這句古訓,用於這兩個國家也很適合,因爲在制度上,二者本來就是一家人。
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爭,其核心問題是:平等優先的社會公正和自由優先的社會公正之間的相悖,加入全球化和抵禦全球化之間的歧途,由精英主導的漸進轉型和通過群衆運動的大民主的激進革命之間的背離。
在一個沒有起碼公正的社會中,制度性的缺德狀態決不會有根本改變。官方提倡的任何“德”,不但治不了“國”,反而只能繼續強化缺德行爲的泛濫。
在任何社會,良知者都是少數,因而也就更爲珍貴。一個能夠保護少數良知的制度,必 然激勵整個社會的良知和提升整體道德水平。保護少數良知者的權利,不僅是政府的責 任,也需要全社會的支援。在中國這樣的制度環境下,我在呼籲政府儘快釋放楊建利並 允許流亡者自由回國的同時,更呼籲來自民間社會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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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日來,敘利亞被廢黜總統阿薩德的殘餘勢力與敘利亞新的伊斯蘭統治者發生衝突,已經導致1000多人死亡。敘利亞臨時總統艾哈邁德·夏拉(Ahmad al-Sharaa)週日(3月9日)呼籲全國團結,並表示敘利亞目前所發生的一切都在預期的挑戰範圍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