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禍國殃民追蹤

打開2月9日的《現代快報》,有兩篇轉發的報導看後讓我浮想聯翩,感慨萬千。一篇是轉發《新京報》的《中科院最新研究報告》,稱2050年(40年多後)中國最低月薪將超過1,300美元(若按現在的彙率計算約合人民幣一萬餘元);另一篇是轉發《龍門陣》的反映上世紀五、六十年代(40年多前)三年自然災害的「大躍進」時期,號稱「天府之國」的四川竟然餓死千萬,而1959年1月...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當今中國最熱門的口號。溫家寶總理提出對農民、農業要「多予少取放活」,並且全面取消了農業稅,讓利給農民,確實得到農民的擁護。
媒體披露中國瀋陽蘇家屯設有法輪功死亡集中營,大量強摘活體器官供移植出售的令人震驚的消息。該處仍非法關押之數千人,證人擔心當局會毀滅證據和滅口。身在民主自由的社會,我們寧願此難以置信的訊息並非事實,然而,只要有萬分之一的可能性,都不應坐視。此等行徑是對文明社會的挑戰,全世界人民與政府有責任促成公正第三方立即前往查證,不容這種有計劃殺人滅口兼牟利的罪行發生!台灣...
生育權是人與生俱來的權利,它甚至比其他的權利,如言論、出版、結社等權利更帶有原始的色彩。即使在政治最為恐怖、生活最為艱難的毛澤東時期,政府也未曾剝奪過國民的生育權。倒是開放改革後,政治和生活環境相對寬鬆了,政府卻打起發展經濟的幌子、以國策的名義,用政治運動的手法,展開了一場持久的控制人口戰,說得難聽一點,就是滅嬰戰。
輝縣小水泥廠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就開始經營,歷經二十餘年,在此期間,國務院多次強調要嚴格控制小水泥行業的發展,可輝縣的水泥廠卻越開越旺,水泥生意越做越大,雖然筆者未到當地去過,但憑想像就能感受到當地的空氣污染之重。
我家居住的大公村,緊靠小龍坎與重棉一廠片區的模範村,屬這次氯暴事故中準備疏散居民的範圍之內。所以說,重慶「4.16」氯暴事件是在筆者眼皮底下發生的一次惡性廠難。我因此於16日晚與18日一整天都避退至磁器口和北碚,象流浪漢似地坐在那裏看書看報。
1989年李老先生返大陸探親期間,在南京老宅慧園裏六號同我長談時,曾親口述及此事。由於怕觸惹老人傷心,對其中詳情未便多問。
1969年初,中蘇多年交惡之後終於在珍寶島爆發了武裝衝突,兩國關係頃刻之間到了劍拔弩張的地步。中國當局外部面臨蘇聯的強大軍事威脅,內部則是一片分崩離析景象。
1970年3月6日,一個春寒料峭的日子。早晨起床後,管理員撥開號子門上的老虎窗對我們下命令:各自坐在鋪位上不准走動,等會有重要新聞廣播。平時早飯前全體起立「早請示」背誦語錄的常規也宣佈暫停。更令人感到反常的是,往日極為準時的午餐,居然整整提前了一個小時開飯。
1969年6月2日,一個非常美好的初夏夜晚,我同無錫回來的曹漢華在新街口見了一次面。我們坐在環形花園護欄上一直談到天亮。我把自己的處境告訴了他,他並不奇怪。他也感到在廠裏有人注意他。另外他告訴我,他打算利用工作便利,在包裝出口藥品時,把事先準備好的小傳單夾在說明書裏發到國外,讓世界瞭解中國現時的政治狀況。我勸他要謹慎一些,他笑著說人活著總得幹點事。臨分手前...
1968年春末夏初,「清理階級隊伍」運動開展後,李立榮從他單位朋友處打探到一個消息:大餅店的上級革委會正在整他的材料,準備辦他的個人專題「學習班」。1968年6月1日,我和他一同到建鄴路小學,觀看一位朋友W的批鬥會。在會上有人揭發W和李立榮關係密切,要他交代和李立榮談過哪些反動言論。W因為態度不好,會後即被關進南京建鄴公安分局看守所。在回來的路上,李立榮說他...
由於本人案情與李氏母子的案情緊密交織在一起,在敍述李家下面的不幸遭遇之前,在此必須先將我個人的來龍去脈扼要地交代一下。
本文敍述的「反革命世家」,是當年南京市公檢法軍管會稱之為「南京三大反革命世家」中位居榜首的一個「反革命」家庭。所謂「世家」,即意味著該家庭中至少有兩代人以上從事某種職業,代代相傳,子繼父業,一脈相承。過去人們普遍羡慕的「革命世家」,無非指父母是「老革命」、子女是「新革命」。這裏的「反革命世家」,同樣是指前輩為「歷史反革命」、子女為「現行反革命」。
人都有一雙眼睛,人有眼睛大多能看世界,看事物,看一切紛紜複雜的社會現象。
三月十日晚,山東省淄博市王村鎮中心學校發生一起學生謀殺案。死者為該校初三學生,十七歲,身高近一米八,死在學生宿舍裏,脖子被勒在床頭上。第二天,學校召開全體師生大會,到場的還有鎮長、鎮黨委書記和當地公安領導,要求所有人員對此事不許聲張,不許傳播,嚴加保密,維護好學校形象。
某單位政法委書記說,去年禽流感全國死了320多人,遼寧地區死了77人,上邊說不能把數字說出去,因為要開世博會,如果一說會就開不成了。
高高的圍牆,陰森森的鐵絲網,神秘兮兮的醫生,血淋淋的人體器官,冒著黑煙的焚屍爐……活脫脫的像是電影中描述的恐怖如同地獄般的納粹集中營。
看看當今世界,絕大多數富裕國家都是民主國家;絕大多數貧窮國家都是專制國家。
2006年3月2日,遼寧省丹東市寬甸縣六個貧困鄉接受了來自上級為了支援貧困地區而購買的幾千頭牛。這六個鄉分別是:長甸-永甸-下露河-步達遠-大西岔-太平哨。然而,這些牛剛到來不到十個小時,就口吐白沫死亡。同時與牛接觸的牲畜也同樣口吐白沫死亡。
三峽工程怎麼使重慶市的防洪標準從百年一遇降低為二十年一遇?這是錢正英必須回答的一個問題。
中國和紐西蘭是兩個完全不同性質的國家,兩種不同的制度使兩國的警察在面對官員執法中,警察和官員有著完全不同的態度。
作為中共獨裁專制王朝,由於畢竟完全繼承和發揚的封建王權專制的傳統模式,所以,在這種中共當年所斥之為最應被徹底砸碎的「萬惡的舊世界」裏,還依然象以往,甚至無以復加地故意製造著許許多多極其令人髮指的「人禍」。
2006年03月06日《人民網》網友報導:《教師法》規定:教師工資要比同級公務員高10%,事實上真是這樣的嗎?西部某地教師反映,那裏公務員除一般津貼52元外,還有西部補貼80元等,教師則什麼都沒有。
一九五七年,經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反右派運動,總共打了552877個右派(葉永烈:《反右派始末》第626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歷史證明,這些人幾乎都是被冤枉的,都是在中共中央動員大家幫助黨整風,積極回應號召而對一些黨員和黨組織的缺點和錯誤提出批評意見,希望共產黨更加純潔,更加提高執政能力,更加保持先進性而熱情地、誠心誠意地提出來的。
應該說,天災不可當,人禍可避免。但是,只要是天災,我們在此可 以尚且不論,就當它確實不可當。雖然在很多發達國家,實際也能阻擋很多。在這裏,我們只說「人禍」,尤其是經久不息且永遠不可根治或避免的「人禍」,在當今中國,且還被執政當局故意且大張旗鼓隆隆重重地製造著。
吉林省樺甸市蘇密溝鄉動用黑社會討取不和理收費,已有幾個農民不交不和理費用被打。
1937年12月侵華日軍的南京大屠殺,特別是對中國婦女,甚至連老嫗都不放過的姦淫殺戮,令人髮指。第一份由中國人寫作的記錄南京大屠殺暴行的日記———《程瑞芳日記》中有這麼一段:(12月18日)這些日本兵「倡狂極了,無所不為,要殺人就殺人,要奸就奸,不管老少。有一家母女二人,母親有60多歲,一連三個兵用過;女兒40多歲,兩個兵用過,簡直沒人道……」。
「右派」索賠是權利意識覺醒的表現,杜光先生這一概括是很準確的。這種覺醒正追隨農民的覺醒、職工的覺醒,匯總為全國各界的維權活動。維權,就是針對公權力施 加的剝奪與迫害,要求償還遭受的物質與精神的損失,維護應有的權益。追索活動是基於自身權益所受損害而展開的,有著持久和頑強的動力,因此,它能衝破重重 阻礙,冒著暴力鎮壓的危險,艱難地前進。來自民間的這種和平與理性的...
在中共開動全部媒體對法輪功造謠時,大量民眾被欺騙,參與了迫害法輪功。現在這些人怎樣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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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當局引發的關稅大戰,讓無數對美貿易的中國出口商停工停產,一旦曠日持久,中國將可能出現千萬規模的失業大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