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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主義黑皮書

8月30日的兩次暗殺企圖──一次針對彼得格勒契卡頭目烏里茨基(M.S.Uritsky),另一次針對列寧──似乎證實了布爾什維克領導人的這種理論:一個真正的陰謀正威脅到他們的存在。事實上,現在看來這兩起事件之間沒有關聯。第一起是由一名年輕學生按照根深蒂固的、平民革命恐怖之傳統所實施的。他想為一位官員朋友之死復仇。這名官員幾天前被彼得格勒契卡所殺。
「布爾什維克公開表示,他們已經時日無多」,德國駐莫斯科大使卡爾.赫爾弗里奇(Karl Helfferich)1918年8月3日告訴其政府。「實實在在的恐慌壓倒了莫斯科……可想像得到的最瘋狂的謠言正甚囂塵上,是關於所謂『叛徒』的。他們被認為正躲藏在城市周圍。」
1918年春強化專政造成的政治影響包括:完全關閉一切非布爾什維克報紙、強行解散一切非布爾什維克的蘇維埃、逮捕反對派領導人,以及殘酷鎮壓眾多罷工。1918年5月和6月,反對派社會主義者的報紙中有205家被最後關閉。在卡盧加、特維爾、雅羅斯拉夫爾、梁贊、科斯特羅馬、喀山、薩拉托夫、奔薩、坦波夫、沃羅涅日、奧廖爾和沃洛格達,孟什維克或社會革命黨人占多數的蘇維埃遭強...
1918年4月11日至12日晚,契卡發起了首次重大行動。當時,一千多名特種部隊小分隊人員,向莫斯科約20個無政府主義者據點發動猛攻。經過數小時的激戰,有520名無政府主義者被捕;25人被作為「土匪」就地處決。「土匪」一詞從此即特指罷工工人、逃避徵兵的逃兵,或抵制強制徵糧的農民。
契卡當時起步低微。1918年1月11日(公曆1月24日),捷爾任斯基捎信給列寧說:「儘管我們已做了重要的工作,但我們發現,目前的情況是無法容忍的。我們什麼錢都沒有。我們夜以繼日地工作,沒有麵包、糖、茶、黃油或乳酪。要麼採取措施批准給我們像樣的口糧,要麼給我們權力徵用資產階級的財物。」捷爾任斯基招募了約100名男子,其中大多為軍中舊黨、波蘭人和來自波羅的海諸國...
作為一個「非常委員會」,契卡後來盛極一時,行事沒有絲毫法律依據。和列寧一樣,捷爾任斯基只想不受約束地行動。他以如下的驚人方式作了描述:「是生活本身給契卡指明了走向。」在這種情況下的「生活」意味著「群眾的革命恐怖」,即被很多布爾什維克領導人激烈煽動的街頭暴力。他們暫時忘卻了其對民眾自發行為的深刻不信任。
布爾什維克訴諸於群眾的革命自發性,在實踐中是一種難以運用的手段。暴力和報宿怨廣泛存在,武裝搶劫和洗劫商店也是如此,特別是洗劫冬宮的地下庫存和賣酒精的商店。隨著時間的流逝,這種現象變得十分普遍,PRMC只好按照捷爾任斯基的建議,設立了一個打擊酗酒和內亂的委員會。12月6日(公曆12月19日),該委員會宣布彼得格勒進入緊急狀態,並實施宵禁,「以結束由偽裝成革命者...
新的布爾什維克權力結構相當複雜。它公開聲稱的「蘇維埃權力」,由中央執行委員會正式代表行使,而政府的立法機關是蘇維埃人民委員會(SNK)。它拚命要在國內和國際上贏得一定的合法性和認可度。政府也有其革命組織,是以彼得格勒革命軍事委員會(PRMC)的形式出現的。它在實際奪權中極為重要。費利克斯.捷爾任斯基(Feliks Dzerzhinsky)從最開始就在PRMC...
自1903年成立以來,布爾什維克黨就一直身處俄國和歐洲其它的社會民主主義(Social democracy)思潮之外,主要是因為它意欲從根本上打破現存的社會和政治秩序,也因為它把自己視為一支高度結構化、紀律嚴明和優秀的職業革命者先鋒隊。如此一來,布爾什維克就與孟什維克和歐洲其它社會民主黨完全對立起來。後者允許大批人加入,也容許迥然不同的觀點。
第一次世界大戰,不但未復興沙皇政權和加強社會殘缺的凝聚力,反而無情地揭示了一個獨裁政體的脆弱性。該政體被1905年至1906年的革命所撼動,並進一步被搖擺於不充分讓步和回歸頑固保守主義之間的政策所削弱。這場戰爭也突顯了經濟現代化不完善之弱點,這一現代化依賴於資金定期流入、專家和技術。最後,這場戰爭加強了俄國城市與農村之間,即權力和工業中心與基本上獨立的傳統社...
「隨著共產主義的崩潰,證明十月革命具有『歷史必然性』,也逐漸喪失了其必要性。因此,1917年或最終成為一個『正常的』歷史事件。不幸的是,和我們社會中其他每個人一樣,歷史學家似乎不願拋棄這個元年創始神話(founding myth of Year Zero)。一切的一切──俄國人民的幸福或不幸,似乎就是從這一年開始。」
在赫魯曉夫發表演說前,對共產黨人所犯罪行的譴責,僅來自他們的敵人、托洛茨基主義異見者或無政府主義者;而這種譴責並非特別有效。共產黨大屠殺的倖存者和納粹大屠殺的倖存者一樣,同樣強烈地渴望作證。然而,倖存者非常稀少,尤其是在法國。在那裡,對蘇聯集中營系統的切實體驗,僅直接影響到幾個孤立的團體,例如阿爾薩斯-洛林(Alsace-Lorraine)地區的「我們身不由...
1956年2月24日晚,官方承認共產黨罪行的第一個轉折點來臨。當時,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在蘇共第20屆大會上走上講台。大會議程是閉門進行;只有大會代表在場。在一片鴉雀無聲中,代表們被所聽到的驚得目瞪口呆。只見黨的第一書記在發言中系統地廢除了斯大林作為「各族人民的父親」、「天才」的形象。30年來,斯大林一直是世界共產主...
和普通娼妓一樣,知識分子發現自己被誘騙加入宣傳戰的行列。1928年,馬克西姆.高爾基(Maksim Gorky)應邀到索洛維茨基群島(Solovetski Islands)「旅遊」。這是一座實驗性集中營,可能會「蛻變」(借用索爾仁尼琴的話)成古拉格系統的一部分。回來後,高爾基寫了一本書,為索洛維茨基集中營和蘇聯政府歌功頌德。1916年龔古爾文學獎(Prix ...
我們要如何評價共產主義的罪行?要從中汲取什麼教訓?為何必須等到20世紀末,該課題才受到學術界的關注?儘管對斯大林主義和共產主義恐怖的研究在東歐日益流行,但毫無疑問,與納粹罪行的研究相比,還需做大量工作,才能追趕上。
對恐怖和獨裁——當權共產黨人的關鍵特徵進行分析,並非易事。讓.艾倫斯坦(Jean Ellenstein)把斯大林主義定義為希臘悲劇與東方專制主義(Oriental despotism)的結合。這個定義有其吸引人之處,但沒有說明共產主義實踐的純粹現代性。共產主義的極權影響不同於獨裁統治以往的存在形式。把它們進行比較對照,可能有助於將共產主義放到一定背景下加以分...
一個認識論難題依然存在:「反人類罪」和「群體滅絕罪」主要屬於法律範疇,將其用於歷史研究,是否恰當?這些概念主要用於在紐倫堡譴責納粹主義,具有時限性,用於旨在導出相關中期結論的歷史研究,是否合適?另一方面,這些概念是否有受值得懷疑的「價值觀」的影響,從而扭曲歷史研究的客觀性?
反人類罪是個複雜的概念,與這裡所研究的罪行直接相關。最具體的罪行之一是群體滅絕罪。在納粹對猶太人進行種族滅絕後,為了闡明《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憲章》第6c條,1948年12月9日的聯合國《防止及懲治群體滅絕罪公約》(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Genocide)以如下方式定義了反人類罪:「群體滅...
我們究竟將審視什麼罪行呢?共產主義犯下了諸多罪行,不僅是針對個體的人,也是針對世界文明和民族文化。斯大林拆毀了莫斯科數十座教堂;尼古拉.齊奧塞斯庫(Nicolae Ceauşescu)為了盡情發泄他的狂妄自大,摧毀了布加勒斯特的歷史中心;波爾布特一塊石頭一塊石頭地拆除了金邊大教堂,並讓叢林長滿吳哥窟的寺廟;在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期間,無價之寶被紅衛兵砸碎或焚燒...
有文曰:「歷史學就是描述人類災禍的科學。」我們這個充滿暴力和血腥的世紀(譯者註:指20世紀)充分證實了這一點。在前幾個世紀裡,鮮有民眾和國家免遭大規模暴行的蹂躪。歐洲主要列強都曾參與非洲奴隸貿易。法蘭西共和國曾進行殖民活動,儘管有過一些善舉,但殖民仍因一系列醜聞而聲名敗壞,這些醜聞一直延續到最近。美國依然深受暴力文化的影響,這種文化深深植根於兩大歷史悲劇——...
同時,本書也平和地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分析性觀點。第一點是,共產黨政權不只是實施犯罪行為(所有政府偶爾也會這樣做);它們本質上是犯罪企業(criminal enterprises):原則上,可以說,它們都依靠暴力統治,無法無天,且罔顧人命。因此,韋爾特關於蘇聯的章節以「反人民的政權」為題,帶領我們有條不紊地穿越從1917年10月革命至1953年斯大林之死連續出現...
當本書面世之際,法國社會黨人、總理利昂內爾‧若斯潘(Lionel Jospin)碰巧需要共產黨人的投票來組成議會多數派。於是,右派的演說者們在國民議會引用黑皮書,起身攻擊他的政府窩藏沒有為過去罪行懺悔的盟友。若斯潘回憶了戴高樂主義者和共產黨人組建的自由聯盟(這是公平的遊戲),以此進行反駁,只是為了更好地得出結論:與他們一同執政,他也很「自豪」(這並沒什麼說服...
共產主義一直是20世紀的大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戰留下的創傷未癒,它就從歐洲最不可能的角落闖入歷史。1939年至1945年的大災難之後,它向西大步進入德國中部,向東更是飛躍進抵中國海域。在其全盛時期,共產主義曾經統治人類的三分之一,而且似乎要無休止地擴張。70年來,它在世界政治中如幽靈般揮之不去,引發輿論兩極化:一些人認為,共產主義是歷史上社會主義發展的終極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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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川普(特朗普)週四(4月17日)簽署兩份總統文件,宣布開放太平洋偏遠島嶼保護區,解除奧巴馬政府時期設下的商業捕魚禁令,並指示商務部大幅鬆綁聯邦漁業監管,以重振美國海鮮產業與遠洋捕撈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