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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紀實文學

立泰先到廠部,由廠部找到隊部,最後才找到我。對一個遠道而來的職工親屬,按照勞改單位的規矩,隊長必然要向他介紹我的情況,立泰這才恍然大悟:原來哥哥是這樣一個人!
對我們當前最大的威脅仍是食不果腹。按照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和界牌鄉鎮村舍的收成,合作社分配給全勞動力每天的口糧,僅只有八兩黃穀,折合大米不到六兩。
這些被政治運動迫害的難友們休假去沙灣趕集,路經磚瓦隊時,經常來找我玩,彼此談談心,我們這些來自五湖四海的患難朋友們都是舉目無親的光棍單身漢,見面時格外親切。我們互通訊息,各訴自己對形勢的看法,都盼望著黨早日給我們平反。
下鄉直接管理我的「教育者」,就是這趙氏父子,趙老漢解放前一直佃地主的田種,做地主的丘二,為地主抬過滑竿,也跟著去重慶跑過碼頭,那市井經歷,市俗見識是這裡從未出過山溝的男人無法比的,這趙家灣上上下下二百來號人家都得讓他三分
此時的二娥山區,正是寒風刺骨,雨雪交加嚴冬季節。白天,我帶領著大家冒著風雪嚴寒,在沒有人煙的荒山野嶺中挖礦石;晚上,工棚外山風吹得吱吱的響,棚內點著一盞昏暗的菜油燈,在遍地鋪滿了稻草的地鋪上,勞教分子們圍坐著開鬥爭會、或學習會、生活檢討會。
我在院壩的中央放下了背包,兩邊廂房門口的階簷坎上,早已站著兩家人家的大人小孩。此時的我活像一隻被許多人圍觀的猴子,還來不及看清這即將進入我「改造」的環境是什麼樣子
此時的我,再也不敢有1957年「反右」以前那樣認真而又剛直的個性了,不得不學會在所謂「好人」與「壞人」之間周旋,在人與人的利害關係中圓滑地求生存。我想,我的這種做法上帝也會原諒我,因為我的本性被暴力扭曲了。
當我們這支裝束古怪的隊伍,背著背包,提著各自的帆布書包,腳穿草鞋跨進殿堂時,引來一大群孩子圍觀。他們用好奇、陌生、稚氣的眼光觀察著這一支古怪的隊伍
從老家帶來的餅子,我在路上捨不得多吃,此時還剩下一點。餅子都長白毛了(黴變了)。看見餅子,又想起了山東老家,想起了我娘,還想起了臨別前的那天晚上,四叔背著我老祖母,到我家的炕上與我告別的情景……
從沙坪壩到南桐,進入目的地南桐礦區叢林煤礦時,已是晚上八點多鐘了。車隊一直開抵叢林小學的操場壩裡才停下來。
我百感交集,難道跟著共產黨鬧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最後就是為了達到這樣的目的嗎?
余協和反覆看那滿鋪堆著的亂草,心裡擁起了一陣陣的疑惑,畢竟當時他才十六歲,雖耳聞大學校園裡的種種傳說,並不太懂這「反右」究竟是怎麼回事,尤其是疑慮我這個比他才大三歲的鄰居,一個未出茅廬的大學生,怎麼會身陷其中?
幸虧這時我的「右派」身分還沒暴露,村裏的人都認為我在外面當了「大官」了,即使是有人懷疑,但他決不會想到我是一個「階級敵人」。
能想出了一個「大鳴大放」,使出了放長線釣大魚的「陰謀」,劃百萬計的知識分子使他們聲名狼藉的變成「資產階級右派」,封住剛剛想開口說「不」的口,已屬亙古首創、聞所未聞的中外專制獨創。
我問娘:「餓死這麼多人,政府不管嗎?」,她說:「這個年代誰管這些,以前還有些大戶人家(地主)出來放量救濟,現在沒有大戶人家,都成了窮人了……」
我們為明天的「精彩」生活而興奮不已,江遠報告說,明天早上是稀飯、豆乾和油炸花生米,中午六菜一湯,饅頭隨便吃,只是准吃不准包。
這位跟著我四年,面容慈祥,心地善良的老保姆的形象立即浮現在我的眼前,我一陣心酸,幾乎流出眼淚。我長歎一聲,恐怕今後難以再見到她了。果然,1979年我冤案平反時,她已去世多年。
經歷幾十年殘害的我,意外的苟活至今,回憶起五十年代之大學校園的同學大家庭,其成員中許多人格的卑怯,懦弱和盲從。理性地思考其原因恐怕主要是專制主義暴力的扭曲,一黨專制肆旡忌憚踐踏了人的尊嚴!!
更可怕的是,在這個社會裏,一旦你被定為「階級敵人」,你就成了「人民公敵」,或者說成了「瘟神」,任何人,包括親戚朋友,都要躲著你,都必須同你「劃清界線」,否則就要受處罰。
血紀(28)
老圖書館崖下,那片長滿雜草的老足球場被劃為重慶大學農場的耕作基地,這裡便是我們這七十六名極品脫胎換骨的勞動改造基地。
這天夜裏,我第一次聽到地、富、反、壞、右聯在一起的「五類分子」的稱號,以前只叫四類分子,沒有把「右派」排進去。我從這些人的口裏知道,我已經被排在「五類分子」的行列中了,我已經成了這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裏敵對階級中的一分子了。
為什麼這種嚴肅的政治批判會攪進這麼一出莫名其妙的緋聞?我來不及細細的推敲了,只是下意識地向曹英吼道:「把那材料拿給我看。」
老保姆和她女兒全家人,見我突然以這樣一副狼狽像出現,大吃一驚。老保姆頓時就哭了,全家人皆嘆惋,他們擁上前來問長問短,我淚如泉湧。
從第四天開始,年級的反右領導小組長曹英親自指揮了對我的批鬥會。反右以來,他的反右領導小組,在全系組織了幾十場鬥爭會,這人有一種使被鬥爭的人在他的面前垂頭喪氣而獲得快感的心理癖。
一天,全隊吃菜包子,在那個年代,這是個了不起的「享受」,黃隊長叫炊事員悄悄拿了三個大包子給我,叫我不要聲張,找個地方悄悄吃。我感到一股暖流湧向我全身,眼淚流下來。我趕快回宿舍蒙著被子吃完了這三個包子。這輩子我永遠忘不了黃隊長和三個菜包子。
在井口參加勞動鍛煉的大軍,一直到年底前最後幾天才回到學校。令我感到困惑的是,同班的同學,相別了兩個多月,竟沒有一個人問起我的病情。他們見了我像有一種說不出來的陌生,再沒有以往的玩笑和親切的交談。
我剛進集訓隊時,與剛進勞改營一樣,感到自己和這些人為伍,在人格上是對我極大的侮辱,大有無顏對天地祖宗之羞愧。不過,我想到歷史上那些忍辱負重的落難英雄,想到為了生存必須適應,想到忍受加上時間煎熬就是希望。
1957年12月中旬的一天,大約上午11點鐘左右,弟弟突然出現在我寢室的門口,他的到來,給我孤單悲傷的心吹來了一陣暖風,同時也帶來了更多的憂慮。
這些人(也包括我在內)三分像人,七分像鬼,面黃肌瘦或黃腫爛胖,頭髮鬍子長得很長,兩眼癡呆無神,走路氣喘吁吁,衣服破爛不堪,滿身蝨子,老遠就傳來一股臭味。
兩封信,當然要張冠李戴顛倒了寄,稱謂開先的信,信封上寫了母親的地址寄給了北碚托兒所,而稱謂媽媽的信箋卻裝進了寄往井口的信封。