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朝謊言有獎徵文

法輪功的《轉法輪》的第七講、關于殺生問題是這樣闡述的:“殺生這個問題很敏感,對練功人來說,我們要求也比較嚴格,練功人不能殺生。不管是佛家、道家、奇門功法,也不管是哪一門哪一派,只要是正法修煉,都把它看得很絕對,都不能殺生,這一點是肯定的。”
50年代中期及此前出生的中國人,回憶1959年至1961年這段非常時期,一般稱之為“三年苦日子”,而官方則用“三年自然災害”。在此期間因飢饉而非正常死亡(餓死)的人民多達3000多萬人,是8年抗日戰爭期間因戰亂死亡人數的一倍半。在人類歷史上,這是和平時期因飢饉死亡人數的最高紀錄。這樣一件亙古少見的慘禍,在中共官方的正史中卻一直用“特大自然災害”以遮蔽。
讀了趙明的文章《從紅朝謊言中覺醒》和司馬泰的《一位大陸留學生心中的仇和恨》引起我的反思,我想我有必要把我成長中的一些經歷與感受講出來,進一步淨化自己,同時以史為鑒,徹底看清中國、中華民族與共產黨黨的真實關係。
當你走在路上,人們都像躲瘟神似的對你退避三舍﹐對你唾罵鄙夷;當你回到家中,家人不敢讓你進門,一雙雙異類的眼神把你驅逐出境;當你所愛的人都離你遠去;更沒有人敢愛你……天高地廣卻無你容身之地!當你莫名其妙地被逮捕入獄;當你被冠以邪教徒的名譽送上斷頭台;你是年邁古稀的老人、你是年過花甲病魔纏身之人、你是已到中年身心疲憊之人、你是青春年少之人;無論你是為了減少病痛...
我是從小在“社會主義好”的歌聲中,在父母“要永遠听党的話”的教誨中長大的。盡管在三年困難時期我也吃過“塑料窩頭”(用白薯面做的),并常以黃醬代替蔬菜下飯,但隨著經濟形勢的好轉,原子彈,氫彈的上天,心里留下的還是党如何“偉大,光榮,正确”,“沒有共產党就沒有新中國”。
棒打獐子瓢舀魚,野雞飛到飯鍋里。
翻著舊報剪留,有某先生寫高行健榮獲二千年諾貝爾文學獎作品讀后感。其中有一段是:“……我懇切期望:在神州大地或地球村的其他部分,能出現几位張行健、李行健、或者是高翔健、高飛健,像高行健一樣,來當直筆的太史叔、太史季、秉實疾書,把中共統治几十年的歷史,特別是土改、三面紅旗的歷史,再寫几部佳作
中共維持其統治有兩大法寶:暴力与謊言。暴力容易被世人識清,最典型的是六四時期履帶上沾染鮮血的坦克。也容易得到全世界正義人士的一致譴責。心虛的中共使用暴力時也不得不有所顧忌,面對反對它的人群不敢隨便開槍開炮了。但中共每天每時都在說謊,報紙上,電波中,對內,對外,說個不停。它除了謊言簡直不會說其他話了。其說謊的方式也多种多樣:理論,人物,歷史,聲音,文字,數字...
1999年4月25日,万名法輪功學員齊聚中南海外圍,一時石破天惊,中外轟動。對此同一事件,社會各界的評論卻截然不同。國際社會高度稱贊“中國政府開明接受百姓建議”,“中國民眾素質提高”,而大陸的官方媒體則在7月20日鎮壓法輪功后對此進行了連篇累牘的口誅筆伐,聲稱是法輪功學員圍攻中南海,是1989年政治風波以來最嚴重的政治事件。
謊言比真話更有誘惑力﹐在明白人少的社會更是如此。不能明辨是非﹐就會為大小騙子提供可乘之机。紅樓夢評論有一句話最讓人嘆為觀止﹐就是”一日賣出三千假﹐三日賣不出一個真”。這是人性的弱點﹐經常被騙子們利用。任何可以以帶來利益回報的東西﹐都會有人追求。謊言也不例外。碰到小騙子倒也罷了﹐損失不大﹐碰到竊國大騙子﹐霉頭就不得了﹐几世不得翻身﹐甚至于万劫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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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北京市中心的天安門廣場,對中國和共產党的歷史具有很重要的象征意義。天安門是中國兩种文化——封建統治階級的上層文化和人民大眾文化的匯集點。尋求正義和要求申冤的中國人經常來到位于紫禁城入口處的天安門向皇帝請愿。1919年5月4日,民族主義者在這里舉行了游行,最終導致了五四運動的發生。五四運動才產生了中國共產党。可是當共產党領導的,不、就是共產党的政府,通貨膨...
記得自己上小學時﹐不論什麼大小場合﹐總要聽到“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這首歌。歌詞大概是這樣的﹕“我站在海岸上﹐把祖國的台灣省瞭望﹐日月潭邊波在胸中蕩漾﹐阿裡山嶺濤在耳邊震嚮。台灣同胞我骨肉兄弟﹐我們日日夜夜把你們掛在心上。”
我記得我在小時候最常听到的一句話就是:只有共產党才能救中國。這仿佛成了一個不用怀疑的道理,任何人都會接受并贊成。即使許多人認為共產党雖然建國后沒干好事,給中國帶來不少災難,但是沒有共產党就沒有新中國,共產党建立新中國的功勞還是有的。
從五四青年運動以來,中國熱愛民主、熱愛自由的熱血青年以大無畏的犧牲精神,喚醒了中華儿女為自由、為民主而斗爭的意志。而拋洒一腔熱血的結果得來的卻是大一統、中央集權、專制獨裁、等級秩序、自上而下的官僚聯姻、高高在上的專權帝國。曾經為之呼吁吶喊的“民主”代表,一旦獲得了“皇權”所有的民主也只能為之擅呼万歲,稍有不從者也將會被“軍事”打擊。當集權被分散、專制被削弱或...
中文學校的一間教室是法輪功的練功地點。我找到那兒時﹐他們還沒有開始練功。閑聊幾句﹐發現他們都受過良好教育﹐且熱情友善。我問學功是否要交費﹐他們笑笑說﹐這裡誰來都是免費學功﹐他們則是義務教功。我也笑了笑﹐心想共產黨的“斂財”之說看來真是“狗眼看人低了”。
1989年4月15日下午﹐我陪出版社老陳到北京飯店會見澳大利亞朋友。下樓時﹐我在電梯內碰見了香港文匯報駐京的一位熟人。他迫不及待告訴我們胡耀邦逝世的噩耗。我感到心頭沉重得象壓上了石頭。
1982年3月的一天﹐我終于結束學業﹐並如願以償,被分配到我的第一志願------中共中央直屬西苑機關﹐即中共中央調查部。當干部局的老郭把我﹑英語系77級的小楊﹑法語系的小程從北京外國語學院用車接走﹐我對未來的一切﹐茫然無知。心底只有一個念頭﹐天生我才必有用。
人到歐洲后,雖飽嘗自由的甜頭,卻難免思念故鄉,過去我總往好的想,所以兩次決定海歸,然而這兩次故鄉行一次比一次用殘酷的事實擊碎了我的美夢。在歐洲享有人權和自由的我不可能再放棄這份人的尊嚴而重新淪為獨裁專政的愚民亦或受害者。
張志新离開我們已經28年了,在我們更加真切地呼喚民主和法制的時候,我們卻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現實,1979年中共曾引以為榮的英雄張志新,卻逐漸在從中共的英雄譜中消失。這為什么?任何有良知的人都應當注意這种變化。几年來,我一直在圖書館、閱覽室、英特网上整理研究這方面的資料。在有限的有關張志新的報道中,都好像被一只無形的手籠罩著,盡管如此,它們還是或多或少地透露了...
女儿屬猴,92年出生的,今年不滿十一歲。生她的時候出了醫療事故,我差一點儿命喪黃泉,一家人也跟著受夠了折騰。她奶奶時常說:“也不知道這孩子是個什么大人物,來的時候這么惊天動地。”
多年法西斯暴政壓制著中國人民,已到忍無可忍的時候,1976年3月25日南京人民蓄積已久的憤怒爆發了。工人、學生、机關干部、解放軍……紛紛走上街頭,一幅幅反對法西斯暴政、要求民主的大標語,一首首悼念周恩來的詩歌,貼滿了鬧市區鼓樓廣場和新街口廣場。
震惊中外的六四屠殺是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上的一大轉折點,從那以后共產党的陣營便分崩离析,中共雖用暴力和謊言維持了政權,但也与“共產党宣言”背道而馳,名存實亡。
“小家”的涵義都很明白,但“大家”的概念其實很模糊了。沒有几個中國人認真思考過這個“大家”,一個扭曲人民心靈的理論在中國橫行了50年之余,而且至今還支配著絕大多數國人的思想。
中南客先生強調斯大林下套,中國吃了大虧,史實是這樣,堵死了鐵托接受美國援助的南斯拉夫社會主義模式之路,給中美兩國牢牢拴住敵對狀態22年,大陸被封鎖、隔絕了28年,農村餓死人無數,城市人苦熬了30年。
嚴密的新聞封鎖在特定條件下的确是可以奏效的。我自幼直到成年后很長一段時間一直以為“抗戰八年蔣介石躲在峨眉山”,國民党對日寇未開一槍,是中共領導抗戰赶走了日寇以至中學時代偶然看過我父親當年的日記后感到十分惊愕,日記中簡短但不間斷地記錄了我父親當年在國民党軍隊學習無線電通訊技術期間隨該部隊打日本的經歷,我父親曾在戰斗中殺死過日人。后來也知道我姑父,一位當年馮玉祥...
利令智昏的毛澤東聲譽每況愈下,而忠厚務實的劉少奇獲得了更多的支持。毛澤東曾經也假惺惺的說“三天不學習,赶不上劉少奇。”劉少奇已威脅到毛的統治地位,毛澤東再次耍政治手腕,發動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中央首先成立了中央文革小組,由毛親自任命陳伯達為組長、顧問:康生;副組長:江青、張春橋;組員: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這個小組為毛澤東排除异己立下了汗馬功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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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關稅戰持續升級,中共表態強硬,但正在面對獨自對抗美國的困境。中國網絡傳出的視頻顯示,外貿工廠停工停產,未能出倉的貨物堆積如山,內卷的恐慌正向做內銷的廠家蔓延。專家認為,關稅戰衝擊下,中國工廠倒閉,失業潮加劇,恐釀民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