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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紀實文學

走出「鬼門關」的我,完全變成了另外一個人。剛進勞教營時,有人說我還有一副青年領導幹部形象,但現在,面黃肌瘦,頭髮、鬍子長得很長,衣領上,頭髮上爬滿了蝨子,兩眼癡呆無神,兩腿浮腫,四肢無力,走路氣喘吁吁。總之,三分像人,七分像鬼。
終於有一天,陳思把我叫到一個僻靜的教室,語氣嚴峻地對我說:「你必須認真反省在大鳴大放中我的思想言行,包括與母親的不利於社會主義的言行,也包括與馬開先的言行。」
我能從火燒埂裏死裏逃生,得力於三個因素:第一,我才30歲出頭,正是生命力最旺盛的時候,再加上早年在軍隊的鍛煉,身體素質較好。第二、「韜晦保身」的「活命哲學」使我能在生死關頭,面對現實,把平反冤案,思念老婆孩子等等,一律拋之腦後,什麼也不想,也顧不得去想這些了…
回到學校,剛剛跨進寢室,正碰上留校「工作」的郭英華,她詫異地看著我,問道:「你怎麼一個人回來了,馬開先呢?」我吃了一驚,預感到發生了什麼
在戰場上死得壯烈死得光榮,而在這裏,死得屈辱死得卑賤。在戰場上,雖然生活艱苦、緊張、險惡,但有同志間的愛心和溫暖,但在這裏,是暴力強壓下的苦役、饑餓、精神上和肉體的殘酷折磨和對「人格尊嚴」的侮辱。
每當我注視她佝僂、蒼老的身軀,心裡就有一種說不出的痛惜。她青年守寡,中年跟隨女兒顛沛流離,操勞終日,從來沒有過過氣派的悠閒日子。
我目睹了他的死亡,心裏非常悲痛,同時也非常恐懼,說不定哪一天死神也會突然降臨到我的頭上。後來,我看到了埋葬他的那片荒山,陰風慘慘,到處是一堆堆新墳,令人觸目驚心!
母親在大鳴大放中的這幾句疑問,使她鑽入了毛澤東的「陽謀」圈套,讓她付出了一生的慘重代價!
在此絕境中,只有想辦法改變自己的處境最現實,要做到這一點,唯有咬緊牙關拼命勞動,同時,老老實實地認罪服法。這樣,才能爭取早日解除勞教,離開這個鬼地方,「回到人民隊伍」中去。當時,「回到人民隊伍」是最打動囚徒們心靈的口號。
馬開先沒有倖免,她被曹英叫去做了特別談話,她是青年團員,得按六條劃定毒草的標準,對照著自己的言行寫出檢查和認識。
《勞動教養條例》上沒有勞動教養的具體時間,這就非常明確的向勞教分子宣告,如果是一個不認罪,抗拒改造,想翻案的人,那就是「罪上加罪」,這樣的勞動教養將是無限期的。
有些人剛被推上「右派言行批判大會」的講台時,就像一群被漁人之網撈起的小魚,開始還在漁網中蹦跳,聲明自己善良的動機,顯露出乞求寬恕的可憐相。但哪裡再有你「辯論」的餘地?
直到文化大革命時才清醒過來——我看到劉少奇、賀龍等開國元勳被打成的「反黨罪行」,誣陷他們的那種卑鄙的手段,同崔整我的手法非常相似。此時我才知道所謂的「黨章」和「憲法」等於個零!
我緊張地睜大眼搜尋。哨兵沒有理會我們,他們正在聊天。我蹲在草叢中,拉著外婆和余媽媽叫她們蹲下,她們立刻會意的彎下了腰。撥開亂草,順著我手指的方向看去。
2月28日上午,我和李恩章心情萬分激動,就像受了委屈的孩子終於來到母親身邊,急不可待地要向母親哭訴冤情,而母親則一定會洗清我們的不白之冤。
余媽媽是我們的緊鄰,她的丈夫是托兒所的會計,她本人是一個合川的農村婦女,和母親年紀差不多。她有五個孩子,最大的比我還小一歲,最小的才一歲多
我雖然有單位,但住房已被單位收回,我雖然有妻子女兒,但她們已離我而去,我已經無家可歸了。當我看到我原來居住的樓房上的燈光時,我想起了我的愛人、孩子……我長嘆一聲,物是人非。
我急忙背上背兜往家裡趕,剛到李家花園,滂沱的大雨便傾盆而瀉,我急忙躲進看守所廚房的灶坑中。一名大約四十歲的中年伙夫走出來,藍色的背心上印著一個碩大的「勞」字。
誰知這一別,竟成了永別。事後,我每當想起這次與她離別時的情景,感到很內疚、很遺憾當時我沒有答應她苦苦的留我再住一天的要求。我很對不起她!
等到放學後,同學們散盡,我趕緊從後牆裡取出背兜,打豬草回家。此外,在從學校到家裡的路途上還有兩處是我經常光顧的地方,一是北碚醫院,另一個是一家地主大宅院——李家花園。
高爐終於化出了幾斤鐵水的那天,全場沸騰了!敲鑼打鼓,紅旗招展,人流湧向場部報喜……今天回想起來,覺得太荒唐了。全場幾千名職工,日日夜夜費盡九牛二虎之力,耗費了多少人力、物力、財力,破壞了多少森林資源,才僅僅煉出幾斤鐵水!
家被抄以後,每月靠母親的三十元,要維持四口之家實在太難。初中三年級時,班主任說,如果家庭經濟確實困難,可以向學校申請助學金,免交學雜費。
歲月滄桑,轉眼已過了幾十年,幾十年中,歷次政治運動整的人太多了,而且整人的手段都是何等的卑鄙惡毒!今天回過頭來看這段歷史時,感歎我當時太正統太幼稚了,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血紀(11)
1950年我十三歲,常去附近農村看鬥爭地主的大會,那些被鬥的人,有些還是孩子,裸膝跪在碳渣上,雙膝血流斑斑,慘不忍睹。
1957年我有一個刻骨銘心的親身體會就是,凡是用權力整人者,都以「整人有理」來愚弄群眾,這叫做既當婊子又要立牌坊,最終的結果必將是自己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
從美國歸來的董時光先生在西師任教,他在鳴放會上發言,以兩個國家、兩種制度、兩種人民生活水平的對比,來說明他的觀點——共產黨在執政上的專斷獨裁。
這位大受趙局長表揚的周人文和那些真正向他學習,給領導提了意見的人,後來統統被打成了反黨「右派」分子。當他們醒悟過來得知受騙上當之後,已追悔莫及——有的家破人亡,妻離子散,有的在勞改營命喪黃泉,而那個大露鋒芒的青年教師周人文,最後也死在勞改營內。
以我這種父親仍在獄中服刑的「反革命」家屬,在這種壓力下,對「政治」敬如鬼神,自覺「矮人一等」。這種很深的「階級烙印」,使我每聞「反革命」三個字就提心吊膽
序言 譚松:一座文字的紀念碑 第一章、一九五七,惡夢開始 一、輻射全國的「陽謀」 二、我校的「引蛇出洞」 三、「陽謀」讓我中箭落馬
每當想起那慘烈的1957年,我就會痛徹心腹,不由自主地痙攣起來。真的,甚至聽到、看到、或提到那個年份,都會使我條件反射地感到巨痛。這是一個染滿中國知識界和青年群之血淚的慘澹悲涼的年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