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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英雄人物

這個三民主義是有所本的,其淵源所自,早在總理以前,與我中華民族之歷史的生命同流發展,不過到了總理手裡,才拿這個東西重新整理,構成一部完善的思想體系,就叫三民主義。這個主義雖是最新的,而其本質和基本精神之所在,卻完全是由我們歷史文化的正統,歷數千年而一直傳下來的。
人們以為取得勝利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其實掩蓋了人類當代歷史上最大的失敗——讓共產黨以其天地間魔鬼異類之身,全面成功地附著於人類社會,儼然登上正位,成為一種社會模式和意識形態,為禍至今。
蔣介石派白崇禧在東北迎戰,東北國軍士氣大振。白崇禧督戰指揮杜聿明屬下孫立人新一軍、廖耀湘新六軍、陳明仁七十一軍分三路向四平林彪部隊進逼包抄。國軍只用三天時間,於十九日便徹底攻克收復四平,林彪化裝成伙夫隨殘兵敗將狼狽逃往松花江北岸。國軍乘勝追擊,又拿下長春,並追剿林彪部到松花江畔,直逼哈爾濱。
共產黨用的是以水覆舟的辦法,……拿上經濟條件,組織無產階級及準無產階級之困苦人民,造成鐵幕之後,以恐怖赤化之手段,清算了富人,恐怖了貧民,很快地使個人生產工具均須靠共產黨政權來分配,離開了共產黨不能生產,也就是離開了共產黨不能生活,造成清一色的控制面,這就是他覆舟的海水。
「農村包圍城市」在蔣介石眼中是中國舊有的流寇觀念,中共通過製造仇恨,破壞家庭而壯大自己的軍隊。「但是共匪學會俄國式的武裝暴動方法之外,還採取中國舊時流寇式的暴動方法,『以農村包圍城市』的觀念在中共匪徒中漸次抬頭,而流寇式的方法乃亦成為共匪暴動的主要路線了。」 (《蘇俄在中國》)
蔣介石深知中共不會甘心。《雙十協定》簽訂第二天,他在日記嘆「共黨不僅無信義,且無人格,誠禽獸之不若也」。但他依然給中共留下改邪歸正的機會。
羅斯福的錯誤決定幫助了共產黨在歐洲和亞洲的擴張,蔣公慧眼在亞洲保全了日本免遭赤化。「第二次大戰的起因已如上述。大戰的結局是怎樣呢?大戰的結局是犧牲了中國,瓜分了德國,卻保全了日本,但是日本的保全不是偶然的。在第二次大戰以前,一般軍事家和政治家總認為任何戰爭的結局,都是戰敗國接受戰勝國所提條件的和平會議。」
在蘇德戰爭期間,蘇聯得到美國大力援助,美援蘇聯是美援中國的七倍。一九四一年三月,美國國會通過租借法案。根據該法案,美國戰時對外援助總額累計達五零六億美元。其中,蘇聯自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底,累計得到約一零九億美元的租借物資,約占總額的百分之二十二;中國自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累計獲租借援助約十六億美元,約占總額的百分之三。第二,中國抗戰最艱難的一九四一年...
舊宇宙相生相剋的理,造成了有正就有邪。創世主、正神要拯救所有生命,負面生命則要破壞,毀掉眾生。它們製造所謂無神論、唯物論、實證科學,分割精神與物質,讓人只信肉眼能看到的事物,而摒棄精神、信仰,不再信神,以至最後為神所拋棄。
一九四四年,抗戰勝利在望,但蔣介石卻不樂觀。他在七月十二日的日記中寫道:「國家前途多難,尤以俄國與中共問題為最大,但此乃關於國家存亡之機。」
蔣介石對此洞若觀火。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他在日記中寫道:「共產黨之投機取巧,應切實注意,此輩不顧信義之徒,不足為慮,吾當一本以正制邪,以拙制巧之道以應之。」
共產黨會取巧一時,但蔣介石看到共產黨的最終命運:「天下沒有一個人說是敬拜外國祖宗,不孝他的父母,不愛他的國家而能夠成功的!歷史上也從來沒有一種殺人放火賣國忘宗的土匪可以成功的!」
蔣介石說:「共產黨實在是我們國民黨唯一的敵人,他是破壞國民革命,阻礙三民主義實行的;我們要國民革命成功,就不能與共產黨並存。」
在混亂中,共產黨一方面造謠離間,加深國民黨的分裂,另一方面挑起事端,在湘鄂策動「農民運動」,殺人越貨,敲詐勒索,製造恐怖。
蔣介石在《蘇俄在中國》一書中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不是中國的產物,乃是蘇俄共產帝國的螟蛉。蘇俄的共產主義不適於人類的生存,更不適於中國的氣候。」「螟蛉」通常指無血緣關係的養子,蔣公把中共比作蘇俄螟蛉,惟妙惟肖。
第一是列寧的對外政策是以蘇俄的力量支持各國共黨的『革命』;反之,斯大林的對外政策即是以各國共黨的『革命』支持蘇俄的政權。為了蘇維埃政權乃至為了他個人的權力,雖犧牲其在某一國家的共黨,亦所不惜。中國的共黨,即曾經屢次做他蘇俄和斯大林個人權力之爭的犧牲品。
多年後,蔣介石在《蘇俄在中國》一書中寫道:(訪蘇使自己)「更認識了蘇維埃政治制度乃是專制和恐怖的組織,與我們中國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他察覺到蘇聯援華乃是項莊舞劍,對此憂心忡忡。
一九四二年四月,蔣介石授意夫人宋美齡在《紐約時報》發表《如是我觀》,要求英美廢除對華不平等條約,「過去三個月來,我中國人民以驚奇而難信的眼光,目睹著西洋軍隊處處對敵人屈降,……但我們卻拿起武器來對抗敵人。到了今日,快要五週年之久了。」「我們中國的精神力量使我們會度過最惡劣、最艱辛的難關,希望西洋人能夠瞭解這種精神力量的價值。」蔣夫人清楚的告訴西方世界:別小看...
「本來父親的觀念是世界性的,不但是中國對日本以德報怨,同時也要求歐美同盟國對德國、意大利以德報怨。他的目的就是要將共產勢力阻絕在亞洲北大陸間,不讓共產勢力蔓延至太平洋。」(《蔣緯國口述自傳》)
「淞滬戰役」後,日軍戰略重點南移,向華中集結。日軍裝備在水鄉澤國威力大減。日軍南下,陷入了蔣公的戰略布局。蔣介石說:「日本軍閥雖自以為機詐百出,實際上是冥頑不靈。」「他為所欲為,肆無忌憚。殊不知他的國策與戰略,自開戰以來,始終是受我們的控制。」
「我們就是要以長久的時間,來固守廣大的空間,要以廣大的空間,來延長抗戰的時間,來消耗敵人的實力,爭取最後的勝利。」(蔣介石)
政變當天,張學良前來見蔣介石。蔣介石質問他對兵變的態度,張謊稱事先不知情。蔣介石說:「爾既不知情,應立即送余回京或至洛陽,則此事尚可收拾。」張卻要蔣介石答應他的條件,方能放人。蔣介石當即義正言辭譴責張的叛徒行為,要他「應即將余槍殺,此外無其他可言也」。張竟用「交人民公斷」威脅。蔣介石憤怒已極:「余身可死,頭可斷,肢體可殘戮,而中華民族之人格與正氣不能不保持...
李克農和張學良三月第一次會談的詳細情報被軍統得知。當時軍統潛伏在東北軍六十七軍內部的劉宗漢就將情報匯報給戴笠,包括雙方達成的具體協議內容。連六十七軍內部散發的中共《中國蘇維埃政府中國共產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也送到戴笠手中。
中共發現張學良是很可能被統戰成功的,於是向張提出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占領蘭州,打通到蘇聯的交通線接收武器。「兄部須立即相約配合紅軍,選定九、十月間的有利時機,決心發動抗日局面,而以占蘭州、打通趙蘇(蘇聯),鞏固內部,出兵綏遠為基本戰略方針。」(《飛機駕駛員海嵐‧里昂所收藏的有關西安事變的重要私人檔案》)
頭兩次圍剿中共軍隊,國軍主力沒有介入。一九三一年第三次圍剿,國軍主力介入,有所斬獲,因九一八事變而中止。第四次圍剿因熱河抗日,剛進行不到一個月就被迫停止。
日本自從明治以來,早就有所謂北進的大陸政策與南進的海洋政策。陸軍將蘇聯列為第一大敵,主張北進「先應傾注所有兵力使蘇聯屈服」。海軍則要南進,在東亞驅逐英、美霸主地位後,再對付蘇聯。西安事變前一個月,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日本和德國在柏林簽訂了「反共產國際協定」,劍指蘇聯。
一九三二年,蔣介石在陸軍軍官學校演講時預言:「據我看來是西曆一九三六年,……那時第二次世界大戰恐怕就要開始。」「……這次大戰起來的時候,就是我們中國生死存亡的關頭。」(《復興中國之道》,一九三二)
一九二七年十月,蔣介石第一次離職後訪問日本,二十三日他在東京發表了《告日本國民書》。他說:「明達如貴國朝野人士,對於東亞百年之大計,其必有遠大之懷抱,而於排除我中國國民革命之障礙,亦必與吾人具有同情,而不加以阻止乎?「並切望日本七千萬同文同種之民族,對於我中國革命運動,澈底瞭解,而予以道德及精神上之援助,亦即我兩國根本親善之良謨也。」
一九一五年,日本用「二十一條」逼迫袁世凱政府,進一步擴大在華利益,埋下了「五四運動」的導火索。當時的中國處在災難之中,人們因失望導致絕望,「五四運動」就是這種絕望的充分表現,「反帝反封建」的口號,排斥了西方文明和五千年的傳統文化,卻造成共產主義進入中國。
明朝時期,豐臣秀吉統一日本,企圖通過征服朝鮮,入主中國,稱霸亞洲。豐臣秀吉早年曾對天王說:「圖朝鮮,窺視中華,這是臣一生的志向。」豐臣秀吉兩次出兵朝鮮,史稱萬曆朝鮮之役。日軍開始勝利,在朝鮮半島展開「日本化」,向朝鮮輸出日本文化。後期明日各有勝負,豐臣秀吉病逝,日本軍隊遂全部撤出朝鮮。德川家康繼豐臣秀吉統一日本,建立德川幕府(江戶幕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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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9日,紐約春光明媚,大紐約地區部分法輪功學員數千人齊聚紐約華人社區法拉盛中心區,舉行盛大集會,紀念中國萬名法輪功學員「四二五」和平大上訪26周年暨聲援4.45億中國人退出中共黨、團、隊。 在歷史的浩瀚長河中,有一些日子因其特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